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发现新上海

　　本报记者 周 扬 上海报道

　　几乎每个周五晚上，毛瑞斯(Maurice Ohana)都会带着他的家人，一起来到上海市虹桥路1700号——美丽华花园的一幢白色别墅。

　　这是他们的新家园，上海犹太人俱乐部——2000年专程从美国请来拉比(rabbi)之后 ，定居在上海的100多个犹太家庭在这个安静的城市郊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安息日。

　　那些安息日的夜晚，男人和女人分列两边，年幼的犹太孩子在父母身边注视着庄严的仪式——他们大多在上海出生，从小接受正规的犹太教育，他们在拉比的带领下一起唱歌，一同祈祷，最后共进晚餐。

　　白色桌布覆盖的长餐桌将这些犹太家庭连接在一起——虽然他们有不一样的国籍、不一样的头发颜色，却有着相同的、传承了五千多年的犹太血统。

　　与这样悠长血统共生共长的，是沉淀几千年的商业基因。这100多个犹太家庭大多从事贸易，长长的餐桌也是讨论中国生意的固定场所，他们交流长三角哪些企业的

纺织品会比较便宜，而哪些西半球的国家迫切需要这些货物。

　　半个世纪后，犹太人再一次重聚上海——不仅是为了缅怀二战艰难岁月里父辈们在上海得到的庇佑，更是为了效仿19世纪下半叶敏锐的祖先，试图在上海开拓犹太商业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这100多个犹太家庭，只是全球1400万犹太人中的极少一部分。但在全球化的年代，犹太人如鱼得水——散居全球的两千年来，他们以商业为立足点，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在他们的心目中，生意从来无国界。

　　毛瑞斯一家

　　毛瑞斯是上海犹太人组织的领导者。1999年，出生在法国的毛瑞斯和家人来到上海定居。此前，他在法国开设纺织品贸易公司，并已经和中国企业打了多年的交道。

　　很快，毛瑞斯敏锐的发现中国产品缺乏时尚元素，在设计和物流方面也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毛决定举家迁徙到上海——这里是全球制造业中心长三角的枢纽城市。他说，他的同伴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这里定居，设立了自己的企业。

　　毛瑞斯花了5000万买下位于江苏北路的一幢办公楼，他给他的上海贸易公司取名“龙飞”(Longfield)。

　　毛瑞斯的闲暇时间并不多，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他都要忙着照顾自己的生意——从中国采购纺织品、日用品等，再卖到欧洲和美国，“因为和欧洲、美国有时差问题，晚上回家我还会继续工作，联络海外的贸易伙伴。”

　　“定居在上海，好处是可以实地去看货。”他们的中国的供货商来自全国各地，操一口法语的毛瑞斯可以流利地说出山东、江西、江苏、浙江这些供货地名，他的公司职员来往于上海与供货地之间，提出产品的定制要求，然后让中国企业生产。

　　毛瑞斯一家对于中国的变化感到吃惊，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商业环境，这几年上海的发展，“让我觉得和欧洲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融入上海生活的速度和他们的商业是同步的。在刚到上海的第一个星期，怕家人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毛瑞斯做了很多卡片，标明家的地址、医院、警察局的位置等等，“但一个星期以后，这些卡片全都扔了，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现在，分别掌握了法律和工商管理的专业技能的两个女儿在复旦大学进修中文，并在父亲的公司里工作，其中一个还经常辗转于香港和上海之间。

　　平日，毛瑞斯请了一位上海阿姨负责打理家务和做饭。在毛瑞斯妻子的指导下，这个上海阿姨也能做出犹太人的饮食。并且，毛瑞斯对四川菜情有独钟，春卷、水饺也是他常吃的中国食品。

　　他的妻子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家相夫教子之余，还要学习中国茶道、中医和按摩。“闲暇时也会去逛逛襄阳路小商品市场。”

　　上海犹太人的生意

　　毛瑞斯一家来到上海的时候，正是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1999年整个上海只有二三十户犹太人家，大多是在中国搞贸易的。”毛瑞斯回忆说。

　　此前十年，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已经在陆续增加，“这跟国内80-90年代外商投资的增长趋势是相吻合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健说，21世纪上海的迅猛发展，令前来淘金的犹太人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65.96亿美金，1999年升至436.39亿美金，而三年后的2002年，这个数额奖金翻了一倍——847.51亿美金。

　　“2004年还只有600多人，到了2005年人数就翻了一番。”王健估计，目前定居上海的犹太人有1200人左右。而根据毛瑞斯的统计，这个数字超过1500——“虽然并没有官方的确切数字，但犹太人群体联系很紧密，只要有新到的犹太人，就会四处寻找同胞，总能联系上。”

　　王健说，这样快速增长的上海犹太群体，可以被视为犹太人第三次重返上海。

　　在近代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作为经济型移民的塞法迪犹太人，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陆续来到中国，而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和区位优势集聚财富，成为了移民上海的直接动机。

　　王健介绍，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

　　位于陕西北路500号的西摩路教堂建成于1920年，缔造者犹太商人沙逊曾经在上海富极一时。除了贸易，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塞法迪犹商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通过影响上海金融市场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上海犹商开始陆续撤离。直到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重返上海滩。

　　曾在二战期间避难上海的英国犹太人艾森伯格是此间的先行者。1983年，他在上海投资建立的耀华-皮尔金顿玻璃厂一直延续至今，当年是国内最大的一批中英合资企业，也是最早进入浦东的合资企业之一。1993年，该公司成为国内平板玻璃行业的首家上市公司。艾森伯格还与上海市签订了建立浦东钻石交易中心的协议，在他去世后，这个协议在金茂大厦变为现实。

　　在近代上海的经济史中，“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王健分析说，声名显赫的沙逊家族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现在，转口贸易是上海犹太人从事的最主要的商业活动。按照毛瑞斯的估算，上海犹太人一年的贸易额可以达到20亿-30亿美元。另外，小部分犹太人在电子行业、高科技领域和房地产方面也有投资，但不是主流。

　　不过，这些上海犹太人很少购买中国的金融产品，毛瑞斯分析说，“这跟上海的国际金融机构太少有关，合资银行有不少，但还要等真正国际化的金融机构多起来才会考虑。”

　　为什么是上海

　　“本以为犹太方面的传统正在慢慢淡化，没想到却在上海受到这么正规的犹太教育。”

　　在美国算是犹太移民第三代的犹太人包安祝(Andrew Polins)说，上海的犹太文化是有历史传承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是上海犹太人越聚越多的一个原因。

　　包安祝只有26岁，却已经来到中国5年。在哈尔滨念大学，后来又去北京读过书，2003年，包来到上海工作。他目前在迪士尼儿童天地的香港分公司任职，主要负责在大陆采购服装和原材料。他说，上海和长三角的大中城市他都跑过，跟很多民营企业混得很熟。

　　毛瑞斯告诉记者，美国拉比来上海主持犹太教的活动之后，更坚定了许多犹太人留居上海的信心，“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到上海。”

　　“而犹太人的商业性格，又决定了会与上海这样的城市相处得特别融洽。”

　　王健说，这需要分析历史上犹太人善于经商的原因——犹太人寄居他国，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做手工业和贸易。“他们的优势在于，离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血缘联系，使得跨国贸易更加便利。”

　　中世纪的基督教不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拾遗补缺，做起了高利贷的生意，“那是最初的金融交易形式，犹太人很早就会进行金融运作了，帮助封建君主

理财。”

　　在资本主义兴起时，因为有这方面的积累，犹太人在商业领域就显现出超过其他民族的优势。而近代上海以贸易开港，服务业有很好的基础，这与犹太人的特长完全吻合，正是施展拳脚的好地方。

　　王健认为，历史上的种种遭遇使得这个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他们习惯了迁徙辗转，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容易变现的产品——贸易是其中最好的选择，做制造业、建造工厂是没法带走的。

　　事实也是如此。现代上海犹太人的主要投资领域还是贸易，并没太多涉及制造业。“犹太人喜欢自己做老板，而贸易是最容易起家的，他们跟中国的温州人很像。”包安祝说，这是他在浙江几年总结出的经验。

　　王健认为，上海

十一五期间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正是犹太人的强项，也会为更多来上海的犹太商人提供机会。

　　据毛瑞斯介绍，已经有一些小的犹太人开办的咨询公司、事务所来到中国，医疗卫生方面也有中国的合作项目，譬如犹太人的医疗团体会定期跟上海瑞金医院交流。

　　而一些年轻的犹太人，比如包安祝正在逐渐转变观念，开始为大的跨国公司打工，并没有选择自己去做犹太老板。

　　虽然与传统的犹太人相比，包安祝的观念有些前卫，但每次礼拜结束后很长时间，他的头上还戴着犹太人传统的圆形kipa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