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霾"之囧

　　编者按：

　　这是我任执行主编的第一期，有点紧张，但又觉得好玩。 读者可能觉得封面设计的感觉跟过去不一样，商业杂志的主流设计都是花花绿绿色彩扑鼻、高富帅人物照的高清使用、街头或柔性元素的一泓流溢...... 但是我们开始厌倦了，改变于是开始。

　　可能有人会说，这小子不过希望整出某种辨识度，哄骗人们能够瞅上一眼，拎起来。这是一个小把戏。是的，高辨识度是我考虑的重要原因，这不赖我，而是怪插满杂志的街头摊架。抽比送更重要。但是，我同样不希望你抽出来，然后又插回去，嘴里嘟囔着：“不过是自甘边缘而已。”

　　我想说，高辨识度的本质是一种趣味，它不是讨巧，不想在主流里厮混，也不是刻意立异，它应该是一种呈现和筛选。当我们决定用当代艺术的趣味来重构封面时，我们希望商业杂志的视觉有一种力量感和摇滚感，我们呈现出诚意、智力，以及等待，等待读者的挑选，就像等待一个女孩同意约会一样。

　　我们本期的封面报道非常值得推荐。它是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这跟所有人有关。在中国，人们可能觉得说话越来越轻松，但呼吸却越来越难受。所有人都在恼怒，呼吸也有道义。增长主义、大企业侵害、标准低下、商业失范人心失德，这些处于漩涡中心。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以香港为例，而不是直面北京污染。又是刻意差异化的自甘边缘？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北京故事很迫切，但还没有充分展开它的深度，它需要一个更为深邃的镜子，来反射出更大面积的身后。香港治霾带给我们“先人一步”的思考：谁义愤并不重要，谁买单才是关键。但是健康呼吸、企业成本、小民就业和城市竞争力又纠缠一起，利益的辨认还很原始，义愤的刀无法清晰刻画买单者们的界限。于是，我们苦心选取了一片更好的叶子，它能知道更为辽阔的秋天。

　　封面报道里面有2页漫画，它是呼应的，但又是独立的。香港的麦兜喜欢眺望远方的天际线，惦记着它心目中的马尔代夫。带着我们的这本报道“治霾”的杂志去3月的马尔代夫吧，那里空气很好，没有阴霾，适合阅读。

　　　　文/执行主编 唐学鹏

　　“绿猫”的诅咒

　　香港已经出现了“绿猫的诅咒”，“绿猫”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贡献的一个词条，他说：“过去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如果这只猫不是绿猫，那么它什么也抓不住。”

　　“绿猫”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是争夺其他地方知识精英或者挽留本土知识精英的重要变量。知识经济和开放的世界人才流动体系给予了知识精英挑选自己处境的特权，于是，青山绿水将比钞票更重要。如果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很好，但是污染严重，那么真正的精英会逃离这个环境。

　　香港环境局副局长陆恭惠承认，已有不少外国企业的高管提醒她香港的空气污染导致不少高端优秀人才流失：“我前不久才和一个银行家聊天，他告诉我可能留不住一个精英人才，因为那个下属的孩子来香港后得了哮喘病。当然还有更多香港人选择了移民。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也有责任把香港的空气质量搞上去。”

　　谁的责任？

　　香港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有三：电厂、港口和道路交通。尽管有三大污染源头，但是“三害相衡、治理取轻”。香港政府过去一直将道路上的尾气排放视为治理污染序列中的优先项。

　　有香港学者指出，即使在车辆出行较少的时间段，香港的API和阴霾天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春节时期的北京也有类似的困惑：春节长假，北京变得空空荡荡，但阴霾依旧不散。事实上，香港最大的污染源是煤的使用而非道路交通，这也是香港发电厂和港口船舶比重最高的燃料来源。

　　发电厂导致的严重空气污染在香港市民和学者眼里早已是不争的共识，但官方关注这个问题的时间却不长。起初香港政府害怕缺电， 为了鼓励企业提高供电能力，与两大电力公司签订了《管制计划协议》，政府既然直接给出“利润承诺”，香港的电厂进入“大建设时代”。煤炭源源不断从港口输入，空气加速恶化。

　　家住九龙区将军澳的阿华一如既往在周六起了个大早，和大学时加入的“我爱清新空气”社团团友们一起坐十几个站的地铁前往青山发电厂拍摄当地的空气照片。“最令香港人担心的除了那些可吸入颗粒(PM)，还有电厂烧煤排放的二氧化硫。香港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硫排放都来自电厂。”青山发电厂属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是香港最大的发电厂，该电厂主要以烧煤发电，十年前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达到36.8千公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能达到51千公吨。

　　脱“硫”路漫漫

　　如果说电厂污染代表着“环保、加价与稳定”的三角关系，那么港口污染则折射出“维系竞争力的代价”。香港为了保持同亚洲甚至中国内地其他优良港的竞争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对入港船只的排放标准，很多学者评价香港的做法是：“鼓励各种劣质燃油轮船靠岸，以污染换繁荣，来苦苦维系其地位。”

　　据香港当地一家小型船舶公司的总经理雷鹏介绍，马士基之前是非常乐意加入这个硫排放约束章程的。因为国际上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等港口的排放标准要求航运公司使用含硫量低于 1% 的燃料，马士基作为国际性船运公司，船只和燃料都早已按照国际环保标准执行，要做到香港这个资源章程的低硫排放量并不需要在硬件上再额外增加成本。马士基也相信其他船只最终会效仿。”

　　但事与愿违，马士基发现自己 “有点傻气”—— 坚持了两年义务低硫行动完全未能带动整个行业船只在香港低硫排放。公司北亚区行政总裁施敏夫终于坐不住了，由于政府没有明确的法例规管，没有自愿加入低硫章程的船公司都是用含硫量高达3.5%的廉价燃料，而马士基使用含硫量仅达0.5%的昂贵燃料令业界出现不公平竞争，造成马士基在香港口岸的竞争力下降。

　　“众所周知，这一两年航运业处于低迷期，船东成本压力很大，如果没有法例约束，船运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只会继续使用廉价而高污染的燃料。”施敏夫最后警告特区政府，如果仍不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规管，马士基很可能从明年开始在香港港口重新使用含硫量高的廉价燃料。

　　昂贵的“绿猫”

　　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目前公认最切实际的办法就是增加天然气发电的比例，降低燃煤比例。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何钟泰介绍：“如果按照每度电计算，天然气发电并不会释放可吸入悬浮粒子，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几乎为零，其所产生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较燃煤发电分别降低八成和五成。”能源替代方向是没错的，但最关键的问题并没有解答：过去的能源主力——煤炭比天然气便宜很多，能源结构的替代的本质是新增成本的重新分配问题。要知道，将“绿猫”请回来并不便宜。

　　由于中电年年要求加电费，在很多香港市民和立法会议员眼中早已是毫无社会责任感和企业良知的“电霸”。代表中电接受质询的蓝凌志自然成为社会泄愤的对象，曾有议员往其脸上扔冥币，因为主席迈克·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的一番话，蓝凌志表示新添受辱将不可避免。嘉道理在股东大会上曾公开表示，预计未来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将提高3倍，到2015年底，燃料成本就会比现有水平上升约2.5倍，客户需支付的整体成本将上升四成。

　　为了避免公司被指责将购买的天然气价格通过内部运作以变相加价，中电对燃料价格暴涨的处理办法是，全数转嫁给香港市民。目前香港的电费计算分为基本电费和燃料价格条款收费两部分，天然气价格升幅将算入燃料价格条款收费部分。中电今年基本电价不变，但燃料价格条款的收费增幅为25.8%。

　　蓝凌志预计，明年西气东输将完全取代崖城气田供应天然气，燃料费届时可能加价40%。嘉道理说得非常直白：“香港市民必须意识到一点，廉价天然气时代已经终结，电费上调不可避免。”

　　跟国内其他城市的阴霾问题相比，香港是个透明的、说话更自由的地方，但它的呼吸却同样很费劲。更费劲之处在于，很多国人总认为“治霾”是个道德问题，是一个责任批判问题，或者大企业侵害问题，而轻视了它是个极其广泛的利益链条问题：市民的健康成本、企业的财务成本和城市竞争力成本交织在一起。所有人都沉浸其中，所有人都艰难喘息。

　　香港治霾给我们的启示：谁义愤并不重要，谁埋单才是关键。在治霾上，香港至少带来了“先人一步”的思考。

　　谁来为更清新的空气埋单？

　　“在内地，PM 2.5已经被列入监测内容，可是香港环境局现在还没有对该指标进行检测。内地实施的厂网分离(发电厂与电网分离)令政府对电价有控制权，不像香港因为中电和港灯的企业垄断导致政府无力施为，让其以降低污染物排放为借口哄抬电价……”听着这位香港绿色和平组织资深项目主任对发电厂污染的各种抱怨，我难掩惊讶：原来早已在内地被骂得体无完肤的PM2.5监测于香港人看来还有可取之处。

　　其实，香港是在一个相对尊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讨论治污成本如何分配的。中华电力从上司公司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理应以股东利益为己任，不可能为减排的成本全部埋单，加价也是天经地义；香港市民一方面指责‘电霸’借机“抢钱”，另一方面也对政府与电力托拉斯签下保障其利益的协议暴跳如雷；香港政府在协调双方利益冲突的时候则发现自己两面不讨好。人人都想呼吸新鲜空气，但面对谁来为治理污染的成本埋单这样实际的问题，香港各界也吵得焦头烂额。

　　但毋庸置疑的是，香港发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量还是在争争吵吵中得到很大改善，公用发电导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5年间下降了37.5%。或许治理环境污染就是这样，不要因为存在争议就选择坐而论道。只要实实在在地为改善空气质量使力，各方支付治污成本的平衡点就会在不同立场碰撞的火花中渐渐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