中国商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存境遇

　　俄罗斯远东地区包括7个俄罗斯联邦主体：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领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随着中俄边境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在俄远东的广大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身影。11月5日，《新周报》记者在摄氏零下近20度的严寒下来到这一地区，实地探访了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中国商人难得“安静之地”

　　“拿出你的护照。”

　　楼梯口的一个小房间打开了一个窗口，一位俄罗斯大婶伸出了一只手，她接过护照和落地签单，用力盯了我这个不速访客半分钟，“上去吧。”她用手指指二楼。

　　我来找的熊贵发不是做生意的高手。5年前，他开始在黑河练摊；9年前，他还在黑河火车站抬木头；12年前，他从伊春市铁力林业局铁皮加工厂下岗。

　　“我并不是太乐意来这里。”熊贵发说这话的时候，他是坐在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劳动大街47号楼二楼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这是他弟弟卖羽绒服的摊位。弟弟熊老四去了北京，他们在雅宝路经营着一个专卖俄罗斯皮草的商店。熊贵发的摊位在四楼，那里有雇来的人照应。

　　“如果不是黑河的生意不好做，才不来这里受洋罪。”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指南方，黑河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对岸，“黑河的政策不优惠，把我们的生意限定在大黑河岛上，俄罗斯人不愿意到那里买东西，所以，许多在黑河做服装生意的中国人都跑到了这里。”他抱怨着以前的生意，不时有俄罗斯姑娘进来，他用熟练的俄语招徕着顾客。

　　一位阿塞拜疆裔人1993年来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下简称布市)，他带来了很多不知道从哪里赚到的钱，准备在布市开拓生意，很快，他结识了阿穆尔州警察局的一位官员。阿塞拜疆裔人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那位警察局的官员被他聘为副经理。

　　47号楼原来是一所大学的宿舍，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阿穆尔州经济衰退，许多俄罗斯人沿着铁路向西走了，回到了莫斯科等城市里，同时带走了阿州大学的生源，紧邻大街的47号楼就空了出来。阿塞拜疆人瞅上了这座外表并不招眼的四层小楼，就从大学校长手里将它买了过来。经过简单的设计装饰，一间间10多平米大小的宿舍被改造成了摊位。

　　3年前，熊贵发和弟弟熊老四来到47号楼寻购摊位的时候，阿塞拜疆人已经赚到了不少的钱，并已经成为阿州议会的议员了，而那位由他聘请的警察局警官的职位也得到了提升。

　　“每个摊位是花11.7万人民币从中国同胞手里买的。”把生意转向国内的中国同胞将从阿塞拜疆人手里得到的摊位卖给了熊氏兄弟，但是，其中的6万人民币要交给阿塞拜疆人。“不管是谁再把手中的摊位转卖出去，必须付给他6万，这是他定下的规矩。”两年多以来，熊氏兄弟把一件件服装卖给俄罗斯人，逐渐赚回了购买摊位的钱。

　　100多个中国人选择47号楼的理由是“这里安全”。有当着州议员的老板和在警察局做官的副经理，在布市的地面上，这里是中国商人难得的一块“安静之地”。

　　上万中国人支撑布市经济

　　11月5日早上8点，上千的背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已经使窄小的黑河海关拥挤不堪。这是本周最后一个可以过关的日子，而第二天将是布市人休息的时间，必须尽快把货物运过去。货物里甚至包括青菜、保鲜的草莓以及从中国南方运到的香蕉，统统被人肩扛手提着带到了黑龙江上的气垫船里。

　　江上每艘小船可以搭乘20来名客人，大船搭乘得多些，40多人拥挤着能乘下。黑河海关开出的船每间隔十几分钟发出一艘，而滞留在海关的人却不见减少。“俄罗斯的船只送俄罗斯人过来，哪怕是空驶回去，也不搭乘中国人。”一位手里捧着俄语会话小册子的武警说，中国的船当然也是只搭乘本国人。

　　当花了180元人民币的船票到了俄罗斯一方的时候，一位穿着布满污渍制服的俄罗斯女警察指挥着一辆老式的客车接近客船。从江边到他们的海关只有区区50米，“不许步行，必须坐车。”女警察用严厉的俄语呵斥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

　　布市的俄语名字意思为“报喜城”，1858年被满清政府以《瑷珲条约》割让给俄罗斯。在布市综合博物馆，胖胖的女俄罗斯解说员用小棍子指着放在玻璃橱柜下的《尼布楚条约》说：“根据这个，我们走了，根据瑷珲条约，我们回来了。”布市满语名字是海兰泡。1900年曾发生过5500多名中国人被俄罗斯侵略者屠杀在黑龙江里的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海兰泡惨案”。

　　显得有些傲慢的俄罗斯海关检查人员慢吞吞地，足足要花数分钟时间才会让一个中国人过关。而海关的外面，已经有上千的中国人在等着去往布市各区的车辆，这里俨然还是中国的边境小城，只是看到一个个带枪的俄罗斯警察巡逻着时，才使人意识到这里已是异国他乡。

　　“在布市，至少有1万做生意的中国人。”熊贵发告诉来这里采访的记者，除47号楼的100多位中国商人外，更多的中国商人在一个叫“扎巴”的市场摆摊，“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那个市场上。”另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华府”的中国货市场，也有2000多中国人在那里做着生意。“很多刚来的人在街头摆摊，这些人的数字不好统计。”在阿穆尔大学学习过3个月中文的阿廖娜对记者说。

　　熊贵发的摊位除了花钱购买之外，他每天还要交给那位阿塞拜疆人的公司1000卢布的租金，每年是36万卢布，整座楼则是3600万卢布。“如果把全布市中国人每年缴纳的租金算在一起，那将是很大的数字。”市场上露天的摊位费用稍微低一些，但每年下来也有十几万卢布，仅一个扎巴市场，每年中国人缴纳的租金就在3亿卢布以上。依此推算，中国人在布市每年缴纳的租金则在10亿卢布左右。加之中国商人在布市的生活消费，还有每天上千的中国观光客在这里抛洒卢布，布市经济已经实实在在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没有中国人，阿州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打击。”阿穆尔州政府副秘书长说，是中国人支撑了阿州，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位秘书长说的话是有根据的。“2003年春天，中国闹SARS，俄罗斯远东联邦政府一下子封闭了黑龙江沿岸的11个海关，中国人和中国货进不来了。”熊贵发说，封关不到一周，布市就爆发了几万群众到阿州政府游行，要求政府开放海关，因为在短短几天之内，市场物价飞涨十几倍，日常用品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为数颇多的俄远东中国人群

　　“只要火车能到达的地方，哪怕是小镇，都有中国人在那里。”郭云飞原来是黑龙江一家报纸驻大庆的记者，现在47号楼四楼购置了一个摊位。2002年，他从布市出发，乘了4天4夜的火车，来到一个叫额里斯克的城市，“那是一个军事要地城市，在地图上找不到，我去的时候还因为特殊的军事位置没有对外开放。”在郭云飞之前，已经有300多中国人在这里定居，开办了两个中国市场。

　　俄罗斯远东地区包括7个俄罗斯联邦主体：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7州区领土面积269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其中俄罗斯人占80%，乌克兰人占8%，其它为白俄罗斯人、那乃人等民族。

　　远东地区有多少中国人呢？有的媒体称有50万人或者100万人，俄罗斯外交部公布的数字是10万人，俄罗斯远东经济研究所的估计是20万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从几个主要的城市来看，中国人的存在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动辄有几千中国人聚集在一起做生意的市场几乎在远东的每一个稍大的城市都存在着。哈巴罗夫斯克(以下简称哈巴)是远东地区的政治中心，有50万人口，是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在哈巴的维拔市场上，2000多中国人经营着各种商品生意，维系着整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居民日常生活。

　　19世纪以来，俄罗斯从满清政府手里得到远东地区的大片土地之后，中国人逐渐撤离出来，中国人重返远东是从20世纪二战时期开始的。“第一批是在哈巴已经定居并获得了俄罗斯国籍的抗联战士。”现在哈尔滨做海鲜生意的王占国以前在哈巴等城市经商多年，他在哈巴的一户中国人家见到过一位老人，已经数十年没有回过中国，这位老人在抗联担任过副班长，而他的班长陈雷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省长。

　　最大数量的中国人还是在这里经商的后来者，“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来到了这里。”在街头每天都能见到中国人的列娜说，布市并不是中国人最多的城市，阿州也不是最多。如果到了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那里的中国人比例更高。

　　无法统计的原因在于合法居留的有数字可以衡量，而非法的则要比合法的可能还要多。2004年6月7日，阿州内务局对5处外国公民聚集地进行检查，查出了130名非法居留者，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一个统计数字是，在伊尔库茨克，有2万多中国人，其中合法居留的只有3000人。

　　“以前，在布市经商的中国人生了孩子后自动获得俄罗斯国籍，现在，这项法律被修改了。”熊贵发说，针对中国商人的劳务签证，俄罗斯方面也做了修改，布市等距离中国边境较近的城市一般不容易得到签证，通常会签到更远的城市。“如果从布市出发前往更远的远东城市，必须从警察局拿到路条才可以。”郭云飞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必须获得路条，否则就被视为非法。

　　“应该建立一个贸易中心，建立国家级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哈巴罗夫斯克行政长官伊沙耶夫对中国人是持欢迎态度的。而远东经济研究所所长米纳基尔认为：“如果你去别人家做客，就不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融入到当地居民中去。”

　　中国人在俄的生意经

　　“如果想获得和俄罗斯人差不多的市场待遇，就找一个俄罗斯女人。”黑河市将要在11月底前往俄罗斯克里斯托克市做工的30来岁的庄先生说，他的一个虎林市的朋友前几天来到他家里说，由于在图穆斯克市娶了一个俄罗斯女人做妻子，他以妻子的名义在市场上得到的摊位是中国人租价的零头，每年为他节省的钱都在10万人民币左右。

　　当然，娶到俄罗斯女人的中国人实在是少数。“今年在我这里注册的是3对。”布市民政局长介绍说，这是合法的，当然可以得到合法的好处。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街头练摊开始，然后到中国市场租下摊位，在有些钱之后，可以不再忍受露天之苦，到劳动大街47号楼、少先队大街150、151、75号楼租下或者购买冬天有暖气的摊位。

　　熊贵发一年一个摊位的收入在七八万人民币左右，这在布市的中国商人中算得上中等偏上。“有的人一年能挣两万就不错了，赔钱赔得倾家荡产的也大有人在。”熊贵发说，许多人听信了到这边能赚大钱的话，把在国内的家产卖光来这里做生意，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兴许比在家里熬着好一点。

　　赚到大钱的人也有人在，他们会花20万购置房产，花几千美元买一辆日本二手车。布市向日葵酒店中餐馆的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雇佣了几个俄罗斯帮工，每天开着一辆“子弹头”车逍遥自在。“但在这里能买上车的中国人是极个别的人。”熊贵发说。还有一些在当地投资办厂的人，雇佣廉价劳动力，生意也能做到很大，但承担的风险也最大。

　　结雅河是布市的母亲河，在结雅河流域承包土地和采伐木头的黑龙江农民是近几年新生的一个中国人群体。每公顷土地的承包价格折合人民币为300元，通常承包土地的数额在15公顷的样子。每亩土地只能种上一季庄稼，每年每亩土地的收入约在100元左右，这样下来一个在结雅河承包土地的黑龙江农民每年收入也在3万元左右。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在远东做工的中国人，他们从中国老板手里得到的工钱大致和在国内做工差不了多少，还要扣除来往的签证费用以及高昂的车船费用，一年到头的收入是所有在远东中国人群中最少的一个人群。

　　罚款：中国商人的无奈之痛

　　“我罚一个星期的款，就可以换一辆汽车。”布市扎巴市场附近一个派出所的警察尤乐对市场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说。

　　尤乐绝不是吹牛。“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正在市场上出摊，来了一队警察有二三十人，把护照收走了，他找到警察去要，被罚了300卢布。”熊贵发刚到布市时也在扎巴市场出摊，“罚了款还必须说谢谢，如果不说，第二天还会被收走护照。”

　　“他们天天都在罚款，每个中国商人每月肯定至少被罚一次，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用这种手法敲诈过。”熊贵发说，警察是一天收一排摊位的护照，第二天再收第二排的，每次六七十人，每人300卢布罚款，每月下来一个派出所能罚60万卢布左右，可见尤乐的话并不夸张。

　　最严重的时候，一些普通俄罗斯人借来警服就敢上街拦住中国商人罚款，有些明知道不是真警察，但只要护照到了他们手里就不能不乖乖交出一笔钱。

　　“有的人倒霉了能连续几天被抓到，还不敢问理由。”有一阵子，熊贵发产生了不想干的念头，“所以，后来，我和弟弟就以高价买下了47号楼的摊位。”由于47号楼的老板是阿穆尔州议员，在地方上的势力大，警察一般不敢来骚扰，小偷、流氓也很少光顾。有次，一个47号楼的中国商人在外面逛街时被警察抓走了，出任47号楼副经理的警察局那位官员出面把人领了回来，并训斥抓人的警察：“你们敢抓47号楼的人？”自此，47号楼就没有警察来抓过人。

　　但是，这样的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个47号楼的摊位除了正常的租金要付之外，每年要交给老板1000美元的保护费。这是在俄远东的一个惯例，政府很少过问市场上商贩的税收，而是由市场的管理者统一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就行了，所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就会设法通过罚款补充荷包。谁的势力大，谁市场上的商户就多，所以，那些来做生意的中国人也愿意以保护费的形式获得安全。

　　2002年是布市的中国商人最难过的一年，几乎每一个中国商人都被罚过款。

　　除了经常被警察光顾罚款之外，质检局、移民局也经常来罚款。“一个朋友的护照被移民局拿走了，说他是非法入境，可是只要每月交纳3000卢布就可以居留，就这样他一连交了3个月罚款，移民局的人才说是合法的，把护照还给了他。”熊贵发说，每年交上去的罚款加上保护费得有3000多美元。全远东地区没有被罚过的中国商人为数极少。

　　人身财产安全难有保证

　　熊贵发的一个朋友在萨哈林岛(俄罗斯最东的一个岛)做服装批发生意，有次打电话通知他前去拿货，等他赶到萨哈林岛的时候，他的朋友家里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在一天晚上，朋友的货卖完了，让16岁的儿子回家取货，在路上被几个俄罗斯青年活活打死。案件报到警察局，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即使知道凶手是谁，他们也不去抓。”熊贵发不愿提及那些把命留在了远东荒原上的朋友，“他们想往更远的地方去，中国商人少，钱会好挣一些，可是，往往是连命都带不回来，还挣什么钱啊？”

　　非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货物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扎巴市场有一个大仓库，许多商人的货物存放在那里，有一天晚上，一把大火把仓库烧了个精光。“有的人这次的损失就达50万以上，最少的也损失了8000元。”扎巴市场大门口一个批发牛仔服装的中国老板说，这次大火要比西班牙焚烧中国鞋城严重得多。大火灾发生之后，中国方面派出了黑河警方前往现场勘验，阿州警方也介入了此事件调查，但是至今也没查出真相，所有中国商人的损失目前只能自己承担。

　　中国商人由于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出门上街一般不敢一个人，也不大敢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还不能租房子，住出租房在这里也是要被抓走罚款的。”熊贵发说，他们就常年住在几个中国人较多的宾馆里。王占国在哈巴时曾有幸租到过房子居住，但起初也是在没有暖气的、在当地是贫民居住的“穆克楞”，直到后来才被允许换到有暖气的“大板楼”里。

　　由于经常遭受警察的盘剥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2002年春天，布市的中国商人爆发了一次长达13天的大罢市，5000多中国商人参加了这次行动。在这次大罢市行动中，中国商人要求得到与俄罗斯商人一样的租金待遇和税收政策，要求合法的护照不被罚款。然而罢市在坚持了13天之后以失败告终。

　　类似的罢市行动在哈巴等城市也出现过。中国商人曾经有意识地组织起商会、华人协会。来自哈尔滨的许强曾经在布市创办了一张中文报纸《商务指南》，并出任当地的华人商会主席。许强办报的本意在于为当地的中国同胞提供法律帮助。“但其实他并没有做多少实事，华人商会也只是名义上存在。”一位“中国城”的老板说，“如果有人真能真心实意为中国商人办事，我们乐意出钱。”

　　黑帮——另一个心头之患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黑帮近年来有猖獗之势。一方面，日益增多的在俄远东地区经商中国商人为黑帮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黑帮介入了市场的初期建设，反过来又为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一席之地。

　　哈巴的第一个中国市场就是当地黑帮建设的。“起初，我们都是把货摆到马路边上叫卖，就像中国的70年代一样。”王占国说，当地的黑帮开始是找他们要点钱收少量的保护费，后来，黑帮头子干脆从政府手里买到了一块地皮，建设了一个大市场。“黑帮每年向政府交钱，我们不直接与政府的税收部门打交道。”王占国在五六年的时间内走遍了俄远东7个联邦主体之内的各大市场，他发现，其它城市的市场基本上和哈巴一样，几乎都控制在黑帮手里。

　　2004年7月，30岁的尼古拉耶夫当选了俄远东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市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据传是当地的一名势力强大的黑帮老大，曾被警方指控犯有强奸、谋杀等罪名，而当选市长之前，尼古拉耶夫早就是该市的议员了。

　　其实，俄远东地区的黑帮早已成为被社会接纳的一个群体。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汽车编号前面带有3个字母，带3个0的是政府用车，带3个T的是黑社会专用车辆。拥有3T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以随便闯红灯，可以逆行，无人敢惹。知情人士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黑社会是公开的，势力极为庞大。

　　中国商人在俄远东如果按照黑帮的要求交纳正常的租金，一般不会招惹太多的麻烦上身。但是，由于在俄远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一些在国内犯有前科的人偷渡过来之后形成了自己的黑帮。这一类黑帮对中国商人构成的威胁最大。

　　王占国一次从哈巴乘火车到北方的一个城市运货，火车行驶到半夜时，几个持枪的中国人开始在车上抢劫。王占国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幕，一个不顺从的中国年轻人被持枪者抓起来从车窗上扔了出去。中国人形成的黑帮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利使用的手段是“踩包”。所谓的“踩包”，就是指敲诈。王占国曾经被黑帮多次“踩包”，每次都只能忍气吞声。他在最后准备撤离哈巴回到国内时，联合了几个被“踩包”过的中国商人，花钱请了警察，把几个经常“踩”他们的黑帮成员抓进了监狱。

　　灰色通关增加中国商人经营成本

　　“我们的货物绝大部分是每公斤花20多元钱，让俄罗斯人带过来的。”熊贵发说，俄罗斯海关限制中国商人从黑龙江南岸过关时携带货物的数量，“每次每个人不能超过50公斤，这样的话连日常的生活用品都带不完。”

　　每一个可以通关的下午，在黑河海关可以见到上千的俄罗斯人在江边等船，他们每个人携带着四五个不等的大包，里面装满了中国商人急需的货物。“俄罗斯海关不限制他们携带货物的数量，只要他们带过去，我们按照每公斤20元钱付他们报酬。”熊贵发说，到了冬季，黑龙江封冻之后，可以用汽车运送货物，每公斤的货物价格就要提升到21到23元。

　　“我们只要拿到货物就行了，根本不管什么报关单。”熊贵发和大多数中国商人都知道，这种携带货物的形式叫“非法通关”，如果俄罗斯方面追究起来，轻者罚没货物，重者课以超出货物总值许多倍的罚款，甚至会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灰色通关”这一现象在中俄贸易中已经存在了十几年。

　　更多的货物是通过俄罗斯的民间通关公司代为办理。俄罗斯通关公司为中国商人代办进口业务，提供运输和办理海关手续捆绑在一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服务也经常被称为“包机包税”、“包车包税”或“包柜包税”。

　　“灰色通关”常常为中国商人埋下祸根，由于从通关公司那里拿不到通关单等正式文件，也为各类部门收取罚款提供了口实。2003年，莫斯科艾米拉中国市场遭查封事件给中国商人上了生动一课。在2000年至2001年间，在俄境内的中国商人因此遭受查封的货物总值超亿美元。

　　不管怎样，俄罗斯远东地区离不开中国人和中国商品，一位俄经济学家坦言，“SARS时期的封关，让远东人明白了远东经济离不开中国人。”如何改进中国人在俄远东的生存状况？这当然是需要中俄两国的高层部门坐下来静心协商解决的事情。(来源：《新周报》驻北京记者喻尘发自布拉戈维申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