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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卡恩／文
50年前，罗纳德·哈里克为了挽救孪生哥哥理查德的生命，同意捐出自己的一个肾。1954年12月23日，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医院里，一次用去5个半小时的手术，不但成功地令理查德多活了8年，而且也成为人类医学史上首例获得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
1963年，弗吉尼亚州的卡车司机罗伯特·菲利普斯因肾衰竭而濒临死亡时，他的妹妹鲁丝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丹佛市的一位母亲将肾脏移植给了儿子的消息。菲利普斯女士拿起电话，找到了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她问，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个肾给哥哥？42年过去了，今天，菲利普斯是世界上存活时间最长的接受器官移植手术者，他仍然用着妹妹的肾脏。
在过去的50年里，医生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移植人体内几乎每一个命运攸关的器官。当年为菲利普斯主刀的托马斯·斯塔尔泽医生表示，“事实是，在1950年代时没有人能预见器官移植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将如何改变医学的面貌。器官移植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方面，比如接受脑死亡的标准，通过《统一器官捐赠法》，以及生物伦理的兴起。”
但是，请不要过早地欢呼。所有科技上的进步都是一把双刃剑。今天，也有为数不少的医生认为，人体器官移植是走向衰亡的技术，医学发展到今天才理解了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如果汽车发电机坏了，就换一个全新的。就像美国心血管疾病专家查尔斯·莫里所说：“我想谁也不愿意从死人身上摘取器官，尽管你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救人性命，是积德行善，可你还是在肢解一个人的身体。”
《连线》杂志的记者詹妮弗·卡恩在手术室中度过了一个漫漫的长夜，而她要陪伴的就是一位已经死去又必须“活着”的器官捐献者……
在这个已经死去的男人的房间里，电视机整夜开着。呼吸机发出的嘶嘶声让人根本听不清里面说什么。这是凌晨四点钟，我在房间的角落里已经坐了六个小时。三名护士围在静脉注射装置旁忙碌不停，时刻关注着死者的“健康”状况。
在我看来，他气色不错。面部虽松弛呆滞却依然红润，呼吸平稳，心跳如同钟表一样规律，只是肺部不久前开始渗出液体。为防止液体积聚，护士定时翻转他的身体。每到一定的时候，用来清理肺部的像白色塑料背心的设备就会膨胀并且开始猛烈震动，仿佛无形中有人抓住死者的肩膀想要把他摇醒。闲下来的时候，护士们会盯住监视器，注意是否有心脏停跳的迹象。每当有人刮死者的脚心，脚便会抽动。
器官保存在化学制剂中或者冷藏都只能存活几个小时。有比这些理想得多的储藏器：一个大脑已经死亡的身体。
“容器”
我从没想过器官移植中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在我事先收集的有关器官移植的资料中，几乎从未提及那个已经死去的人，甚至向我作介绍的医生们也对此避而不谈。日常生活中各种谈及器官移植的场合，也都有意无意地将此忽略。比如电影中，外科医生们会说，“找到”一个合适的心脏是需要时间的——似乎这心脏被藏在大树后面或是和车钥匙一起被忘在了什么地方。也许，谈到那些尸体只会使身患绝症而不得不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们感到不安。
在这个已经死去的人的房间里，凡事依照另一种逻辑进行。器官是需要看护的病人，病人则只是一个容器，一个在手术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保存各种身体器官的最安全所在。从捐献者死亡的那一刻直到他的器官被“收割”，可能需要一天以上的时间：手术本身就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还有验血、配型，乃至等待医疗专家组的到来。离开人体，尽管经过防腐处理并保存在冷藏箱中，心脏最长也只能存活六个小时。而且，冷藏时间过长的器官往往难以适应移植后的新环境。医生们也愿意工作更顺手。所以，就算尸体的情况并不是太好，也比冷藏箱理想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前所未有的医护专业应运而生。医院不是直接摘取捐献者的器官，而是与加州器官捐献者网络联系，请他们派一个护理小组进行“捐献者维持护理”，即对已经死亡的身体提供人工维持，直到接受移植的一方准备就绪。
体内的平衡需要维持大约24小时。护理的目的在于让身体相信自己还活着并且运转正常，虽然实际上一切都在土崩瓦解。就连护理组的一位成员也承认，真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为死人而做。
医学退步？
而我在难以置信之外，多少还感到一些野蛮与残酷。维持身体的机能直至摘取器官，靠的是最先进的医疗科技。然而，在这个医疗手段对人体侵害越来越小的时代，它又显得那样不合时宜。不久前还需要用骨锯和扩张器打开病人的胸腔才能完成的心脏搭桥手术，现在只需要从腿部插入一根纤细的导线将一个微小的装置送至心脏。冒险开刀的手术方式逐渐被内镜技术、精确定位的放射治疗等所取代。与这些微创疗法相比，器官移植这种从一具心脏依然跳动着的尸体里掏出整个器官缝入另一个身体的治疗方法便显得冷酷而机械，甚至可以说，是原始落后的。
“让身体器官的情况恶化到只能被切除，这绝不是医学的进步，”纽约大学的病理学家尼尔·西塞指出，“而是医学的失败。”他第一个证明了干细胞在人体内可以生长成为肝细胞，提出器官移植的未来发展在于器官再生。他预计五年之内，人们有可能向身体发出指令，将储存于骨髓内的干细胞输送至肝脏，对付诸如甲型或乙型肝炎之类的疾病，使身体自行痊愈。很多研究者都在进行类似的探索。华盛顿大学的外科医生理查德·萨特瓦直言不讳地说，医学发展到今天才理解了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如果汽车发电机坏了，就换一个全新的。他认为，人体器官移植是走向衰亡的技术。
然而，尚没有哪位研究者预言人体器官移植会在短时期内为其他方式所取代。心血管疾病专家查尔斯·莫里估计，本世纪这种治疗方法仍将一直被使用。不过，我们希望，也有理由相信，会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方式出现。他很坦率地说：“我想谁也不愿意从死人身上摘取器官，尽管你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救人性命，是积德行善，可你还是在肢解一个人的身体。”
“活着”的死人
重症监护室实在不是过夜的好地方。今晚，病房里大概有12位病人。一位女病人不时发出呻吟声；另一位据说是从行驶着的长途汽车车窗里跳出来的男病人，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房间的灯永远开着，没有挂钟，昏昏沉沉像在夜总会里消磨漫漫长夜。工作人员休息室中散发着不新鲜的比萨饼味，留在这儿的那个护士把我堵在墙角，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男人流血过多而死的过程(“他很清醒，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并压低声音告诉我，她认识一个倒卖器官的南美人，一个心脏要价6万美元，然后再用狒狒的心脏调包。
我没有告诉护理小组的人，但我的心确实被那个死去的人牵动着。这个中年男子的身体和他散乱的头发让我感到不忍。他全身赤裸，只有一条被单盖到腰部。在医院的灯光下，一切都显露无遗：上臂已经开始松弛，小臂则很强健；双腿细瘦结实，在粗壮的躯干衬托下显得有些短。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男人的身体，健壮而不失灵巧。他的右脚从被单下隐约露出来，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抓住它，抚摸那冰凉的脚趾，给他一些安慰，尽管已经毫无意义。
器官维持护理是为了避免情况迅速恶化。人一旦死亡，身体会出现一系列衰变。钾的含量减少，盐分聚积，液体进入细胞。血液中的糖分增加。脑垂体逐渐失去作用，心脏像奔跑者筋疲力尽时那样充满乳酸。自由基毫无抑制地游动，破坏其他细胞，使身体衰败。这种变化很快便无法逆转。随着细胞膜松软渗水，“死亡因子”越来越活跃，被破坏的细胞开始自毁。这一切不过几分钟而已。
当器官移植的积极支持者谈到供体的短缺时，总要哀叹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寥寥无几。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同时也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缺乏更多的有效措施以保障供体的质量。由于心脏停跳后身体迅速衰败，那些死在家中、车上甚至手术台上的人，其器官根本不可能移植再生。事实上，脑死亡是惟一能够获取器官的情况。发现病人死亡的时候，他的心脏仍在跳动，因此除了大脑停止活动，其他方面仍然健康。
一方面，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人们对细胞死亡的情况仍然知之甚少。而且多年以来，对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的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虽然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令情况大有改观，但移植术本身并不比20年前进步多少。与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如精神药理学相比，此项研究基本停滞不前。
影响器官移植发展的还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在医学上，光荣永远属于活着的人。在器官移植手术中，也存在不同的等级：将器官植入活人体内的医生，其地位要高于将器官从死者身体中取出的医生。一位麻醉师承认，他的同事们都不愿给将被摘除器官的尸体进行麻醉(脑死亡的身体也需要注射麻醉剂，因为脊椎的反射会使身体在手术中“跃起”)。他解释道：“整个过程中你照样需要严密监控心跳和血压，可手术结束后只要关掉所有的设备就完事大吉了。感觉太怪异了。”
四点半的时候，我在一间重症监护室的空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护理小组的人则整夜都不能休息。一位护士帮我把床上皱皱巴巴的单子拿开，我知道医生们都是在这样的床上抽空打个盹的，可我还是摆脱不了爬上停尸床的感觉。这个房间同我刚刚坐了八个小时的那间毫无二致，我倒更愿意睡在其他什么地方，护士休息室甚至是监护室外面的小走廊。不过我还是和衣躺到了那张床上。
我看了一会儿杂志，最终还是闭上眼睛，暗自希望不要做梦。
“收割”
清晨时分，一切依旧，只是那人的头发因为拍胸部X光片和做超声波检查而显得更加凌乱。床两边的仪器上，各种代表生命迹象的曲线滚动闪烁着：氧含量、脉搏、血流量。
这些心思都不会白费，毕竟器官移植是救人性命的好事。每年都有数以千计本来可能死去的人，因为接受了脑死亡者捐献的器官而活下来。医生说，有时，新移植的肝脏刚刚开始工作，还躺在手术台的病人气色就有了明显的好转。不过，移植器官的存活情况往往不像最初表现的那样理想，只有肾移植可能是个例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很少能够存活一年以上，多数人几周之后就死了。至今，接受心脏移植的人中仍有22%存活不到四年，另有12%的人在几个月之内便死于排异反应。存活下来的人一般也都需要终身服用价格昂贵的免疫抑制药物，其中一些人还会因为其他副作用而变得虚弱。安装人工心脏或移植动物心脏的情况则更糟。
我们走向手术室时，那人已经死亡24小时以上了，但他看起来依然鲜活健康。在手术过程中，各种静脉注射管依然滴滴答答，告诉那个身体一切运转正常，即使它已被劈作两半。
在多个器官移植的情况下，手术室中有时可能一下聚集四五个专家小组，但这次只有一个来自南加州的四人小组。他们乘机抵达这里是为了取走肝脏。不过，同行之间有时也会互相送个人情，因此他们还要摘取肾脏，为从另一处赶来的医生们节省时间，以便他们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返回的飞机。其中一位医生给了我一个脚凳，让我踩着站在手术台的一端。这样，我就可以越过挂在病人头部和身体之间的单子看到手术的情况。他们警告我，身体被“打开”后，手术室中的气味会很难闻，是肉和烧焦的骨头的气味，有点像牙医用钻头打磨牙齿。在我身后，麻醉师查看死者的麻醉面罩，确定他已经被麻醉。手术将持续四个小时，开始前，医生同人约定由对方在间歇时打电话来，向大家报告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最新比分。
我曾听说，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们都是医学界最有耐力的运动员。我在脚凳上站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会此言非虚。在我的注视下，胸骨已经被劈开，心脏呈现奇怪的黄色，在红色肌肉的包围中跳动。它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向胸前的方向跳，而是焦躁不安地向后和向外碰撞，仿佛不慎陷入笼中的小动物。再往下看，医生们正在一堆肠子下搜寻，那架势好像在翻检装得乱七八糟的工具箱。我对麻醉师说心脏很好看，他告诉我肝脏才是医生们要找的。“心脏上有切口和烧伤”，他耸耸肩，一边校正仪器的表盘，“干得不漂亮。”
两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护理小组十分尽心，多数器官还是衰竭了。胰腺肯定等不到手术了，一侧肺的一端已经开始腐烂，另一侧肺对于等待移植者来说又太大了。由于捐献者罕见的血型，等待接受肺移植的只有一名患者。早晨7点的时候，接受心脏的医院提出注射激素，试验一下心脏的收缩情况。医生对这颗心脏存有疑惑，毕竟死者已经54岁了，而且心脏原本就有一些问题。但他们还是想试试看。结果死者的脉搏达到140，血液流动突然加快，动脉几乎爆裂，心脏也出现破裂。现在，心脏将被送到一家生物制品公司。心脏的瓣膜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将被装在密封的瓶子里卖给医院。死者的肾脏还非常健康，一个将提供给一名男子，与即将得到的胰脏一起进行移植；另一个提供给一位42岁的妇女。
两个肾被分别装入容量约为1夸脱的塑料大口瓶中。本来，肝脏将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但超声波检查显示肝脏的脂肪过多。于是，这个肝脏被转给南加州的一位医生，由他将其密封在一个冰袋里带走。
肝脏很肥大，略带紫色，平滑得像一块经过抛光的石头，取出来之后，身体里似乎一下子就空了，虽然心脏还在继续跳动。这个一起一伏的空躯壳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它起伏的速度微微加快，好像预感到下面将要发生的事。在我下面，死者的面庞红润依旧。我感到自己真心希望他能活下去，虽然这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此时，主刀的外科医生已经离开手术台。他忙着检查那个肝脏，并通过电话向准备进行植入手术的医生介绍情况。我差一点没有注意到，一名助手用夹钳夹断了心脏上下两端的动脉。那人的脸上纹丝不动，红润却瞬间消失，转成蜡黄的颜色。24小时之后，那个已经死去的人看上去终于像一个死去的人了。
待所有的器官被取出，手术室内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了。心脏和肾脏都被塞进硬纸盒里，搭乘飞机前往几百英里以外的城市。我相信有那么一天，用冷藏箱运送人体器官将成为古怪而过时的事。但是，器官移植仍会存在，只不过我们会有更好的运送工具，就像那位死者。一位助手走过来，开始缝合身体，为下葬做准备。我和心脏、肾脏一起上了飞机。在小瓶子里，它们全都变成看上去病怏怏的柑橘似的东西。不过除了我好像没人对此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肾脏基本上都会重新活跃起来，只要我们给它安排一个更舒服一点的环境。”张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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