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觉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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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公司裂变“安史之乱”，

　　全盛而衰的组织变局探源6

　　对安禄山日益明显的M BO企图，老板李隆基始终执迷不悟、毫无察觉。而急欲加强“内部人控制”的C EO杨国忠仓促发起毫无章法的反M BO行动，则打草惊蛇、提前引爆了组织变局的导火索。“安史之乱”令臻于极盛的大唐公司由盛而衰，从历史巅峰遽然跌入乱世深渊，并一度濒临破产重组的边缘。

　　探寻安史之乱的组织变局根源，无一不指向盛唐公司的老板李隆基。中年之后的李隆基，其创业精神、理性思维和自我监控能力逐步萎缩，跌入了鼎盛期公司最易出现的两大陷阱：治理模式异化、资本结构失衡。

　　杨国忠组织人事一手遮天

　　李林甫一死，杨国忠就成了盛唐公司最拉风的超级经理人———不仅贵为首席宰相、吏部尚书、财政总监，还兼任了四十多个使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史称其“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其恃宠而骄、专权跋扈之态，比起当初的李林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当年李林甫为了加强“内部人控制”所做的一样，杨国忠上位伊始，便在组织人事上一手遮天：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不依附他的，立马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贿赂和谄媚跻身高管层。

　　在官员的考核与录用程序上，杨国忠也完全打破了大唐公司遵循沿用多年的制度规范。依照唐制，吏部遴选候补官员，必须通过笔试、面试，在“身、言、书、判”(相貌、口才、文笔、行政能力)各方面考核合格者，才能由吏部尚书和左、右二侍郎按任职级别分别提名，然后将所有候选官员及拟授职务对外公布，亦即唱名公示，直到没有任何异议，才由吏部报门下省审核，最终上报皇帝，以诏书形式公开任命。由于整个选官程序既严格又复杂，所以每次遴选官员往往要耗时大半年，所谓“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

　　然而，自从杨国忠以吏部尚书身份主持选事后，往往是候选官员被提名的当天便可决定去留，根本无须公示和审核。而大部分被提名的官员，也并未通过任何笔试面试，皆由杨国忠指使亲信暗箱操作，“使胥吏于私第暗定”；至于决定去留的方式，也没有遵照任何法定程序，而是把相关官员召集到尚书省，将内定的任职名单草草念一遍就算完事。所以，本来历时大半年的选官事宜，杨国忠只用一天便可搞定，“效率”之高令人瞠目。

　　天宝十三载(754年)，关中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引发饥荒，玄宗甚为忧虑，可杨国忠非但不思赈灾，还找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多，不害稼也。”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不久，扶风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立刻被杨国忠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此后，整个关中地区的降雨持续不断，但再也没人敢上报灾情。

　　正当杨国忠在朝中擅权乱政、一手遮天的时候，安禄山也一直在范阳秣马厉兵。对于“恩宠特深、总握兵柄”的安禄山，杨国忠始终深感威胁，于是从天宝十三载起，他便屡屡向玄宗发出警告，声称安禄山必反。尽管杨国忠此举主要是为了固权保位，但客观上还是对安禄山的M BO布局形成了反制。然而，老板李隆基并不支持杨国忠，所以其反收购行动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促使安禄山提前打响了M BO之战。

　　大唐公司变局陷入危机(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天宝十三载正月，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阴图逆节”，就劝玄宗召他入朝，并断言安禄山一定不敢来。可杨国忠万万没想到，玄宗一下诏，安禄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长安，并向玄宗哭诉：“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

　　如此，杨国忠的断言不攻自破。玄宗随即对安禄山大加赏赐、以示安抚，“由是益亲信禄山，杨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安禄山入朝数日，玄宗又准备加他“同平章事”的宰相衔。虽然这只是荣誉衔，但已足以让杨国忠震恐。他当即力谏：“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

　　玄宗这才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飞机和坦克，可见这两个职位的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安禄山此举，无疑是其M BO布局中又一重大步骤，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没过几天，安禄山又奏称，所部将士在与奚和契丹的作战中多有功勋，希望朝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提供一些空白委任状，让他带回范阳直接任命。玄宗照样一口答应，颁给了安禄山几千份空白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一口气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也把他麾下近二十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天宝十三载三月，安禄山返回范阳时，玄宗还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他。此时，安禄山的M BO行动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可老板李隆基却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

　　天宝十四载(755年)二月，安禄山再度上奏，要求用三十二名蕃将替代麾下的汉人将领。玄宗依旧有求必应，下诏命有关部门照安禄山要求办理。新任宰相韦见素闻讯，立刻邀杨国忠一起入宫，极言安禄山反迹已露，劝玄宗收回成命，可玄宗却置若罔闻，仍然坚持把诏书发了下去。(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眼见安禄山已图穷匕见，玄宗却仍执迷不悟，杨国忠不得不采取最严厉的反制措施，建议玄宗召安禄山入朝为相，然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副使升任正使，打算给安禄山来个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除他的兵权，一举摧毁他的M BO布局。

　　可以想见，假如这项决策能得到老板李隆基的支持并付诸实施，那么即便无法阻止安禄山的M BO行动，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他的步骤，为最终遏制并铲除安禄山创造条件，或赢得主动权。

　　遗憾的是，作为盛唐公司的老板，李隆基却毫无应有的风险意识。在他看来，“安禄山造反”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值一哂的伪命题。所以，他虽然碍于两个宰相的力谏，表面上采纳其建议，可诏书拟好后却留中不发，暗中派遣心腹宦官辅璆琳去范阳刺探虚实。辅璆琳去范阳走了一趟，收了安禄山的重金贿赂，回京后极力向玄宗鼓吹，说安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李隆基遂对杨国忠和韦见素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奚和契丹)，籍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既然连老板都亲自替安禄山作保，两个宰相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遂不了了之。

　　天宝十四载四月，预感到巨变将至的杨国忠坐卧难安，“日夜求禄山反状”。恰逢出使范阳的朝臣裴士淹回京后，称安禄山“无复人臣礼”，急不可耐的杨国忠遂出兵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师的宅邸，逮捕其门客李超、安岱等人，命手下御史突击审讯，可审来审去，始终审不出个子丑寅卯。杨国忠大怒，将李超等人全部缢杀。如此一来，朝廷与安禄山的矛盾便彻底激化，再无半点回旋余地了。

　　如果说，此前杨国忠征召安禄山入朝的计划还算是釜底抽薪的妙招的话，那么此次缢杀安禄山门客，则纯属打草惊蛇的一步臭棋，除了泄愤并提前逼反安禄山之外，别无任何意义。由此可见，“本性疏躁”的杨国忠确实不是安禄山的对手，难怪安禄山会“视之蔑如”。这也就决定了这场仓促发起、毫无章法的反收购行动，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安禄山原本还担心其M BO行动师出无名，想等到玄宗死后再动手，如今杨国忠天天叫嚣，正好让他找到了起兵的借口。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以奉玄宗密旨、“入朝讨杨国忠”为名，正式在范阳起兵，亲率十五万铁骑南下，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大唐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组织变局———“安史之乱”就此爆发。安禄山大军以犁庭扫穴之势横扫大河南北，于十二月攻陷东都，并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正式与唐朝分庭抗礼。而如梦初醒的玄宗则在慌乱之下昏招频出，先是听信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将退保潼关的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斩首，继而又被杨国忠所惑，逼迫哥舒翰主动出战，致使十八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旋即陷落。六月，玄宗丢弃长安，亡奔蜀地，曾经的太平盛世灰飞烟灭，大唐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此后，虽有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力挽狂澜，经过七年多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唐公司却从此进入了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大唐公司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乱政和朋党之争，其组织格局、权力架构、运营模式、企业绩效等等，都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尤其是安禄山首开叛乱的河北诸镇，终有唐一代一直处于割据状态，长期脱离中央，几成化外之邦。迄于五代、两宋，乃至辽、金、元，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的相继崛起，燕云十六州数百年间沦于异族之手，致使宋朝的东北门户全然洞开，丧失了应有的屏障和防御纵深，以致频频遭遇异族铁蹄的蹂躏。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皆肇始于安史之乱。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史之乱不仅深刻改变了唐朝历史，也极大地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

　　治理模式的异化

　　探寻安史之乱的组织变局根源不难发现，所有组织病症最终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是盛唐公司的老板李隆基。

　　事实上，李隆基虽不是大唐公司的创建者，但他的帝王之路却颇具创业色彩。李隆基早年只是大唐公司的一个小股东，正是凭借其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胆识，才从韦后等人手中夺取了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拯救了武则天之后处于困境中的大唐公司，并引领公司走上了一条组织重生之路，最终缔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开元盛世”。

　　然而，当大唐公司在青年李隆基及其经理人团队的励精图治下步入鼎盛期之后，中年李隆基身上的创业精神、理性思维和自我监控能力就逐步萎缩了；同时，因组织规模日益庞大引发边际效益递减，又使得李隆基的资本扩张欲望呈日渐膨胀之势。此二者，导致大唐公司不可避免地跌入了鼎盛期公司最易出现的两大陷阱：异化&失衡。换言之，自开元后期以至整个天宝年间，大唐公司出现的种种组织乱象及其最终爆发的组织变局，其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治理模式的异化；二、资本结构的失衡。

　　从李隆基即位到开元中期，大唐公司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得益于青年李隆基在实践中构建起来的一套高效而稳健的CEO任用机制。从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而言，要保证C EO工作的高效，老板就必须大胆授权；但在授权的同时，又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免C EO滥用职权。而李隆基在开元前期采取的C EO任用机制，则同时兼顾了这两点。他的做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专任而不久任。

　　在李隆基之前，大唐公司的宰相班子通常是多人制，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而李隆基执政后，宰相班子则一下缩减到二人，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且权力高度集中于首席，副手往往成了挂名宰相。如开元初年，著名C EO姚崇就是在李隆基的充分授权下“独当重任”，被誉为“救时宰相”，与之搭档的卢怀慎则“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再如姚崇的继任者宋璟，也是以刚猛严正著称，与之搭档的苏颋照旧是性情柔和的老好人；而此后的张嘉贞与源乾曜也如出一辙，均为一刚一柔、一强一弱的组合。

　　开元前期的宰相班子之所以形成这种格局，并非李隆基一时疏忽，而是刻意为之，其目的就是两个字：专任，亦即让能力突出的CEO独当大任，充分行使宰相职权。李隆基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大唐公司刚刚从权力裂变的组织乱局中走出，百废待举，因此只有充分授权并把权力集中到C EO手上，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让组织机器得以高效运转。

　　事实证明，正是姚崇、宋璟等CEO的高效管理，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可耐人寻味的是，即便姚、宋二人均为一代名相，管理能力有口皆碑，但他们的任职时间却都只有短短三年多。表面上看，他们的离任皆因管理上的某些失误所致，但实际上，却是李隆基不希望他们在相位上待太久。倒不是李隆基怀疑姚、宋的品质，而是无论C E O的个人品质如何，都难逃“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组织行为学定律。

　　如此，高效又稳健的用人机制，使开元前、中期的大唐公司形成了一种良性治理模式，从而带动了公司的迅猛发展。然而，到了开元后期，“在位多载，倦于万机”的李隆基便荒疏了公司治理，“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既专任又久任，而本人则“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致使李林甫“久典枢衡”，在C E O位子上一坐十七年，“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而此后上位的杨国忠，更是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擅权乱政，一手遮天，导致公司的组织人事一团糜烂。如此种种，皆是治理模式异化引发的组织病症。这些病症逐步恶化的结果，势必消解一个巨型公司得以稳健经营的基础，从根本上扼杀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资本结构的失衡

　　资本结构的失衡则是引爆组织变局的第二大根源。

　　早在开元初年，姚崇出任C E O前，就曾与李隆基“约法十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要求玄宗“不幸边功”，亦即专心治理内政，不谋求对外扩张。李隆基一口答应，此后十多年也一直信守承诺。然而，到了开元中后期，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和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李隆基好大喜功的思想随之抬头，同时由于公司的业绩增长趋于峰值，在边际效益递减的作用下，自视雄才大略的李隆基倍感业绩压力，于是，加大资本扩张力度，通过开疆拓土、鹰扬国威谋求新的业绩增长，成为其不二选择———“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从“不幸边功”到“志吞四夷”的企业战略的转变，决定了盛唐公司的资本配置必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开元以前，唐朝实行府兵制，全国分为十道，共设六百三十四军府，其中仅关内一道(京畿地区)就有军府二百六十一，占了全国总兵力的40%；关内所有军府提供的兵员，分属于十六卫，这十六卫就是戍卫京师的中央军。由此可见，开元之前大唐公司的资本结构和配置比例，充分体现了“居重驭轻”、“强干弱枝”的原则。

　　然而，到了开元年间，由于府兵制逐渐败坏，府兵大量逃亡，中央军严重缺员，玄宗不得不在宰相张说的建议下改用募兵制，于开元十一年(723年)招募十二万人，分为十二卫。天宝元年，出于开疆拓土、崇尚边功的战略思想，李隆基又在边境各地设立十大藩镇(九节度一经略)，所辖镇兵总数竟高达四十九万人，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严重失衡，而盛唐公司的资本结构也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言，时至天宝末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既如彼”，安禄山所以兴兵向阙，也就是事理之必然了。此外，据《唐会要》称，“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死不闻战声”，以至安禄山发动M BO之战时，朝廷根本没有任何抵御的资本——范阳铁骑一路南下，“所至郡县，无兵御捍，皆开门延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唐初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对边防统帅形成了有力制约，那就是：不得长久任职，不得遥领远地，不得兼统他镇。有了这三条“绳索”，中央就能把企业控制权牢牢握在手中，无须担心边镇尾大不掉。可自开元末年以后，节度使在一地长年任职，且遥领远地、兼统他镇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节度使起初仅有兵权，但是到了天宝年间，李隆基又让许多节度使兼领安抚使、采访使、度支使等，致使这些人一手统揽辖区内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如此放任授权，藩镇岂有不坐大之理？安禄山又岂能不利用他掌握的雄厚资本，对李唐的企业所有权进行反噬？！

　　综上，对于鼎盛期公司，如何在企业规模日益庞大、组织格局日趋复杂之时，杜绝“内部人控制”风险，避免治理模式的异化，同时防范资本扩张的盲目性，确保资本结构的平衡与安全，这些，就是解读盛唐公司这场组织变局的意义所在。(本系列完)

　　作者介绍：王者觉仁，本名王林，历史作家，出版有《喋血的权杖》、《天裂九世纪》、《权力无间道》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