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00部新片，但很多长得都一样，繁多掩盖不住单调；热钱涌动，但大都只愿意重复那些已被证明的市场成功，丰裕也挽救不了贫乏，这到底算不算中国电影的好时代？

　　文 /彭韧

　　“现在应该算是个好时候，钱涌进来了，新人也冒出来了，大家都有机会(拍电影)了。”在北京丽都饭店附近的雕刻时光咖啡馆里，电影导演杨树鹏吐出一口烟，说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他的第三部电影正处于最终剪辑阶段，连续熬夜工作让他眼圈发青，只能不断地靠抽烟来提神。再次吐出一团烟雾后，杨树鹏又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至少大家能看到机会了。”

　　北京东三环、四环之间影视公司和影视圈里的人扎堆，这家名字取自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书名的咖啡馆也成为了圈里人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刚落座，杨树鹏就发现了一个电影频道的老朋友。店里坐着的每个人似乎都跟电影有点关系，男性打扮得像艺术家，女性则不少拥有超常规的美貌，中文、英语和广东话夹杂的低声细语间，“新项目”、“好案子”、“卡司”、“Fund”这样的词在弥漫的烟雾中飘来荡去。

　　杨树鹏所说的好时候，比照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一段国产电影业的低潮期。原本属于国家文化事业的电影从行政体制中脱离，但还没完成市场化转型，大量DVD和录像带等音像制品冲击国内电影市场，国内年票房收入一路跌落到10亿元以下，大部分还来自跟国外分账的10部进口大片—要知道，早在1992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就达到了32亿元人民币。没观众自然也就没有投资，行业一潭死水，电影人只能改行拍电视剧、拍广告、拍MTV，拍所有能挣钱的东西。

　　那时的杨树鹏还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担任编导。2002年之后，杨树鹏成为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电影传奇》的总导演，这个节目让人们回想起国产电影的黄金年代，那时电影是中国普通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粮，一部电影能影响一代人。也正是以这一年年底公映的国产大片《英雄》为开端，国产电影市场开始了复苏，随后的八九年间，中国电影票房几乎以年均增长超过30%的速率快速增长，直至2011年中国电影市场创纪录地实现了超130亿元人民币的年票房总收入。曾经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单片亿元票房，现在每年都有十几部电影可以轻松跨越。

　　不过，这个好时候的成色还是不够足。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130亿仍旧只是个差强人意的数字。两个可以用来横向对比的产业数据是，中国动漫游戏行业在2011年的产值超过了1100亿，而中国洗浴行业2011年的总收入则超过1500亿；纵向比较的话，虽然票房收入屡创新高，但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观影人次还远远没有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水准，1979年中国创纪录的293亿总观影人次仍是2011年10亿左右总观影人次的数十倍。

　　虽然市场增长带来了热钱，但这些钱能不能呆在行业里还是个问题。制片人万军描绘行业现状是“85%的电影项目都赔钱，至少不盈利，剩下15%的盈利项目则被外界大大放大”，一个众所皆知的现象是，除了投资人，大家都挣到了钱，可是投资人没挣到钱的话，谁又能保证钱会一直源源不断呢？热钱往往也是缺乏耐心的，背后的金主很多只是被一时的玩性所驱动，等这个产业的光环在他们眼中消散就会掉头走开。而一旦资本大规模撤出，热钱冲刷过的产业会比以前更加干涸，这一幕已经在很多国家的电影业发生过。

　　无论如何，这个好时候还是让杨树鹏在“第一部电影悄无声息、第二部电影死水微澜”的遭遇下仍然得到了拍摄新片的机会。这部今年即将上映的抗战题材电影目前还只有一个英文名“An Inaccurate Memoir”(《不准确的备忘录》)，它的中文名《匹夫》则正在等待电影局的审核。总局领导也说不出这名字具体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怪怪的”。

　　杨树鹏并不指望这部未定名的新片能票房大卖，虽然有黄晓明、张译和张歆艺这些明星出演，但他仍然为能否收回投资惴惴不安，“我老觉得市场是一个拴了铁链子的猛虎，说不定哪天挣开铁链子就咬你一口，特别惹不起，”香烟也挡不住杨树鹏的疲惫，他深深地打了几个哈欠，“它可以直接把我送回到再也拍不了电影的境地。我有好几个这样的导演朋友，他们都很难再拍电影了。”

　　1年度黑马

　　鲍鲸鲸有点懵。2011年11月《失恋33天》热映期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个交流编剧心得的小规模研讨会上，作为编剧的她对于所得到的评价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她在发言时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完全无法让人想到朋友对她“大剌剌，有点二”的评价。

　　当一位专家点评片中以男闺蜜形象出现的男主角王小贱是“中国文学史上都很少见的在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中架起了桥梁的男性形象”时，鲍鲸鲸有点茫然，只是说：“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人。”而当一位老师称赞鲍鲸鲸是当代的卡夫卡时，她没再说什么，只是脸色看上去更苍白了。

　　本来，这个故事只是大学毕业后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的鲍鲸鲸，由于跟男友吵架分手，郁闷中通过一个叫“大丽花”的ID在豆瓣网上倾泻情绪的产物。这个故事聚集起了一批忠实读者，其中也包括完美世界旗下的签约导演滕华涛。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滕华涛承认，其实这个故事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它缺乏跌宕起伏和起承转合，但不缺乏打动人心的真情。在他的理解中，电影魅力来自于一大堆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寻找共鸣，而《失恋33天》就是一个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的故事—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没失过恋吧？

　　这不是拍过《蜗居》、《双面胶》等热门电视剧的滕华涛第一次拍电影。此前，他拍过一部叫做《心中有鬼》的电影，那部电影的主演是黎明和刘若英，监制是金牌制片人陈国富，编剧张家鲁和摄影李屏宾都是业内翘楚，这个堪称豪华的阵容最终结果却并不算好。滕华涛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听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见，“最后连错都不知道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谁该为这个结果负责。”当时他下定决心，下一部电影无论如何要按自己的心意来做，“哪怕错也知道自己是怎么错的。”

　　刚看到剧本时，完美世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谌荣并没有像滕华涛那样信心十足。跟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谌荣是理工科出身，曾经在波士顿咨询和惠普等跨国公司担任职业经理人，说话字斟句酌，总是在总结规律的同时强调永远会有特例和意外。在咨询公司形成的思维习惯让他对电影业的产业规律也迅速地进行了分析与归纳：“观众走进电影院，他最终想要购买的是一种感觉，比如情人节他想买浪漫，春节他想买喜庆，平时可能想购买放松。”

　　谌荣的说法道出了商业电影的基本规律—类型(Genre)。电影是一种预先付费的产品，为了让观众在进入电影院前能够依稀分辨电影的内容和品质以做出选择，片名、演员阵容、预告片都是相应的手段，但更重要的，还是类型。类型能够最直接地告诉观众，他们可以期待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什么：喜剧片一定会填充大量笑料，歌舞片一定会添加载歌载舞的片段，武侠片则一定能看到拳打脚踢的格斗场面。类型是商业电影细分观众群的解决方案，有了类型的指引，观众就能进行相应的选择。

　　剩下的问题是，观众们在什么情境下最希望看到失恋这个主题？

　　2010年春天，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里，谌荣和滕华涛两个年过四十的未婚男士达成一致，提前一年多定下了这部小成本电影的上映日期：2011年11月11日，所谓的世纪光棍节。他们还清晰地界定了这部电影的目标客户：北上广青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谌荣发现情侣永远是最主流的观影人群，而其中女性往往是决定看哪部电影的人。

　　这些做法并不算太常规。国产电影很少预先确定目标观众，而投资预算不到1000万的电影一般也是轮不着定档期的，国内电影市场素有“大片定档期、小片抢档期”的说法，好在这个光棍节只是个网民起哄闹出来的节日。等片子拍出来，谌荣决定把上映日期再往前提三天，因为口碑效应往往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发挥作用。果然，光棍节晚上，这部应景的电影热到一票难求，一些本不在目标客户群中的观众，比如高校学生甚至也整寝室出动来到影院买票。最终它以3.46亿的票房收入成为今年国产电影的票房赢家，85后的编剧鲍鲸鲸也由此成为最年轻的亿元票房俱乐部成员—她和这部电影迅速成为了成功的标本。虽然研讨会上的专家并不愿意相信这只是个中彩票式的奇迹，但把这个小姑娘当成“当代卡夫卡”应该不是它的正确答案。

　　《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认为《失恋33天》票房的成功并不难以理解，它就是解决了电影拍给谁看的问题，“好比在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开个古香古色的茶馆不合适，就应该开个咖啡馆”。而比起这家咖啡馆的成功，真正让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咖啡馆到现在才开张，数量还这么少？

　　2失算

　　银幕上的古装士兵倒地吐血身亡，影院中的观众则哄然大笑—这不是在上演一出喜剧，而是一部2011年11月上映的名叫《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的香港电影。几乎在剧中每个人物受伤或者死去的煽情点，观众都会报以笑声，尤其是两个分别叫做“阳春”和“白雪”的配角死去的时候，观众们笑得尤其开怀。

　　“这是个隐喻么？”一个笑得快直不起腰来的观众问自己的同伴。

　　影片最终在笑声和骂声中结束，有的观众甚至激愤地喊出了“退票”的口号。不过，无论再怎么失望，电影院也没有义务退票—不管电影本身品质如何，影院已经圆满完成观众为之付费的放映服务。虽然电影业像国内几乎所有产业一样充斥着劣质产品，但它毕竟不像牛奶，其低劣可以用三聚氰胺超标或者黄曲霉素过多这些可测度的指标来衡量。

　　电影的价值来自于观众的主观体验，用同样的钱消费不同的两部电影，观众所得到的体验可能有天壤之别，有人也许会觉得这是这辈子花得最值的几十块钱，也有人可能觉得还不如直接把这钱扔进垃圾桶；但即使是《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这种几乎一边倒挨骂的电影，仍然不乏真伪难辨的支持者。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投资950万、票房3.46亿的《失恋33天》还远不是2011年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产电影。这一“荣誉”属于一部叫做《B区32号》的恐怖片，这部号称亚洲《鬼影惊魂》、国内首部伪纪录恐怖片的电影在2011年以不足7万元的投入，获得了1395万元的票房。同时，也得到了2.3分的超低豆瓣评分和大量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要求退票的遭遇。一位看过此片的豆瓣网友对自己的选择悔恨不已：“我不是看不起这电影，我是看不起我自己。”

　　不必质疑影院负责人为什么会让《B区32号》这种电影进入影院，他们的一线市场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再烂的恐怖片也有观众，这就是类型片的强大。不过，类型片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消除“货不对板”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电影制作被偷工减料为拼贴和堆砌类型元素。原本寄托着导演情怀的电影创作，被缩减为按需定制的交货，观众想看爆炸，就卡着表十分钟来一个爆炸；观众想看武打，就让剧中人不分青红皂白见面就打，这种将手段简化为目的的生硬思路正是“烂片”大行其道的坚实基础。

　　电影是一种大宗产品，试错成本高，因此多数人在摸索成功规律时，为求保险会尽量延续以往成功产品的思路。当一种类型或者某个卖点被一部成功的电影证明是有市场价值之后，它形成的一点美誉非得被模仿者弄成负资产才可能歇手，例如《疯狂的石头》当年在市场上就引发了三十多个“疯狂”的系列。

　　贺岁档上映的《东成西就2011》其实并不是当年那部喜剧片《东成西就》的续集。这部与《失恋33天》同在2011年11月份上映的电影，背后的产品策划过程甚至更为精细。在香港导演刘镇伟提出以全部歌星班底打造一部延续当年《东成西就》感觉的喜剧片时，制片方凯视芳华公司的王大勇和万军首先委托调查公司，通过问卷向潜在观众询问他们感兴趣的电影主题。

　　王大勇从事过广告和公关，曾经写过一本叫做《电影营销实务》的书，万军则做过很长时间的电影发行，这让他们更强调在影片开拍前就寻找市场定位。通过调查，他们认为这部电影需要有三个卖点：第一个是要讲年轻人的故事；第二个是要跟成长有关联；第三要有爱情，如果能用到穿越、戏剧这些元素就更好。根据这些规定条件，刘镇伟开始构思他的《东成西就2011》。

　　刘镇伟是一个全才型的电影人，他可以胜任编剧、导演、策划、监制甚至电影公司的财务经理，能够驾驭僵尸片、爱情片、恐怖片等各种类型片。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充满调侃、解构意味的喜剧片，屡屡被投资者当成拯救市场和票房的强力工具。1990年他拍摄的《赌圣》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一部票房超过4000万港币的电影，并且让周星驰一夜爆红；《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掀起了粤语残片的怀旧之风，并创下了香港迄今为止最长时间的上映记录。

　　正如刘镇伟电影迷的分析，他是个技巧熟练的手艺人，他的电影魅力，是建立在针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调侃和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元素进行再包装和颠覆上。随着香港本地电影市场的逐渐萎缩，刘镇伟和其他香港导演一样来到大陆市场。跟大多数香港人一样，刘镇伟的普通话说得不灵光。同时他否认自己做的事情具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并拒绝对自己电影的所有文化解读。比如，《大话西游》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经典，只是一部情急之下没有经过完整加工的半成品，而电影里那些被内地青年熟记的经典台词也只是为了“嘲笑闷骚的老友王家卫”。

　　就像刘镇伟说不惯普通话，大陆市场让他感觉有些水土不服。《越光宝盒》使用了当年《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名字，票房过1.4亿，而号称中国《变形金刚》的《机器侠》则勉强保本。为了与他心目中的国内市场贴得更紧，在新片中他加入了大量时下流行的网络潮语和段子，看起来，这个产品市场前景应该不错。

　　经过精心计算的《东成西就2011》在首周获得了5160万票房，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根据经验，首周5000万以上的票房一般最终都能上亿，可是《东成西就2011》的票房在第二周便开始下滑，在余下上映时间只得到了近2800万票房。“第一周票房看营销攻势，第二周的票房一般就开始更多由口碑决定”，一位资深营销人士分析说。而2011年不少全明星阵容的大片都遭遇到这种“失算”问题，《金陵十三钗》的表现也逊于预期—制片方曾放下话来要拿到10亿元的票房，结果实际票房只有4.9亿元。“观众的口味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位制片人说，“明星+卡司的大片内容有时过于虚无缥缈，真正发生在观众身边的事情更容易打动他们。”

　　这再次说明这个市场里有些成功因素是靠计算无法完全算出的。谌荣推算《失恋33天》的方法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未必能在下一次让他的另一部片子铁定获得成功。有一个说法是，中国还是缺乏真正能够以正确模型去推算市场需求并且能将其传达给导演，鼓励对方生产出优质产品的全能制作人。还有一个说法是，电影好歹是种精神产品，无法完全变成机械化大生产，拿个图纸来当成车床似的拆拆装装。人人都知道，故事、资金、演员阵容、宣传发行、院线以及档期配合是保证一部商业片成功的六大元素。每个人算起自己的产品定位时都能自圆其说，头头是道；但面对活生生的观众，面对他们瞬息万变深不可测的内心，即使是刘镇伟也有可能“猜到了开头，但猜不到结尾”。

　　3我心匪席

　　就在参加2010年9月的多伦多电影节前几天，导演张猛和制片人甘惠茵还在为《钢的琴》配乐而争执不下。张猛坚持要用几首他也不知道名字的俄罗斯乐队的歌，还有一段任天堂经典游戏超级玛丽的电子音乐，甘惠茵则拒绝在没有购买配乐版权的情况下使用，坚持必须换上韩国音乐家借调模仿的配乐。

　　虽然甘惠茵也同意张猛选用的配乐效果更好，但长期做电影海外发行的她很清楚，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是不能在版权方面出任何问题的，否则一定招来诉讼。幸好，几乎是甘惠茵认识的唯一一个俄罗斯人告诉她，这是俄罗斯著名摇滚乐队柳拜(Любэ/Lube)的歌，她于是辗转联系上柳拜乐队的代理人购买歌曲版权，任天堂也通过电子邮件授权他们使用那段超级玛丽的配乐。这部拍摄过程中几次资金枯竭的电影，再次把账上的最后一点钱花了出去。

　　甘惠茵是香港人，此前她一直在行事正规严谨的制片公司工作，在内地做过《越光宝盒》和《机器侠》的发行，《钢的琴》是她以个人身份担任制片的第一部电影。在深圳一个电影项目创投会上昏昏欲睡地听过几十个无聊创意后，她相中了张猛讲的这个父亲为留住孩子而自己造钢琴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她想起了前些年爆冷大卖的英国电影《光猪六壮士》，它很有些经典电影的格局：一群各怀绝技的小人物，齐心协力干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壮举。

　　创投会后，她给张猛发邮件商量投资，本以为会得到热烈回应，可张猛的回复总是只有寥寥数语。四个月之后她碰上了张猛，张猛解释说，他是在按时间收费的酒店上网，上久了嫌贵，甘惠茵心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导演”，当时便决定帮张猛做这个项目。

　　一圈投资人找下来，基本上个个都摇头，有人劝甘惠茵也赶紧从这个项目脱身，还有人答应了投资但钱最终没到位。此时张猛的剧组已经在鞍山废弃的红旗拖拉机厂准备开机了，甘惠茵只能把自己和朋友的钱先凑起来。这个妆容精致的香港女人第一次到东北，“知道东北冷，但没想到那么冷”，不过，沈阳人张猛还嫌不够冷，这个故事他本来设想就该发生在冰天雪地之中，而他们拍摄是在三四月份，东北已经开始解冻了。

　　除了天气没法改变，这个经历过数次资金枯竭，最惨时账户上只剩下47块钱的剧组没在制作上打折扣。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资金窘迫，女主角秦海璐演到一半还放弃片酬成了出品人。整个拍片过程像极了电影所描述的故事本身：下岗工人在废弃的工厂用回收钢材造出一架钢琴，观众和剧中人一样，乍听到时都不敢信：“造钢琴，那得是多大的事业啊？”

　　拍电影又何尝不是。在甘惠茵这种美国电影制作专业科班出身、香港成熟制片体系待过的人看来，尽管大陆电影市场突飞猛进，但几乎电影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处在前工业阶段，缺钱、缺制度，更缺专业人才，这让小成本电影制作的过程不专业、费劲，同时又充满乐趣。

　　“回头想想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没投资也拍出来了，”甘惠茵现在可以笑得很开怀，她说这其实是她拍得最开心的一部电影，“但这个过程我也不想再来一遍了。”

　　即使如愿得到了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这样的A级电影节大奖，即使拥有圈内人士和媒体的热情推荐，夹在《变形金刚3》和《哈利波特7》两部大片之间，花了500多万元拍的《钢的琴》最终还是只得到了641万元票房。对大片，坏口碑一般会从影片上映第二周开始影响票房；对小片，好口碑则根本未必管用—因为它可能在好口碑流传之前就已经大批减场，甚至下线。

　　能够进入影院对于这部文艺片来说，已经算是成功。“名和利不可兼得，这部电影赚名，下部电影再赚钱吧，”甘惠茵直率地说，“总是拍《钢的琴》这样的片子，我会穷死；总是拍那些商业片，也不是我当年改行从事电影的目的。”

　　2006年，满脑子创作主张的杨树鹏在电视台这种只需做出技术性决定的岗位上倍感压抑，他决定离开那里，并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这是他十几岁初中辍学后在社会上游荡时就有过的念头。他把自己和几个朋友的钱都押了上去，拍了一部“习作感很强”的电影《烽火》，主演是一年之后成了一线明星的张涵予。这部在影院“一日游”的电影因为在上海电影节得到了亚洲电影新人奖而收回了成本。

　　杨树鹏将自己想拍的电影定位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小众电影”。他偏爱逻辑断裂的剧情，迷恋隐瞒重要信息，正如他相信生活本来就充满漏洞。他故事里的人物也跟他在人生经历中所见到的人一样，谈不上善良也谈不上邪恶，只是随机应变，逐利而为。

　　但这种语焉不详和意图不清显然让他的电影难以被市场广泛接受，他的第二部电影《我的唐朝兄弟》跟大多数国产电影一样，票房不到千万，但却有些意外地赢得了部分圈内人和媒体的好评。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纸媒之一《南方周末》为这部电影做了连续两期的大幅报道，话剧导演牟森评价这部电影是“中国将黑泽明转化得最好的电影”。

　　在该片的广州试映会上，杨树鹏见到了几乎全部《南方周末》广州编辑部的采编人员，他们大都是观影频率高于普通人的重度文化消费者。杨树鹏当然有遇见知音的喜悦，不过他还是明白，“那些喜欢我的人的数量，不足以养活我的电影”。好在他也不奢望自己的片子能成为票房奇迹：“我特别希望喜欢我电影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电影，而不喜欢我电影的人就完全不要去看，因为我也不愿意耽误你们的时间。”

　　每年有超过500部新片诞生，但很多长得都一样，繁多掩盖不住单调；热钱涌动，但大都只愿意重复那些已被证明的市场成功，丰裕也挽救不了贫乏，这到底是不是个好时代？

　　“很多人很聪明，老谋深算，他们明明能拍更好的电影，但是他们就是不拍，他们放弃了，他们不想跟自己较劲了，”杨树鹏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做他想做的那部电影，不管它是高级的还是不高级的，卖座的还是不卖座的。可是他也承认，商业成功几乎是现在的唯一标准，“住100平方米的房子跟住600平方米的房子差别特别大，开夏利跟开宾利差别也特别大。”

　　他的微博签名是一句引自诗经的话：“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意思是我的心不是一张席子，任人打开又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