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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徐林正从浙江来到了北京，选择了当时并不被外人看好的职业——自由撰稿人。时至今日，他已经成为了在京自由撰稿人中较为出色的一位，不仅靠写稿所得在北京买了房子、娶了妻，还出版了《文坛剽客》、《老李飞刀》、《先锋余华》等8本专著。日前，徐林正对记者袒露了其从事自由撰稿职业的心路历程。
梦想成为独立撰稿第一人
徐林正199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在浙江兰溪担任了两年乡村教师。1995年10月在浙江《金华晚报》担任文化记者、编辑。1998年3月，从《金华晚报》辞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厌倦了看别人脸色的生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渴望身心的自由。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有了做自由撰稿人的朦胧想法。我渴望‘落魄江湖仗笔行,独立苍茫自咏诗’。我相信，只要有笔在，任何艰辛的生活都会变成充满讴歌的吟唱。”在徐林正的描述中，记者感受到了他当年对梦想的渴望。
“我当时的所有积蓄有6000元，这使我可以在北京很从容地游玩和思考。”
正式决定做自由撰稿人是1998年5月1日，此前，徐林正用2400元钱买了一台传真机，在西苑挂甲屯附近租了一间带电话的平房。考虑到日后可能会经常搬家，又特意去双榆树邮局租了一个信箱。这样，就有了此后被很多编辑们熟悉的“北京双榆树邮局17号信箱”。自此，这个信箱与徐林正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一张张面额从数元到数百元的汇款单成了他的“工资”。
徐林正告诉记者，从开始做自由撰稿人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定位为“四独立”的自由撰稿人，即：独立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采稿，也可称独立撰稿人。
“我这个人似乎凡事都喜欢争第一，当时我就想做中国独立撰稿第一人。我认为，要做独立撰稿人，必须经济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为此，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向任何人借钱，不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为了做到独立经济，我发奋写稿。仅2003年，就发表、出版作品达50多万字。至今，发表、出版的作品已经超过了100万字。”
徐林正坦言，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自由撰稿人是最自由的，不用费尽心机看单位领导脸色，不用挖空心思处理同事关系，不用每天早起上班，不用着装整洁举止得体。但自由撰稿人也是最不自由的，必须要看生活的脸色：小到一支笔，大到电话费、打车费、房租、饭费。
事实上，为了让稿件有与众不同的卖点，自由撰稿人必须独立撰写稿件，尽量采写独家新闻。徐林正那时的投稿对象主要是省会城市和一些地市级报纸。每篇稿件每次投20多家媒体，每周一、三下午14时到17时，不少媒体会准时打电话来约稿。正是在理想与生活的重压下，他的《当代十大文坛剽客排行榜》、《八国联军侵华留下哪些文化后遗症？》、《人民文学诗歌奖为何颁给自杀者和精神病人》、《茅盾文学奖缘何矛盾重重》等一些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文化稿件，几乎覆盖了全国主要媒体。一篇好稿件甚至累计收到了上万元的稿费。靠这些收入，徐林正在颐和园边上买房、娶妻，过上了许多自由撰稿人梦寐以求的安定生活。
“与许多自由撰稿人相比，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坚持‘四独立’、不投机取巧，使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社会承认，并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我与众不同的采访开场白：‘我叫徐林正，自由撰稿人……’也被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所接受。”谈及此，他显得异常兴奋。
“富得只缺钱了”
据记者了解，徐林正曾梦想做一名深入虎穴、揭露真相的记者。其实，即便选择做自由撰稿人，他仍旧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仍旧坚持独立批评的声音。6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他写了“文化批判三部曲”：《文化突围》、《文化嘴脸》和《文坛剽客》。
其中《文坛剽客》出版于2002年6月，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剽窃抄袭的书”。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他经过深入调查的“文坛剽客”。该书出版后，《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均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此事。
“我在做批评报道时非常注意收集和保留证据，以便使每一篇批评文章都言之有理，不怕对方打官司。对某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批评对象，出于自我保护，我往往会‘留一手’，不把证据全部发表。在写《文坛剽客》一书时，我左边放着《民法》，右边放着《著作权法》。”
著名作家莫言曾在《文坛剽客》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其实我们应该有一支和专业的记者相抗衡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形成竞争，甚至是监督。许多记者的批评稿子往往因为某种原因遭到封杀，当然也有许多记者的不够水准的稿子因为近水楼台而得到发表。如果有一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就能改变这种局面。在很多自由撰稿人看来，莫言的话是对他们的期望与肯定。
但现实情况是，在常人看来，所谓“自由撰稿人”似乎不是一个光彩的称谓，无论是新旧社会，自由撰稿人的阶层总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就有一些依靠寻章摘句、移花接木生存的文坛剽客。
“某些自由撰稿人确实生活懒散、沉迷酒色、穷困潦倒，一些自由撰稿人甚至不惜移花接木、当‘包打听’、唯钱写稿……对于这些，我一直要求自己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向优秀采访对象学习，尤其是优秀的自由撰稿人学习。如自由撰稿人李敖和余华，他们一个在面对困难时永远保持微笑，一个在文学上特立独行、灵气十足。”
“自由撰稿人无规律的生活，往往会导致身体状况不佳。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生活规律从熬夜改成了早起，坚持锻炼。2003年9月，我参加了北大自行车协会，每周一三五训练。近期，我计划单骑走全国，一方面积累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充分享受骑车的乐趣。”徐林正说。
采访中，记者明显感到了徐林正对于自由撰稿这项职业的热爱。徐林正认为是自由撰稿使他变得富足，以至笑称：“我富得只缺钱了。”
渴望得到尊重
“博尔赫斯的那句话‘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非常符合我刚到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时的情景。我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我把自己扎扎实实地弄丢了，如同隐在森林的一片树叶，仿佛落在沙漠中的一粒沙子。”
徐林正告诉记者，做自由撰稿人以来，他时常有找不到自己身份的苦恼，有一种深切的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无论是在办信用卡、租用邮局信箱这样的生活琐事上，还是在做批评报道时，常被要求“开单位证明来！”在徐正林看来，这是对自由职业者、对公民个人身份的一种歧视。
尽管“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包括自由撰稿人在内的自由职业人员的身份，将他们同样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肯定了其合法地位。但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自由撰稿人仍然遭遇着诸多不公平的待遇：
其一，自由撰稿人如同“无业游民”，这是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在买房、办理信用卡、出国等方面，由于没有“组织”和单位，自由撰稿人的麻烦很多。
其二，写批评文章遭遇报复时，感到很无助。尤其是一些被批评的对象，常借助单位或团体的势力打压自由撰稿人，使自由撰稿人备感势单力薄。
其三，大部分互联网在转载稿件时，均不支付稿费，这对于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几乎成了致命的打击，导致不少人被迫改行。余下的一些自由撰稿人也只能依靠专栏写作维持生计。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17号信箱的稿费单越来越少，但我依然习惯有空就去17号信箱看看，17号信箱已经成了我永远无法割舍的朋友，如果我好久不去，它会寂寞的。然而，有一天，当我打开17号信箱时，发现里面只有一沓厚厚的广告，而没有一张稿费单。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如同自由撰稿人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血卖不出去的恐慌。我担心自己如同许三观一般，花费心血的稿子突然没人要了，那种多年追求并喜欢的独立撰稿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突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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