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缺民工缺技工

　　本报记者 李翔 北京报道

　　大年初二，原国栋还在为自己如何找到一名熟练的车工而发愁。生活在河南省济源市的原国栋，拥有一个净资产不会超过200万的小工厂。工厂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周围的大企业加工机器零部件，比如，最简单的螺丝。

　　现在的问题是，他想扩大工厂的规模。他在新年之前购买了一辆新的车床，为了保证新年过后新车床能够投入使用，他必须找到他认为足够优秀的车工。

　　这个城市有为数不少的下岗职工，很多来自“山上”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到这个小城市的周边寻觅工作机会——在当地，人们习惯把远离城区的那些纯农业地区称为“山上”。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原国栋的小工厂中已经容纳了足够多的本地年轻人和他自己的亲属。但是，车工必须从外边请。在工厂创建初期，原国栋高薪从一家国企挖来一名车工，他们尊称他为“老师”。但如果工厂扩大后，这位“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已经没有精力再操作新的车床，必须招聘新的车工。

　　最容易辨识一名车工是否优秀的标识就是，他拥有国家认可的技术职称。而拥有技术职称的人，几乎全都是原先国有企业的技术工人。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这名车工能够赢得同行们的交口称赞。但是，这个城市国有企业里的技术工人不是因为想享受各种福利而留在原企业，就是已经被纷纷兴起的各种小工厂聘走。原国栋四处托人打听，甚至在当地电视台上做广告，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由于车工如此难找，原国栋开始考虑自己培养此类技术工人。他想在老家村里的年轻人中挑出一些来，送到洛阳的技术学校学习，学成之后自己留着用，“他们也可以给自己干的时间长一些，”他说。

　　事实上，在原国栋的身边就有不少没有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大都高中毕业，但未能升入大学。在当地，高中的优劣之分非常明显。一个初中生如果没有进入当地比较优秀的两三所高中，他考上大学的机会就非常渺茫。考不上大学的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这些不太优秀的高中和当地的职业中专，每年都会制造许多待业的人们。

　　面对同样难题的当然不是只有原国栋一个。

　　2月26日，广州举行了春节后的第三场“进城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广州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打工城市之一。参加这场招聘会的150多家企业将为打工者提供2200个工作岗位，但竞争者就有近4000位。从农历初一到初七，230万左右的外来打工者进入这座城市，而根据当地劳动部门的统计，秘书、打字员、财会、司机、计算机操作员、美容美发等10个工种目前的求职人数已经是需求的2倍。

　　2004年包括广东在内的制造业发达地区遭遇的民工荒让人记忆犹新。而观察者指出，这场民工荒主要是部分行业部分领域缺乏工人。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王观玉说，广东的企业急需的并不是那些“有力气、愿意干活”的普通民工，而是有着专业技术、立即能上岗的熟练工。可在几百万人群构成的民工潮中，恰恰缺少企业最需要的技术工人。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目前我们社会中有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这部分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体制之下回到原来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他形容这部分人员在一场社会前进马拉松中已经被甩出了跑步的行列。

　　这部分在马拉松中掉队的人，并不仅仅局限在“一部分失业下岗人员”之内。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就业压力源自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回去干农活儿没有太大出路，农村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缺乏获得新技能的途径，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并不会为他们提供太多的就业机会。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城市中失业人员的竞争。

　　已经在北京漂了七八年的河北张县农民陈军，目前正处在这样的尴尬情形之中。

　　这个从22岁就到北京“淘金”的农民把老家的田地留给弟弟种，自己在北京北五环种了八年的菜。两亩菜田，还有旁边一个六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就是陈军和父母劳作与栖息的场所。菜被卖给陈所在的肖家河地区的外来者——这一地区是北京外来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据当地政府统计，肖家河本地常住人口只有4000人，外来者则超过2万人。忙碌一年下来，在交了2000元地租并扣除日常花费之后，陈大约能攒下三四千元。

　　但是，让陈军苦恼的是，这块菜田早晚会被征用，如今菜田的南北两侧都已建起了楼盘。已经延续了八年的谋生手段失去之后，自己该怎么办？只有初中文凭、年过30的他还能做什么？

　　像陈军这样来自土地的劳动者，一部分人能够在城市中得到一份简单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等。但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技术教育，他们会永远地停滞在这些岗位上，无法成为原国栋的工厂所需要的那种技术工人，更何况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庞大的竞争人群。

　　2004年7月出台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造成社会成员流动机会的不平等。其中之一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上亿的“农民工”就业于城市却不能享受市民的权益。一些大都市出台的职业保护法规，亦将他们的就业局限于职业体系的底层，无论是劳动报酬还是劳动保护都缺乏相应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