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级改革 让普通公务员有奔头

　　编者按：长期以来，一职难求是许多公务员的无奈，更引发了国家机关专业性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也正因此，改革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成为一周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草案)》的立法亮点。湖北枝江国税局的能级改革则是对这一制度创新的大胆尝试。我们编发这组报道，期盼这一制度完善，因为行政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的大小。

　　涉及近500万名公务员的国家公务员法草案，一周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对公务员职级划分做出较大调整———在“当官”之外，公务员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

　　草案仍在修改中，但在湖北枝江，一场让“升官”无望的公务员提高待遇的改革已经启动。参与起草公务员法草案的专家宋世明评价：“枝江的试点改革意义非凡，拓宽了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也冲击了‘官本位’思想。”

　　29年，还没干上“副股级”

　　47岁的朱高荣，是宜昌所辖县级市———枝江市国税局的职工，负责个体户管理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29年。

　　“可是，到现在我连个副股级都没干上。”朱高荣说。股级是科级下面的一个级别。

　　29年没有升职，并非朱高荣工作不努力。据枝江市国税局办公室主任金前进介绍，朱高荣先后有10年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两次获得市级“十佳”税务工作者称号。

　　“没办法，领导岗位只有这么几个，大多数职工干一辈子也只能干个基层的科员、办事员，连个副科都够不上，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也一直比较低。”该局一位副局长说。

　　一直参与国家公务员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对此也深有感慨。

　　他说，目前中国有公务员500万人，县乡两级公务员人数超过300万人。500万公务员中只有8%的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以下，长期得不到晋升。

　　大多数公务员得不到晋升的情况，在枝江市国税局表现得比较突出：1994年刚成立的该局下设有10个副科级分局，但随着基层税收征管机构改革，机构不断压缩，到目前只暂时保留了4个；副科级以上领导职数从原来的16个减少到10个。目前，共198名职工的枝江国税局，局长梁本元是职务最高的领导，也是该局惟一一个正科级干部。

　　“现有公务员制度框架下晋升渠道越来越窄，没有职数也就没有晋升希望，全局近两百号人都只能盯着那么几个科级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大家的上进心。”枝江市委一位干部说。

　　改革，他与局长“同级”了

　　去年4月，省国税局能级管理改革在枝江市国税局开始试点。这给朱高荣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带来了好消息。

　　此次改革，将国税工作职位分为行政执法、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三类，三类职位从高至低设置能级一至七级。改革方案适用全省，以枝江这样的县级市，最高的能级级别为三级。按照改革方案，达到能级三级须具备的条件是：“取得能级四级满4年、工作年限满27年、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任正科级职务，且具有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熟练掌握本职岗位专业知识、政策法规和制度规定，工作成绩突出。”

　　除此，“任副科级领导职务满5年、任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满7年的，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工作年限满10年的，可以破格评定为能级三级。”方案特别强调，首次评级不受逐级评定条件的限制。

　　2004年10月，经过严格的考核和7天的公示，朱高荣因工龄29年、大专学历、在岗位上表现突出，与局长梁本元和几个副局长一样，被评为能级三级，成为枝江国税系统能级级别最高的职工之一。

　　“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居然能和局长一个能级级别，甚至比个别副局长的级别还高。”朱高荣在受访时，反复感叹。此次改革中，有一位副局长的能级最终评定结果是四级，比朱高荣要低。

　　2004年12月24日，这场改革尘埃落定。除有4人在能级考试中未及格而没有获得能级级别外，该局另194人分别获得三至七级能级，其中朱高荣等20名职工与局长梁本元的级别一样：能级三级。

　　根据省国税局要求，津贴基数按枝江国税局本地实际能力确定为200元，能级津贴级差系数为0.2，级差具体数额为每月40元。由此获得能级三级的朱高荣每月可得300多元的能级津贴。

　　能级改革冲击“官本位”

　　“能级改革实际上就是为公务员又辟出一条晋升渠道，形成职务晋升和能及提升的‘双通道’。简单来说，能级改革让老同志有了想头，年轻同志有了奔头。”枝江市国税局人事教育股股长董萍解释，在行政提拔上没有指望，但在基层岗位上干的时间长、工作出色，就可以获得能级晋升，还有相应的经济补贴，这让很多人有了工作动力。

　　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刘茂林教授指出，很多国家都将公务员分为政务官和技术官，国内很少这样分。我国大多数公务员长期位居基层，得不到行政提拔，能级改革为他们开通了另一条出路，枝江改革中获得能级的公务员可以算是技术官。

　　“公务员法草案里公务员职级制度的设计，正是参考了目前国内税务系统的能级改革。”参与起草《公务员法》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称，最早实行能级改革的是南京市地税局，随后推广到了国税系统，他和一批学者曾到南京专门考察。

　　对于能级改革的意义，宋世明认为不仅仅是提高了基层公务员的经济待遇，更是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冲击。他指出，目前的公务员管理中，公务员待遇主要与领导职务挂钩，当官成为公务员的最大追求，“官本位”意识严重。大多数公务员行政晋升通道狭窄，经济待遇低，使得一部分公务员违法乱纪。实行能级管理，开拓了他们的职业发展空间，辅以相应经济待遇，一定程度上有“高薪养廉”的效果。

　　“但能级评定必须与个人绩效挂钩，不能搞平均主义，否则就是变相贪污；津贴的标准必须符合各地经济实力。”宋世明说，枝江国税局制定的考核机制十分必要，可以“以激励之名行制约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