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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霍朗发自成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沿海那些低工资、高劳动强度的企业，对2004年全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省的民工的吸引力，正在进一步减弱。来自四川民工的群体性反映是，他们现在越来越不想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就近打工，两头兼顾
19日，四川遂宁市大英县隆盛镇同心乡二村八社的20岁农村小伙齐少华就要续工了。他说他不打算到广东或者沿海其他地方去打工，虽然，他的确很想多出去见一见世面。“在成都上班挺好，离家近，朋友多，人地熟。”他说。
齐少华有点得意地讲，前年他高中肄业，“瞎搞了一阵”后，去年在成都一个有20来人的女包生产作坊找到一个裁款式的工作，“去年12月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挣了2800多(元)，去年平均一个月有1500多元的收入。”
而跟他有类似境遇的人就不同了。齐少华说，他的一个同村同学齐东娃，在2004年最低保障工资涨了174元至600余元的广东东莞，跟他做差不多的工作，平均一月收入也只有1800多元。但“除去来回奔波的路费、沿海城市的高物价，我比他还要多存点钱”。“说起离家近、同事好相处，以及下班后的自由，我比他好得多了。”齐少华强调说。
齐少华否认那种指称“民工荒”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回家种田、不再出门了的说法。
他说，他所在村子的第八生产合作社，大约共有130多号人，有50多个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散布在全国各地。“谁都想在外面挣‘现钱’，”他强调说，“谁都愿意在外面跑。只是它们(指沿海低薪用工企业)太抠了、太不讲信誉了，挣钱少、活儿重，傻子才干！”但是，他承认，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离家500里的范围内流动。
该镇的镇长蔡泽建告诉记者，随着今年中央1号文件及粮食补贴政策的出台,以及四川取消农业税，耕地成了人人争抢的金馍馍，所有撂荒田都种上了作物。“他们是把这个当兼职，”蔡泽建说，“现在种田耗时耗力不多，广泛使用化肥，春播秋收就忙那么几天，但仔细测算，一季耕种下来，每人年均多收入好几千，谁都愿意就近打工，两头兼顾。”老民工与新民工
四川省就业局农村劳动力管理处处长秦明贵指出，四川农村家庭独生子女人数大量增加，父母们舍不得孩子走远，孩子们也少了前辈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也成为新成长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的重要原因。
他说，目前16~25岁的青年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基本属于计划生育年代的孩子。这样年龄的孩子们不如他们的父辈能吃苦，也不愿为多一两百元钱而吃苦，流动性更强，“他们到城市里来，普遍有两手准备，不会再像前一代人一样逆来顺受。这个年龄段的民工流动率至少在30%以上。”而且，他们更愿意尝试城市生活，“按照现在的工资，存不下钱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甚至要家里寄钱。”这与他们父辈打工存钱养家的行为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长期致力于四川民工权益保障的川渝名人、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太说，以他多年的对民工阶层及相关产业作出的观察，目前“民工荒”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老一代工人基于家庭后方原因的回流。
这位人士说，打工者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二三十岁以后，普遍有结婚生子的需要。当家庭成立以后，他们除了要供养父母，更要培养孩子，供孩子读书。但是在整个社会，对“民工的孩子”都存在着经济歧视和文化歧视。
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2004年末刊登的一篇最新调查文章显示，四川部分农村因为夫妻在外打工而导致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在一些乡镇,外出务工的已婚人员离婚率竟高达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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