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格鲁夫：波谲云诡的人生

　　黄维益

　　作为一个管理者，大概没有一个人的一生能比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更惊心动魄、更风云起伏。当然，他的一生也很容易概括：1936年出生于匈牙利布拉佩斯，1956年以难民的身份移民美国，1968年参与创立英特尔公司，1979年升任公司总裁，1987年成为首席执行官，1998年辞去CEO职位，任英特尔公司董事会主席。

　　1997年美国《时代周刊》授予他“年度风云人物”，1998年美国管理学会赋予他“年度杰出经理”，2001年他获得战略管理协会“终身成就奖”……

　　几乎所有人都推崇安迪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领袖之一，他的那本《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誉满全球。这位经历过二战和残暴屠杀的匈牙利犹太人，是否有一些神秘是人们所不了解的？

　　安迪出生的布达佩斯应该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它“山水相映，阳光普照，和风细雨”，而且歌剧也比著名的维也纳的动听。

　　安迪的父亲是一家中型乳制品厂的合伙人之一，重实效，办事利索，这对安迪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不过对安迪影响更深的，则是他的母亲。当安迪的父亲入伍之后，抚养和培育孩子的重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她的身上。安迪曾在回忆录里多次写到，只要母亲在身边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安心，无论外面是站满了士兵，还是炮声隆隆。母亲不在的时候，安迪“很害怕，感觉孤独”。在母亲的庇护下，安迪才避免遭受多数匈牙利犹太人那样的悲剧命运。甚至，安迪的母亲还曾经为了避免别人知道他们犹太人的身份，将安迪的名字改成了安迪·马莱舍维奇。在安迪的传记里，他对这一幕的描述是：“我只关心两件事，一是与母亲在一起，二是我必须学会我的新名字。”(在安迪撰写自传《游向彼岸》时，他的母亲依然健在，不过父亲已经去世了)

　　安迪很小的时候，大概四岁时得了猩红热，病魔对他身体的最大伤害是，几十年来安迪的听力只能依靠助听器才能跟上正常水平。

　　安迪的求学之路也并不顺畅。小学时因为纳粹的屠杀四处躲藏，中断了几年学业。在战后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安迪得以继续学业，从一年级直接跳级到三年级。和我们国内的小学制度不同，匈牙利的小学只到四年级，之后是为期八年的大学预科或技术学校。由于政局的变幻，安迪没能在一个学校念完预科。大学预科二年级时，因为教会学校被取缔，他被迫转入一所教学质量远远不及前者的学校学习与当权者那个国家相关的知识；这之后两年，安迪又一次换到另外一所学校继续他的预科。在那些地方，安迪逐渐展现了自己对化学的爱好和文学天分(安迪一生写了很多关于技术和工程方面的论文和著述，同时也写了不少有关管理方面的作品，文字上的收获远较其他管理者要多)。预科毕业后，安迪顺利进了布达佩斯大学的自然科学系，继续攻读化学。此前，他甚至还申请了一份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的机会，以增加自己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

　　不过安迪的大学生涯并没有能够顺利继续，匈牙利革命打断了这一切。有些报道和著作说，安迪参加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事实上，他只是参加了一次游行。在游行之后不久，安迪的父母就安排他逃离了布达佩斯。逃离的过程正如大多数电影和电视演的那样惊险万分，除了那些成功逃离的人，也有很多人就此宣告失踪(这个词的意思等同于被抓或被枪毙)。安迪和他的同伴坐火车到了边境一个叫松博特海伊的小镇，之后又穿越了六个名字奇奇特特的村镇，浓浓夜色下走过不可分辨的田野和树林。

　　安迪的第一次出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到了奥地利，来到了维也纳，在父亲朋友和各种救济组织的帮助下，申请前往美国的名额。然而，到美国的名额是有限的，他没被选中。对冒险越境、向往远方的安迪来说，这几乎让他窒息。这个时候，他那执著甚至是偏执的个性显露无疑，他冲进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办公室，用不算流利的英语不间断地、语无伦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安迪说，“我属于美国”。他成功了。

　　在离开奥地利的时候，安迪自己写到，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想法：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装做相信一些我本不相信的东西，扮演一个不是真我的人，以后可能再也不必这么装下去了。这是他对美国的憧憬，是他即将离开欧洲大陆时最深刻的想法。他真的认为，那个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大陆上的国家，会成为他的乐土。

　　不过安迪刚到美国时，对美国并没有归属感。长长的难看的街道、望不到头的一排排汽车、正面有着金属楼梯的奇怪的楼房，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地方。安迪在美国的第一站是基尔默营，是一个难民营，美国那时候接收了据说有二十几万犹太人难民。安迪在基尔默难民营待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被他的拉约什姑夫接到了纽约。安迪的新生活即将展开。

　　因为姑夫在布鲁克林大学工作，安迪近水楼台进了这所大学。尽管他对化学的爱好一如既往，但他决定毕业后的工作是更有针对性的化学工程，而不是纯粹的化学—遗憾的是，布鲁克林大学没有这个专业。对于另一所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两千美元的学费，安迪的反应是，“还不如告诉是两百万美元呢”。于是，就读公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成了合理也是无奈的决定。在那里，他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斯密特教授。

　　另一个刚到美国的小插曲是，安迪改了名字，这是他第二次改名。“Grof”变成了“Grove”，只是为了念得更准确和更容易。改名很容易，几乎不需要任何手续，也不用填什么文件。对于习惯了匈牙利严格制度的安迪来说，“美国总能让我惊喜”。

　　美国让他惊喜的并不止这些。三年后，安迪以最佳成绩毕业，《纽约时报》甚至为此写了一篇吹捧文章“居工程师班级之首的难民”。想来，这个报道会让安迪拥有更多的惊喜吧。

　　安迪的下一站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那时他已经结婚，妻子是打工时认识的餐馆女招待。他们的家也从纽约搬到了旧金山海湾地区。那个地方或许会让他想起此后从来没有回过的布达佩斯。

　　对环境的选择甚至左右了安迪的职业生涯。当安迪从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贝尔实验室和仙童

　　尽管后来很多人都赞誉安迪是全球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不过在刚加入英特尔的时候，安迪还根本不懂管理。他只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工程师，而且善于学习；摩尔和诺伊斯选择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传记作家泰洛德写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夸张地写道：“诺伊斯和摩尔不必为他们雇用的好员工去找领头羊……这个人就是安迪。”安迪此时或许可算是技术上的领头羊，但绝不是管理上的。事实上，安迪“吓得要死……要在没有尝试过的领域开始为一个新的风险投资事业进行研发，这是令人害怕的”。国难和犹太民族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让安迪总是对新的变化有所恐惧。

　　安迪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还有出人头地、闯一番事业的念头促使他逐渐从工程师变成了管理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安迪的领导能力是“逼”出来的。安迪能够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诺伊斯和摩尔功不可没—他们都不懂或者不屑于学习如何管理公司。因为诺伊斯只顾着与外部联系，而摩尔只负责技术，管理公司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安迪肩上。

　　在英特尔，安迪继续着自己的学习生涯，他的求学之路并没有终止于伯克利。对于一个管理新手来说，安迪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将自己遇到的问题一一记下来，然后再“一日三省吾身”。据说他的笔记至少有上千页，我想，如果能把这些笔记出版成书，那么我们一定可以看出安迪是如何从一个技术人才变成经营管理人才的。

　　自然，安迪的成长和英特尔休戚相关。他和诺伊斯、摩尔不同，英特尔失败了，他们还有实力去创办另外一家公司，可对于安迪来说，英特尔几乎是孤注一掷的—他放弃了贝尔，离开了仙童，没有继续当教师，没能继续自己的工程师生涯—他必须成功，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和父母。否则，英特尔衰，安迪“亦衰”。

　　英特尔果然不负众望。诺伊斯、摩尔和安迪的组合简直可以称得上天作之合—“一个擅于对外交往的人，一个擅于思考的人，一个擅于行动的人”。从成立伊始，英特尔就展现出了实力：1969年，发布了第一款产品，并赢得了汉密尔顿电子公司的订单，并在日内瓦成立了销售分部；1970年，发布了影响世界的1103动态随机存储器，年收入突破400万；1971年，英特尔成功上市；1973年，销售额直线上升到6560万美元……

　　然而，1974年并不是一个丰收之年，事实上，投资人之一亚瑟·洛克甚至考虑过将英特尔和其他公司合并。这个公司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情况到第二年也并未好转，不过公司管理层进行了重组，安迪升任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同时，微电脑业务给英特尔带来了一线希望。接下去的几年态势一片大好，接着却又再次遭遇死神。其间IBM的订单让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业务销售额直线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英特尔；而1980年代亚洲厂商的威胁，却让英特尔举步维艰。安迪在风浪中逐渐成长，对企业管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掌握，但即使如此，他也曾经考虑过退休，在他42岁的时候，考虑过将英特尔卖掉，“有人出价25亿美元我就把公司卖了不可。”

　　不过坚韧不拔的个性早已经在安迪的身上根深蒂固，他在备忘录中多次敦促自己：“请切记不要成为一个懦弱者……我亦正式宣布我要仿效匈奴王。”即便如此，安迪一样对公司的形势以及整个行业甚至世界的局势深感难以把握，有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980年代中期对于英特尔来说生死攸关。安迪和摩尔决定退出存储器业务，全力经营微处理器业务。存储器的教训和IBM的变相操控让安迪意识到，如果英特尔想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微处理器的惟一货源。因此在1985年推出386芯片时，英特尔宣布不将该技术特许授权给其他任何制造商—他们赢了，英特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不用再受任何外部的控制。接下来几年，英特尔的销售额和利润一路飙升，在安迪的领导下，英特尔一直引领微处理器市场，向其中投入了一代代功能强大、运行迅速的芯片，如286、386、奔腾等。

　　然而，英特尔的危机似乎总会一次又一次重演。当奔腾征服世界的时候，安迪的学习曲线却开始了一次最大的跌落。征服者的产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安迪对事件的反应和回馈却不够真诚。奔腾芯片最终的命运是被召回，耗去了英特尔 4.75亿美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个月后，安迪又一次经历人生的危机，他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安迪不是一个置自己身体于不顾的人，但治疗这个疾病他总共请了三天的假。不过在日后的岁月里，他像研究自己熟悉的工程学一样研究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经历过革命和屠杀，安迪并不惧怕死亡，也并不惧怕做出任何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在英特尔的时光，他的记录里就充满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

　　2004年安迪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有影响的CEO；耶鲁管理学院的前任系主任杰弗里·加藤尊称安迪为“后辈CEO的超级楷模”。他认为，安迪的天才体现在，即使在全球化作用下商业环境动荡起伏之时仍能保持战略和执行的一致。他总是精打细算之后做出战略决策，从不忽视其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在执行方面，安迪给手下经理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严格要求他们每走一步都要衡量一下业绩”。他还要求经理们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传记作家理查德·泰德洛这样指出：“安迪自觉地进化，从而避免因自然选择被淘汰。他不断让自己适应新的现状，身后留下一串废弃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