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言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巨大的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爆炸中心高达1亿华氏的温度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烧成翠绿般的玻璃。面对人类的技术伟业，原子弹之父、具有诗人气质的奥本海默，霎那间涌上心头的却是一句印度古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与原子弹瞬间巨大裂爆震撼不同的是，如今我们可能面临着生活垃圾焚烧这种新的死神，一种寂静无声、温水煮蛙式的死神。  

　　大步跃进

　　2009年，国内爆发多起反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群体性事件，江苏吴江、广东番禺两地因为民众的强烈反对，已经建成和拟建的垃圾发电厂被迫下马和缓建，垃圾危机从此逐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生活垃圾是资源化处理，还是一烧了之，专家学者的争论空前激烈，社会舆论也两极分化，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媒体力挺焚烧，而大众媒体则强烈批评垃圾焚烧制造新的灾难。

　　激烈的争议一度使垃圾焚烧陷入舆论的漩涡，也使得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几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2010年初，《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在网上开始现身，细心浏览就会发现，其中列入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竟然达到41个，项目遍布国内16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河北省拟建4座；天津市、福建省各拟建3座；重庆市、江西省、湖北省、广西自治区、四川省各拟建2座；山西省、浙江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海南省、陕西省各拟建1座；而广东省居首，计划建设14座。事实上， 41座垃圾电站的数字很快将被刷新，单是武汉市今后两年内将新增5座焚烧垃圾发电厂。据最新的统计，国内已经在立项的垃圾焚烧厂总数超过了400家。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2010年初，中国固废网推出了《2010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行业投资分析报告》，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总量的比例将由现在的2%~3%上升到10%~20%，垃圾发电产业的年投资额将高达800亿元。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根据环保投资比例法测算，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环保投资预期达到3.1万亿元，有关固体废弃物处理的投资规模将达到8000亿元，发展空间巨大。在国内、国际经济总体走向尚存二次探底的风险面前，国内垃圾处理前景简直令人垂涎三尺。

　　2009年4月24日，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聂永丰在深圳举办的“第三次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施专题研讨会”上称，在2008年—2015年，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时期。有评论称，对于起步晚但已实现迅猛发展的中国垃圾焚烧行业而言，黄金时期跳跃的曙光将更加坚定行业人士为垃圾焚烧行业奋斗的信念。短短一年的时间，国内垃圾发电势头之迅猛，恐怕是聂教授当初也始料未及的！

　　速度之猛甚至还比不上规模之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张垃圾焚烧要弃小上大，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淘汰了2002版标准中的每天150吨以下规模的垃圾焚烧厂，同时新增加了全厂总焚烧能力每天在2000吨及以上的特大类垃圾焚烧厂。这样，我国垃圾焚烧厂历史性的三级跳终于实现： 1985年，深圳市建成第一座每天处理300吨生活垃圾焚烧厂，  2002年7月1日，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千吨级上海浦东生活垃圾焚烧厂正式运行， 2010年3月13日，国内第一座超大规模的焚烧厂——济南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在济阳县孙耿镇高家村正式开工，建成后，总处理规模为日处理垃圾2000 吨，年处理66.67万吨。无论是建厂数量还是单厂日处理量，国内垃圾焚烧新的大跃进似乎已经势不可挡。

　　酸雨凶猛

　　巴菲特近期对我国垃圾处理产业格外青睐，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垃圾焚烧发电的大跃进。在证券市场，华光股份、合加资源、城投控股和天津泰达等垃圾发电企业的股票备受追捧。在赢利预期高涨的同时，人们对于垃圾发电产生的长期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大气、水、土壤、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危害，似乎在不经意之间已经被忽略不计。

　　然而，事情远没那么简单。2010年1月7日9时30分左右，广州李坑生活垃圾发电厂一号锅炉冷壁管由于受到腐蚀发生爆炸，大量高温蒸汽突然外泄至相邻三四十米的二号锅炉，致使正在进行维修的5名工人被严重烫伤， 2人全身烧伤面积达43%至70%，属于重度烧伤。此次安全事故显然没有被更多地追究，一个全国环保示范工程的安全事故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若细究，难免疑窦丛生，60到89毫米不等规格的锅炉水冷壁管道被腐蚀以致爆裂，是什么腐蚀性这么强烈？而且该厂已经多次出现锅炉水冷壁管道被腐蚀以致爆裂的情况。

　　实际上，我国自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建设部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2)，已经明确将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氢、一氧化碳等5种酸性气体列入要求实施环境保护的烟气污染物，规定烟气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2002年1月1日实施，对焚烧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小时均值提出规定，要求酸性污染物烟气排放提出小时均值限制，二氧化硫是260mg/m3、氮氧化物400 mg/m3。

　　具有强烈酸化腐蚀作用的酸性气体远不只影响锅炉水冷壁管道，对于大气也同样如此，只是垃圾焚烧酸性气体对于酸雨的贡献，似乎还远未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对此的警惕性也远远不够。垃圾焚烧过程中掺煤和有机物焚烧源源不断地向大气中排放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酸性物质，会加剧大气的酸化程度。目前， 62.3%的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达不到保护居民和生态环境不受危害的基本要求，我国目前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0的酸雨地区已达全国面积的40%左右。

　　酸雨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灾难性的环境挑战。广东省发布的2008年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广东酸雨频率上升，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9市属酸雨重灾区，最严重的广州佛山十雨八“酸”。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对酸化的贡献是综合处理的4倍、简单填埋的6倍、卫生填埋的10倍。建设部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省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厂16座，排全国第一。在《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中，广东省计划今年新开工建设14座垃圾焚烧厂，同样位居全国第一。在国际上，酸雨已经被冠以“空中死神”、“空中恶魔”、“空中杀手”等令人诅咒的名字。广东省酸雨如此严峻，居然还大规模地上马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只能使广东省已经严重恶化的环境危机雪上加霜。

　　飞灰剧毒

　　2009年，垃圾焚烧会产生二恶英危害已广为人知，但熟知垃圾焚烧的业内人士透露，垃圾焚烧最危险的可能还不是二恶英，而是飞灰中的重金属及其化合物，从低沸点的汞、铅、镉到其他高沸点的重金属，无不具有强烈的潜在毒性。汞，具有低熔点39℃、沸点356.58℃的特殊物理化学性质，在垃圾焚烧的过程中， 90%以上将随烟气排放到周边的大气中。

　　我国首座千吨级生活垃圾焚烧厂——上海浦东生活垃圾焚烧厂自2001年试运营、 2002年7月1日正式运行，两年后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对其周边的水、土、植物、农作物和动物取样分析，结果显示汞含量普遍增高。周边环境的土壤背景值偏高，平均为12519纳克/克 ，运行1年后和2年后的平均值分别为每克13919纳克/克和13717纳克/克，同一水平处而下风口空气中汞浓度显著高于其他风向处，初步证实了垃圾中的汞通过焚烧烟气的排放，和向四周大气中扩散的事实。取样大豆和小青菜，2003年汞的浓度分别是2002年的213倍和217倍。调查结论是“有必要继续跟踪研究，建立数据档案，以便为垃圾焚烧技术评价和污染控制提供依据。

　　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认为，焚烧飞灰是一种同时具有重金属高浸出毒性和二恶英类物质高毒性当量的双重危险废物，而且富集了焚烧过程中92%的二恶英排放量。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我国2008年74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5.16万吨，年处理量1570万吨，按焚烧一吨垃圾产生5%飞灰的比例计算， 2008年飞灰的产生量应为78.5万吨。令人极为不安的是，本应严格按照危险废弃物处理的焚烧飞灰，却因《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的修改走了样。新修订的标准允许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条件之一是“二恶英含量低于3微克等效毒性量/千克”。

　　这里存在着两个巨大的隐患。其一，到目前为止，二恶英并不能做到实时在线检测，只能进行实验室检测。飞灰必须随时处理，如何保证实验室检测完后再处理飞灰，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是做不到的，而且国内的二恶英每年才检测一次，那这条规定几乎就是虚设的。其二，焚烧飞灰严格固化成本高昂，每吨最高的约1500元，企业为了赢利，不会花这么高的成本处理飞灰，同时，这些企业并未得到有效监管。规定“虚设”，监管“空白”，剩下的只是填埋场飞灰日积月累的高毒性物质浸出进入土壤、水，生态大堤被悄无声息地吞噬。

　　即使满足现有的排放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依然存在巨大的健康隐患。按照现有国家烟尘限制80mg/m3的标准，上海江桥焚烧厂每年排放的烟尘达到28032吨(40万m3/h×80mg/m3×24h×365天)，这对焚烧厂周围环境和居民身体健康威胁巨大。由于我国现有的垃圾焚烧标准并没有控制可吸入颗粒物PM10、PM2.5(粒径10微米、 2.5微米)，实际上垃圾焚烧带来的威胁可能更大，原因是PM2.5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后难以再呼出，超细颗粒沉积在肺部深处甚至进入血液循环，其所携带的污染物直接威胁人体。

　　争议激烈

　　对于是否兴建垃圾焚烧电站，国内专家亦有很多争议。“反烧派”赵章元告诉记者，日本的焚烧炉数世界最多、技术亦为最先进，但纵使如此依然有二英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及癌症事故发生，“值得中国警惕”。

　　据国外研究数据表明：美国的医疗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从1988年的6200座，减少到2008年的57座，萎缩99%；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

　　支持派则对此不以为然。“填埋和堆肥所产生的二英是焚烧的几千倍，对人体危害更大，为什么要选择危害更大的方式呢？”山东淄博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总经理王圣泉解释，无论是先前北京六里屯还是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该地为比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对该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已造成影响，居民对建设垃圾电厂存在心理障碍。

　　在王圣泉看来，依目前中国的国情，地少人多，堆肥与填埋成本很高，烘干固化的成本至少是焚烧的一倍以上，故大多数城市只有走垃圾焚烧发电的道路。但他同时表示民众心理可以理解，“每一个人都知道应该建公共厕所，但都希望离自己家越远越好。”

　　包括北京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等支持派人士认为，欧美及日本的垃圾电站数量确在减少，但只是“压小上大”，事实上规模十分稳定。如德国垃圾电厂数量和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处理垃圾超过1800万吨。

　　“但也要看这些项目上马背后的动机，因为这里面夹带着利益集团譬如生产商的利益。”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经理陈宇辉对此反驳说，该组织更加倡导加强源头的治理。他指出，北京两三年前每年投入到垃圾分类中的资金仅有2000多万元，而建一个垃圾电站需要七八亿元。“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垃圾发电企业的技术水平与责任心同样引发民众担忧。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所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科研团队做过一份垃圾电厂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在调查的19个样本中， 16个样本的二英排放达到国家环保部目前的标准，只有6个样本达到欧盟标准(0.1TEQng / m3)。

　　中国能源问题专家林伯强(微博)对此忧虑的表示，中国的垃圾分类不如欧洲、日本细致，所以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或会更大，“所以应该执行一个比欧盟更严格的标准”。

　　林伯强同时认为，鉴于中国国情，垃圾发电是不得已的选择，“要求垃圾分类达到欧洲或日本的水平，没有10年不足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