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较之2009年，呈现出一派欢快祥和。唯独高盛受诉，是个争议问题

　　文｜本刊记者  李岷

　　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奥马哈。

　　看上去，这个普通的、看不到有任何特色产业的美国中部小城一切照旧，从不急于跳出轨道去获取某种变化，一年中唯一的沸腾，如你所知，来自于全球巴菲特迷们在每年五月初的“朝圣”之旅。测量四年时间之变迁，外貌不足据，数字最直观：169亿-218亿美元，70281-84487美元。前一组数字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2006与2009年的净资产收益，后一组是哈撒韦股票在2006和2009年的每股账面价值。

　　两端数字的中间是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大折腾，如此看来，巴菲特宝刀未老，干得不错。

　　还有另一组未经确认的数字—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每年参会人数都在创新高，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去时，这个数字是不到三万名；今年据会议方宣布，参会者已逼近四万了。不过我略感奇怪的是，多装进一万人，这个名叫Quest Center的体育馆也并没被撑爆，现场座位还是不多不少的满满当当。想来还有不少股东在场外活动。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每年来，除了想聆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位老人家最新的教诲，还因为，这是一个价值投资界众信徒们难得的年度聚会。有的人甚至会更看重后者。信徒们借此可以交流投资经验、扩大巩固投资社交圈—这是股东大会被巴菲特光环遮盖的、不常被媒体们注意到的另一重价值。其实巴老早说过多次，每年的股东会都是资本界的“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主角除了台上的表演者，还有散落在四野的狂欢者—台上台下共同制造出饶有意味的景观。

　　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关于5月1日当天的股东大会内容，巴菲特和芒格的俏语机锋，还需要我在这儿转述更多吗？不用了吧。

　　一则是因为信息传播手段进化神速。三年前博客已兴盛，但Twitter刚成立一年，估计那时很少人用Twitter做大会现场直播。现在不止英文“推”在现场翻飞，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用中文“推”。此情此景，真让传统媒体记者如我情何以堪。二是中国人、中国媒体在这三年内到现场去的数量年年在长，围绕巴菲特股东大会，已有大量的中文报道与信息交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位中国企业家在大会结束后凑在一起讨论巴菲特的场景。

　　中欧商学院今年已是第三年组织CEO班学员来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该项目的始作俑者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必到的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股东大会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强烈建议大家坐下来讨论一番。十来位中欧学员们在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馆坐定没多久，同来参会的段永平和赵丹阳也应邀前来。

　　一阵寒暄后，段永平刚落座，就被问“心得”。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段永平，观察角度好像是跟国内来的企业家有些不一样，他开口说，“你们发现没，这几万人里面没啥黑人，‘我转了一圈就见到六个黑人’；其次是老人特别多，像我们这样40多岁的就是年轻人。”阿段说他在加州以前有个英文老师，每次授课几十块一小时，很普通那种，后来发现人家1970年代起就是巴菲特股东，不显山不露水，但一开口讲“价值投资”，理解深着呢。段永平想说明什么呢？围绕着巴菲特的投资社区是老龄白种人社区？意味着该社区的保守、主流化？

　　这时赵丹阳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引起众人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他说，“我每来一次股东大会，就会更强烈地冒出一个问题或者印象：中国能有巴菲特吗？”

　　段永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顿了下，段又说：再说“中国巴菲特”是什么定义？中国产生不了巴菲特，是说中国没有好企业可买吗？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但“中国巴菲特”也不一定只买中国的企业啊。

　　我在旁边数了数，在座的起码有三位被媒体戴过“中国巴菲特”(简称“中巴”)帽子：赵炳贤、赵丹阳、段永平。而他们现在正在论证“中巴”的存在可能性。有意思。

　　这时赵炳贤发言了，他认为“中巴”的定义取决于此人跟巴菲特的投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样的。赵认为，巴菲特投资思维有三个关键词：能力圈、护城河、安全边界。“这三个词是一环套一环。首先，选择的企业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巴菲特说，如果我半天看不明白一家企业，那么我不会看它半个月。普遍认为，比亚迪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不在巴菲特能力圈内的，但他是被芒格说服投的。第二，是护城河概念。所投的企业都要有壁垒，且护城河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河中最好还有鳄鱼。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把除资本运作之外的事项全都授权被投企业总经理去管理；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预测该企业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高科技企业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护城河。第三，通过护城河，算出投资的安全空间。比如巴菲特当年投资中石油时，算出中石油内在价值是1千亿美元，算完了之后查市值是330亿美元，那么他投资的安全空间就是670亿美元。这时他就知道可以买了。

　　熙可集团CEO朱云逸发问：老赵，你研究那么多年巴菲特，到底巴菲特的哪些手法是中国没法用的？你在运用巴菲特这一套时碰到什么困难？

　　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富于挑战性、很实在，赵炳贤开了个玩笑回避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比巴菲特有比较优势，就是我比他小了33岁。”

　　朱云逸接着抛出他的看法，他觉得以巴菲特思想去做实业，是有可能的，但像巴菲特那样去选股票，不太可能。“中国信息环境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不可信。”

　　段永平再次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长时间来看，中国美国(的环境)都一样。

　　深圳同创伟业的郑伟鹤也不太同意朱的观点，“我是做给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出身，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比美国还严。”

　　段永平接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巴菲特”是可为的呢，他说，研究巴菲特其实就一件事：不懂不做，只要你这么做，就叫价值投资。

　　刚刚提出巴菲特三个关键词的赵炳贤立即反对：“你这是把巴菲特思想片面化。”

　　段不觉得。他说，这就跟参佛一样，有时参透了就一句话。“巴菲特跟我(吃饭时)也是这样说的，价值投资的根本准则就是don’t do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什么叫“懂”呢？你怎么知道你“懂”了？神州数码的郭为对此提出疑惑：中国大多数企业不都是蒙着做事的吗？而他们偏偏成功的还很多。懂与不懂是在变化过程中，要完全追求精准的“懂”是不可能的，难就难在这个“度”在哪儿。郭接着说，今天巴菲特讲的都是绝对真理，当一个事物变成绝对真理时，就不是企业家能决定或应该讨论的了。

　　这时段永平跟赵炳贤—两个巴菲特的忠实拥趸齐声反对郭为：你对巴菲特的理解绝对偏了。

　　“巴菲特反正不可复制。”郭为跟朱云逸持相似的观点。

　　段永平：“不能复制巴菲特不意味着不能学他。”

　　赵炳贤：“在中国用巴菲特模式需要跟中国国情具体结合，模式相同，但具体手段不一样。”

　　郭为被逼着做出了某种极端的假设：“你能想象30年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出现像今天这里这样的场景吗，一家公司市值做到2000亿美元，四万股东来听一个企业创始人的话？”

　　这时段永平有点让步了，“如果你说要学成这样才叫复制巴菲特，那么中国大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在那摆着，是不可能产生巴菲特的。”

　　朱云逸感叹：学巴菲特是很痛苦的过程。“巴菲特如此独特，他拥有欲望却又超越了欲望。耐得住寂寞，富有之后还是那么老实地坐在这个小镇上，玩投资游戏。不可能再有人像他这样。”

　　段永平又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存在？巴菲特也不是天生就修炼到家的，巴菲特把投资玩到炉火纯青时也是到他70岁以后。“我就特别不愿意别人说他是‘股神’，一说是‘神’那就没法学了。如果说学他就是非要学他买个小房子，那就走偏了。我们今天来，是想长得跟他一样，还是来学他的原则？他的理性？”

　　就在众粉丝们热烈“开战”期间，被巴菲特投中的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专栏)也现身咖啡馆。但是他似乎对这样的论争没有太强的参与愿望，只含笑静听了一会，然后又被媒体拉到一边做采访去了。

　　当天晚上，中欧团在奥马哈有名的Gorat牛排馆进晚餐时，中欧的许小年(微博 专栏)教授谈了他对巴菲特关乎“地利天时人和”的理解。

　　“地利。只有在奥马哈这个地方巴菲特才能过简单安静的生活、保持简单的思维方式，他去华尔街就完了。这就跟庙为什么要修在深山老林里一样。

　　“天时。巴菲特赶上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与创新，赶上美国公司的全球化。看上去他投的都是传统产业，比如可口可乐，但传统产业随着公司全球化走向海外，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所以巴菲特能捏着传统产品不放。巴菲特跟盖茨能成为好朋友，这事看上去偶然，但本身有象征意义，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都依附于创新。而美国式的创新是建立在整个体系的完备基础上。我教过上千个企业家学生，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不乏创新人才与能力，但在中国，你们只是好老总，而在美国，你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家。

　　“人和，巴菲特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构建了自己和谐强大的团队，你看今天台上他跟芒格两人就像说相声一样，两人的合作到了神交的地步。”

　　跟朱云逸类似，许小年对于后人欲“成为巴菲特”这事表现得比较悲观。他说，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他不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理念，而是集中持股、长期持有，如果一般人像他这样去选股，是做不了像伯克希尔这样大的规模的，因为一上数量的话，企业的复杂性很快就会超过投资者的理解。而巴菲特能做到，除了其投资与商业天赋，是因为他坚持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

　　人人心中都有个巴菲特。

　　在股东大会最后，巴菲特老搭档、也是巴菲特式哲学重要来源的芒格回答了一个问题。某股东代表问：你们的根本人生准则是什么？芒格答了句类似的话：务实，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来做事，这符合我们的性情。恪守本性，对于我们更加有效。我们把这称为人生的根本算法。

　　高盛：替罪羊？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的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问教授罗伊·史密斯：在美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你对SEC近日拿高盛开刀是否有所预料？

　　75岁的罗伊教授于1960年代-1980年代期间一直在高盛工作，离开高盛时，他已是高盛的国际资深合伙人。罗伊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巴菲特呢？”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对高盛的强烈辩护已世所皆知了(据说在巴菲特发言第二天，高盛股票一改多日颓势，日涨3%)。显然，巴菲特对于他当天的发言是做过精心准备的。在开场前的电影里，他再一次播放了他当年为所罗门兄弟丑闻而在国会前作证的录像，“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破坏公司的声誉哪怕一丝一点，我决不放过。”接着，像商量好的一样，他的老朋友，《财富》杂志记者Carol Loomis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看待高盛当下面临的窘境。

　　参加了三届股东大会，很少见巴菲特为一件事这么穷根究底地去解释与说明。在数分钟的陈述中，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媒体对高盛这笔交易的报道有误导；这笔交易有四个输家，高盛自己也是其一，最大的输家固然是接受高盛投资建议的荷兰银行，但是它并不值得多大同情，因为你自己要去评估债券的风险、可能得到的回报，以此做出判断，而不是看交易对手是谁；伯克希尔会继续持有高盛优先股，这些股票每秒钟都在为伯克希尔进账15美元，并且，巴菲特会力挺现任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话说Stern商学院的罗伊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的。他首先自承“我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因为我是高盛的股东，所以我的立场跟巴菲特一样”；然后指出，SEC起诉高盛，明显是一个政治化举动而非法律问题。他说，一般来说，SEC调查一家公司，会先跟公司个别沟通，先让公司内部有一个准备或考虑，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突然宣布。“这是SEC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对华尔街采取行动”，“一定是受到有关命令，以向高盛起诉警告其他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高盛曾经是“大到不能倒”的典型，布什和保尔森把最丰厚的援助(100亿美元优先股投资)给了高盛。但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去年6月，高盛就还清了财政部的这笔投资及23%的利息。“高盛不觉得自己欠政府什么”，而且其高管在2010年初继续享受高达4500万美元的分红，这一点可能让力促华尔街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奥巴马政府相当恼怒。

　　“跟政府斗很难。SEC起诉，会把一个对交易问题一窍不通的大陪审团带到法庭上。高盛要辩护的环境对它是非常不利的。”据此，罗伊认为，高盛到最后一定是跟SEC在庭外取得和解。

　　在事发初期相当强硬为自己否认辩护的高盛，在5月的头几天，已表现出了姿态的缓和，比如，同意支付45万美元了结SEC去年对它的另一起“裸卖空”指控。

　　“政府代替老百姓告高盛，有时要找一个替死鬼。”罗伊说，他还接着解释，“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不惟高盛老合伙人，即将参选纽约州检察长的Eric Dinallo也承认，高盛在交易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精神与商业道德，但是不是从技术上就一定非法，还不能确定。

　　但无论如何，高盛作为一家穿越了100多年岁月的投行的商誉，在此役中受到较大伤害。高盛受到的另一重挑战是：经济危机后，在美国弥散开来的“反犹”情绪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它。长期以来，高盛这家由犹太人创建并控制的投行，因其强大的募融资和游说能力，跟华盛顿有深刻紧密联系，以至于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乃至美国的说法，当然，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不会直接将高盛与犹太人划上等号，但无形中，高盛就是犹太人在华尔街与美国势力的化身。在经济危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反犹势力很容易与讨伐华尔街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指向高盛。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犹太人的某种民族记忆：他们是两千年西方社会每一次大危机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更暧昧的解读了。还是回到商业，回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到巴菲特在阐述完高盛问题，并习惯性地问芒格有什么补充的时候，芒格基本上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但却流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或者说是提醒。他说，商业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他说，“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芒格此话在现场赢来掌声。

　　现场语录

　　巴菲特：2008年10月我曾公开呼吁“买入美国”，现在看来是不太成熟的，那时也许还不到买股的时候，更好的是拥有债券和现金。但从10-20年长期走势来看，我一定推荐买股票(包括美国公司股票)而不是债券或持现金，它能带来真正的回报。

　　巴菲特：如果大家以捐赠的方式来学习像我一样去“逃税”，那再好不过了。

　　巴菲特：与其去改变旧组织的文化，不如你用新文化去建立一个新组织，因为前者非常困难。我们只收购我们喜欢的公司，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做到这样，后来在所罗门，我试图改变它的文化，结果恐怕连A-都没做到。(芒格补充：要改变某组织的文化失败率是100%。)

　　芒格：保守帮助美国得到成功，比如二战中的美国。而现在政府的信用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因为信用被用得太多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希腊危机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大量地利用它的信用去搞借贷，这对文明世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面对的政府信贷危机，在有生之年必然出现。

　　巴菲特：我们完全欣赏民主政体，但像印度那样民主政体带来的经济决策瘫痪让我们非常不舒服。

　　附文

　　师从芒格

　　与芒格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

　　文 | Louis Li

　　20多年前，作为一名年轻学生只身来到美国，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后来竟然从事了投资行业，更没想到机缘巧合有幸结识了当代投资大师查理·芒格先生。2004年，芒格先生成为我的投资合伙人，自此成为我终生的良师益友。这样的机遇恐怕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于1997年创立我的投资公司，自此开始了我的职业投资生涯。从那时到现在，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基本上还是遵从一些“坏理论”。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而在我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简直就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然而我发现，表面上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接受巴菲特/芒格的理论，而且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的。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终生的良师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时，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查理。记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2003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我创建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愿意留下的投资者作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

　　我于是进入到投资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时期。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虽然数字依然上下波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大幅度的增长。新的基金从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底，除去营运成本外，每年的复合回报率超过36%。而自1998年1月原基金创建开始计算，每年的复合回报率则超过29%。12年间，回报增长超过20倍。

　　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在同查理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有幸能近距离了解查理，也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甚至在我所阅读过的古今中外人物传记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人。查理就是如此独特的人，他的独特性既表现在他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他的人格上。

　　查理思考问题总是从逆向开始。如果要明白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查理首先会研究人生如何才能变得痛苦；要研究企业如何做强做大，查理首先研究企业是如何衰败的；大部分人更关心如何在股市投资上成功，查理最关心的却是为什么在股市投资上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他的这种思考方法来源于下面这句农夫谚语中所蕴含的哲理：我只想知道将来我会死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儿了。

　　查理持续不断地收集并研究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各行各业的企业以及政府管制、学术研究等各领域中的著名失败案例，并把那些失败的原因排列成作出正确决策前的检查清单，这使他在人生、事业的决策上几乎从不犯重大错误。这点对巴菲特及伯克希尔50年业绩的重要性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查理的头脑是原创性的，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任何教条。他有儿童一样的好奇心，又有第一流科学家所具备的研究素质和科学研究方法，一生都有强烈的求知欲，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看来都可以使用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学完全掌握，并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思想辐射到事业、人生、知识的每个角落。在他看来，世间宇宙万物都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对这一整体研究的部分尝试，只有把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并贯穿在一个思想框架中，才能对正确的认知和决策起到帮助作用。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在所有学科中真正重要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普世智慧”，以此为利器去研究商业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

　　查理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对知识的诚实。他认为，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人类的认知永远存在着限制，所以你必须使用所有的工具，同时要注重收集各种新的可以证否的证据，并随时修正，即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但即使这样，一个人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真知灼见仍然非常有限，所以正确的决策必须局限在自己的“能力圈”以内。一种不能界定其边界的能力当然不能称为真正的能力。怎么才能界定自己的能力圈呢？查理说，如果我要拥有一种观点，如果我不能够比全世界最聪明、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反驳这个观点的人更能够证否自己，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所以当查理真正地持有某个观点时，他的想法既原创、独特，又几乎从不犯错。

　　一次，一位漂亮的女士坚持让查理用一个词来总结他的成功，查理说是“理性”。然而，他对理性有更苛刻的定义。正是这样的“理性”，让他具有敏锐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即使对于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也能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巴菲特把查理的这个特点称作“两分钟效应”——他说查理比世界上任何人更能在最短时间之内把一个复杂商业的本质说清楚。伯克希尔投资比亚迪的经过就是一个例证。记得2003年我第一次同查理谈到比亚迪时，他虽然从没有见过王传福本人，也从未参观过比亚迪的工厂，甚至对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也相对陌生，可是他当时对比亚迪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今天看来仍然是投资比亚迪最实质的问题。

　　人人都有盲点，再优秀的人也不例外。巴菲特说：“本杰明·格拉汉姆曾经教我只买便宜的股票，查理让我改变了这种想法。这是查理对我真正的影响。要让我从格拉汉姆的局限理论中走出来，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扩大了我的视野。”对此，我自己也有深切的体会。查理帮我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如果不是他的帮助，我现在还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慢慢爬行。

　　查理一辈子研究人类灾难性的错误，对由于人类心理倾向引起的灾难性错误尤其情有独钟。最具贡献的是他预测到，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会计审计制度的漏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早在1990年代末期，他和巴菲特先生已经提出了金融衍生产品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愈演愈烈，他们的警告也不断升级，甚至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将会给现代文明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大萧条不幸验证了查理的远见。

　　与巴菲特相比，查理的兴趣更为广泛。比如他对科学和软科学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强烈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通过融会贯通，形成了原创性的、独特的芒格思想体系。相对于任何来自象牙塔内的思想体系，芒格主义完全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生。比如说，据我所知，查理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人类心理倾向在投资和商业决策中的巨大影响。十几年后的今天，行为金融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热门的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而查理在本书最后一讲“人类误判心理学”中所展现出的理论框架，在未来也很可能得到人们更广泛的理解和应用。

　　查理天生精力充沛。我认识查理是在1996年，那时他72岁。到今年查理86岁，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查理的精力完全没有变化。他永远是精力旺盛，很早起身。早餐会议永远是七点半开始。同时由于某些晚宴应酬的缘故，他的睡眠时间可能要比常人少，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旺盛的精力。而且他记忆力惊人，我很多年前跟他讲的比亚迪的营运数字，我都已经记忆模糊了，他还记得。

　　86岁的他记性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好。这些都是他天生的优势，但使他异常成功的特质却都是他后天努力获得的。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一辈子。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合伙人，是长辈，是老师，是朋友，是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但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让我心里很不好受。第二次约会时，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在跟查理的交往中，另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检测器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他：“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伯克希尔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说：“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我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d)。”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隔绝在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他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能多受益。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他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的，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50年间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与查理交往的这些年，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更接近于我理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

　　科举制度结束之后，在过去的上百年里，士大夫精神失去了具体的现实依托，变得无所适从，尤其到了今天商业高度发展的社会，具有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对于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理想往往更加困惑。在一个传统尽失的商业社会，士大夫的精神是否仍然适用呢？晚明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的商人曾经提出过“商才士魂”以彰显其理想。今天，商业市场力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我以为这种理想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了。

　　查理可以说是“商才士魂”的最好典范。首先，查理在商业领域极为成功。然而在与查理的深度接触中，我却发现查理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学者。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真正关注的是自身道德的修养与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查理的价值系统由内而外，倡导通过自身的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从而帮助他人。

　　在取得事业与财富的巨大成功之后，查理还致力于慈善事业，造福天下人。他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这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讲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取得了这个商业社会中的巨大成功。在市场经济下的今天，满怀士大夫情怀的中国读书人是否也可以通过学习与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取得世俗社会的成功并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呢？

　　查理非常欣赏孔子。我有时会想，若孔子重生在今天的美国，查理大概会是其最好的化身。若孔子返回到2000年后今天的商业中国，他倡导的大概会是：正心，修身，齐家，致富，助天下吧！

　　(本文系作者为2010年5月出版的《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所作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