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可以装新酒 如何破解职业经理人悲剧性命运

　　实事求是地说，职业经理人的话题多少显得有点老旧，但它丝毫不过时，因为，旧瓶照样可以装新酒。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最大挑战是一样的，也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意外死亡”

　　打破“宿命”

　　——如何破解职业经理人悲剧性命运

　　文| 王育琨

　　5月30日，TCL通讯发布公告，称TCL通讯原总经理万明坚将于6月20日股东周年大会上辞去执行董事一职。这几乎是对5月初万明坚加盟长虹传闻的侧面印证。

　　万明坚不是唯一的案例。透视中国职业经理人群落，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开列出如下的“不完全名单”：张桂宗、姚吉庆、古永锵、王惟尊、陆强华、李汉生、吴士宏、高群耀、何经华、张醒生缮他们，是“空降兵”，亦是著名的“出局”职业经理人。

　　贬损甚于褒扬的“出局”，正在演化为职业经理人的悲剧性宿命。过江名士多如鲫，纵使才大如海，也会令名不终。为什么职业经理人总是走不出“意外死亡”的结局？前半年观察，后半年发现问题，再半年试图解决问题，最后半年改革受阻无奈而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职业经理人的“两年死亡期”？

　　万明坚去职

　　万明坚或许是所有本土职业经理人中知名度最高的。有关他的去职，半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热点。2005年5月初又传他将于7月份加盟TCL的竞争对手长虹。万明坚在接受采访时也半推半就，并不否认消息真伪。而此前一个月他的旧部已赴长虹占据一系列高职。

　　一直到2005年4月底，李东生才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对万明坚的不满：“我们原来的团队过于乐观，到2004年11月份才发现问题很大，整合效应并没有发挥出来，企业还是按原来的习惯在运作，TCL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现在相当于重新开始，亡羊补牢，重做新战略。我们换了CEO，并且和阿尔卡特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项目。”

　　万明坚在手机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力主收购阿尔卡特，想与收购汤姆逊一样，形成TCL的第二个发展里程碑。这桩看似完美的“婚姻”实际上可能乏善可陈——TCL并没有拿到3G技术，因为阿尔卡特的3G技术基本掌握在另一家合资公司富士通阿尔卡特手里。李东生没法对万明坚说“不”字，因为后者太成功了！TCL既然给了彩电板块这样的政策，就不得不接受移 动板块的收购计划。“可惜还缺赌资，否则我敢大赌。”——万明坚时常袒露自己的野心。

　　经理人有太多的抱负和野心，从来也不是一件好事。一旦在一个位置上呆着，就想把这个平台变大，而不深问理性。经理人可以享受大赌的名利回报，却不会承担大赌的财务风险。李东生曾多次与万明坚商谈救赎方法。在TCL董事会一次次开出的药方中，对万明坚的用人、营销体系等提出了诸多建议，但是“非专业”的管理建议，万明坚根本就不感兴趣。

　　万明坚已经陶醉在自己思想的辉煌之中了。2004年6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说，“我不出思想，谁出思想！”“我不出思想，这个企业还不完了！”也就是儒雅的李东生能够容忍这样的张狂在自己的企业中存在。出思想可以，但是必须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现实之上。老板李东生欣赏沃伦巴菲特的管理方式，一直醉心于寻找最合适的人到球场上击出最漂亮的球。他从来不到场上去指手画脚，却始终在台下仔细观察，并不停歇地在球场休息时向球员们报告他的观察结论和建议。你可以不按他的来，只要你能成功；但是，若你既不成功，又不听人意见，他就会以客户和市场的名义对你动手了。毕竟，他个人已经与TCL紧紧的绑在了一起，TCL经营的起伏动荡，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身价(持股占9%)。股市涨落对他的影响都是数以百万计。巨大的利益让他对TCL通讯的经营不能等闲视之。

　　张桂宗出局

　　顺驰2004年从40亿元直升100亿元的销售业绩让人惊叹，其人事魔方更是变幻莫测。先是张伟出任总裁、张桂宗出任董事局主席、孙宏斌降为布衣，紧接着是张伟辞职、汪浩由“大队会计”出任总裁，2005年开年张桂宗旋即辞职、34岁的汪浩又一肩挑起总裁与董事会主席之职。一团团迷雾中，局外人看不懂顺驰和孙宏斌！

　　张伟没有解释究竟是一些什么“小问题的积怨”(孙宏斌语)让他选择了离开。已经搞清楚创业元老退出机制的张桂宗，在确认能够拿到足够的补偿后，恪尽职守地扮演着自己最后的角色：跟孙宏斌与汪浩一起面对媒体。张桂宗自己评价在顺驰发展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顺驰有今天，我功不可没。”他还强调不恋栈，愿意主动让位给新人，这是他的胸怀。而孙宏斌却淡淡地评论，“没有退出机制，任何胸怀都没有意义。”

　　当一个经理人意识到不是事业造就了他，而是他造就了事业，这就足以带来杀身之祸。 “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云云，有点犯忌。看起来是他的辉煌决策，实际上只是在过程中扮演了分派给的角色。是不是获得老板100%的认可，还很难讲。在老板面前，谦卑是永远都需要的。就是你谦卑，老板还可能从蛛丝马迹入手品味出你开始狂傲的地方。

　　那天，张桂宗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历史上的成功与贡献在提高个人威信的同时，也让这种个人威信阻碍了团队的思考、沟通，影响了团队的创新和变革。”经理人在不该有威信的地方有了威信，有了说一不二的权力和魄力，必然阻碍企业的发展；有了自己权威的经理人，也就失去了代言人的资格。这个简单的逻辑，张桂宗苦苦思考了一年并多次私下里跟探孙宏斌，也没弄明白。直到2005年1月16日，孙宏斌谋定而动给了他自由。两天后王浩顶替张桂宗的消息随即对外公布。

　　姚吉庆遭架空

　　姚吉庆一度作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而见诸报端。1999年10月28日，他被推上国内燃气灶巨头——广东中山华帝集团总经理的职位。公司里创业的7个老板全部退位让贤。华帝两权(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大会被刻意包装成为当年业内著名的新闻事件。无论是姚吉庆还是7个老板，都一举成名。7个老板们主动让贤的精神甚至吸引来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他在专程访问华帝时褒奖说：“这个方向是对的，需要向这方面发展，大的企业一定要这样做，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一时间，华帝成了民营企业走上现代公司治理的样板。

　　两权分离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可现实中总经理却受到了相当大的掣肘。最大的问题是他几乎没有什么财权和用人权。正副部门经理的任免，也须经董事会的批准。姚吉庆面对的是7个老板——老板们各有心腹，动谁都会被看作是对某一位老板的伤害。而且，每个老板后面都有一个“配套工厂”。姚吉庆出任总经理，毋宁说是7个老板矛盾激化的暂时妥协。

　　2001年的6月22日，憋了2年的姚吉庆率领华帝集团的中高层干部在广东中山温泉召开整风会议。会议总结出了公司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机构臃肿，反应速度慢，时常出现配件断货导致停产的事情；二是一些责任心不强的人还在公司，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大的问题是执行力不够。姚吉庆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利益驱动机制和约束机制都有问题。他说：“工资体系不合理，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该走的人没走，好的人没有留住。”在会议上，姚吉庆还专门讲了孙武使用宫女为吴王演练其《兵法》的故事。两队队长为吴王的宠姬，带队演练嘻嘻哈哈。孙武杀了这两个宠姬，重新起用新人，果然峰回路转。孙武拒绝吴王劝阻时说，“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姚吉庆用缓慢的速度，一字一句地重复孙武的话，平添几分杀气。——姚吉庆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可“嘴上演兵法”刚三个多月，姚吉庆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资本就开始发威了。而姚吉庆这个“全权的大忙人”，直到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上市的前一天晚上，才得知自己已经被剔除了。在2001年12月7日的挂牌仪式上，股份公司新任总经理黄启均、股份公司董事长黄文枝和董事会秘书坐在主席台上，而华帝集团总经理姚吉庆则只能就坐在主席台下。“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陷入了尴尬。

　　最基本的偏差：

　　忽视资本的意志

　　还有许多经理人与企业主分崩离析的故事，甚至可以从更多名人比如王志东、吴士宏、张树新、唐竣等的去职发掘出更多谈资。让我们从事件中跳出来，客观地察看这些失衡。

　　“可惜还缺赌资，否则我敢大赌。”万明坚的这句话，跟那个去年底曝光的中航油总经理陈久霖的心意全然相通。陈久霖让公司亏损了几亿美金，却依然不失豪门纨绔子弟的洒脱。他对去探监的朋友袒露心迹：“能经历大赌大赢、豪赌豪输的跌宕起伏，这一辈子真值了！”是的，后悔从来就不属于他们！赌资是别人的，豪赌的乐趣归于自己；失败归于出资人，他们有什么可顾忌的！社会学家Jone French认为职业经理人手中掌握着以下的权力：威吓力、法定力、报偿力、专家力、吸引力。就有那么些职业经理人，充分调动职务和身份赋予他们的这诸种力量，极力搜罗各种有利的说法，忽视基本事实，撺掇大股东铤而走险，以便为自己打造更加宏阔的舞台。自负贯穿了TCL收购阿尔卡特的全过程——不找专业机构咨询，不形成专门的并购班子，自以为是地签下漏洞百出的并购合同，承接下一些过时的研发和亏损重负。企业是力行者的舞台，从来就不需要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张桂宗的“历史性贡献”形成一道雾障，罩住了自己。他忘了，自己跟张伟只是共同占5%的股份，而大股东孙宏斌一人握有95%的股份。股份的比例决定了张只是被邀请来扮演一定角色的演员，至于整场的收益跟他无关。眼瞅着顺驰发展飞速，眼瞅着大批大批的新人员加入，当无形中俨然以权威元老自居时，张也就与顺驰的发展不相适应了。孙宏斌不愧是在哈佛学堂学出来的，居然早早地安排好了创业元老的退出机制。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柳传志，不跟创业元老展开肉搏战，那样胜了也难免挂彩。公司是他自己的，他乐意拿出一部分解决创业元老的退出机制。这样既让人退出了，也不会怨天尤人招惹是非。据透露，顺驰给张桂宗持有3%股份的回购价格约2000万元。看来，三年多的牢狱之灾给孙宏斌最多的是对人性的把握，这也就保全了顺驰的许多运作机密。

　　姚吉庆开始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舞台，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角色。直到下台以后也还没搞清资本需要他干什么。资本只是需要他的博士头衔装点一下门面，顺利度过三年公司上市辅导期，以便他们整合起来去更广阔的世界获取更大的利益。上市日期到来，他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资本决不甘心让一个外人横插其中，还要按着所谓的“理性”裁掉亲信并切断各自的供货渠道。他始终是一个外行，甚至都没有弄懂老板们费尽心机让公司上市的目的所在。姚吉庆最后察觉到资本的力量，可还是忽视了最根本的东西：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区别。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小股东依然没有话语权。大股东是老板，小股东顶多是个陪衬。

　　三个人各有各的情由，而最基本的偏差是缺乏对资本意志的彻底尊重。资本的意志归根结底是大股东的意志。这是财产权力得到承认的必然结果。在大股东的舞台上演出，分派什么角儿就该演什么戏。缺乏对大股东意志的彻底尊重，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通病。

　　失衡的道德困境

　　每个经理人与企业主的离异，都有不同的情由，但是有一条是确定不移的：资本与经理人之间缺乏诚信。一宗委托代理交易，彼此缺乏诚信，自然就丢失了根本。经理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紧张与失衡，说到底是社会诚信危机日益深刻的一种折射。

　　现代的诚信是建立在规则伦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对规则的“诚信”。“诚”是对法律、规则、契约的“诚”。“信”就是要信守法律，信守规则，循章守则，信守契约，如实履约，并在不可能履约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承担责任，按约补偿。诚信危机，使得这一切简单的常识变成虚无缥缈的符号。

　　解析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失衡的道德困境，或许这个鲜活的故事比理论分析更有穿透力：

　　一个留德博士生，跟一个德国女朋友去听音乐，快迟到了，却碰到一个人行道上的红灯。博士生看没有车辆通过，就拉着女朋友的手横穿过马路。可是，女朋友因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一晚上都不高兴，第二天就跟他拜拜了。回国后，他又跟中国女朋友去听音乐，又快迟到了，同样碰到一个交通路口的红灯。博士生铭记着德国的失意，一直等到红灯变绿灯后再走。可是女朋友早已经在马路对面不耐烦了，最后说了一声“呆鹅”就拜拜了。

　　中国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跟这个留洋博士与女朋友的关系比较接近。当双方对完全不同的主体意诚心正时，分崩离析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