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顾问 /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赵 晓   策划 / 本刊记者 王 缨

　　“谁也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信仰！”

　　——电视剧《潜伏》中这句震撼人心的台词，尽显了信仰的力量。但……也说明了信仰在当今的缺失。

　　30年来，无可否认，中国，中国经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都太物质了。中国太物质，于是我们牺牲了教育；中国经济太物质，于是我们牺牲了环保；中国企业太物质，于是我们牺牲了自律；中国企业家太物质，于是我们牺牲了幸福，和安宁……

　　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曾批评大陆当年的“四个现代化”追求的仍然是用“物质”来“图强”，而中国人至今，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真谛。哲学家蒂利希在《存在与勇气》一书中同样指出：惟有当人们对“终极眷注”具有了“精神追求的勇气”时，才能证明有了信仰！

　　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更几乎把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信仰危机暴露无遗。

　　如果说建国第一个30年甚至之前3000年，中国人饱受物质匮乏的摧残，那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全球无以伦比的物质奇迹，也就将我们的心灵瓶颈推到了最前台。特别是亲手用血汗创造了这些物质财富并拥有了物质财富的企业家们。他们的灵魂归宿，将直接决定自己一生奔波的价值，进而后半生的行止；同时，也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的轨迹及其品质。

　　但灵魂的归宿，信仰的平台，不一定是宗教。就如同，信仰宗教不一定非要出家。

　　信仰，是对一种哲学价值的通透理解和坚定遵循。它不独属于那些染红了国旗的烈士。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就在我们身边，决定我们每一天的行止与抉择，进而伴随终生。这一点，对于一言九鼎却举目孤独的企业家来说，尤其重要。

　　一手创办了两家500强奇迹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信仰“善恶”背后的道义；能在官商博弈、物欲横流的地产业独出清莲的王石，信仰“规律”背后的理性；曾借酒买醉、备受焦虑折磨的胡小林，信仰“佛法”背后的因果……他们信仰侧重不同，但最终他们都在“坚信”中获得了方向，获得了解脱，获得了境界。

　　那么，你信什么？

　　谨以此篇策划，纪念全球金融危机一周年。

　　(杨 光、王 缨)

　　主编寄语：财富，不能离开文明；物欲，不能离开精神；成就，不能离开心安；创造，不能离开关怀；闯荡，不能离开归宿；人生，不能离开信仰……

　　你信什么？

　　文 / 本刊记者 王 缨

　　“企业家可以不做企业家，但他无法选择不做人。因而，也无法摆脱人最终的精神追求。”面对众多企业家迷茫的眼神，经济学家赵晓慨然说道。

　　于是，不论小作坊，还是大买卖，拥有财富和毁誉的企业家，悄然回归到了“人”的地平线。

　　人，是有“精神意识”的“社会性”物种，她总是希望生命的历程更加灿烂。

　　但这取决于她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思考：如何走进我们生存的环境？如何依存我们所处的群体？前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就是在对这两种关系的不断修整中走过来的，并将自身进化的脚印收藏为一部文明史。

　　文明，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度过了野蛮阶段的中国企业家，已开始坐在自己的高尔夫别墅阳台上，在阳光的沐浴中，静静思索这个以前自己并不需要操心的命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论文明》一书中有一个很简洁的解释。他说文明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控制自然力量并攫取其财富，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全部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调节可用财富的分配所必须的规范与制度。

　　显然，我们创造了财富，创造了文明，它的任务就是保护我们免于匮乏，免遭危害。同时，为了保卫文明，个人又必须接受限制。弗洛伊德的结论是：尽管文明被认为是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但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文明所期望人们付出的牺牲，往往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于是，每当人类回望文明进程时，总是禁不住要朝另一个方向瞥上一眼，询问：文明未来的命运还会经历怎样的变迁？人生未来的归宿还会经历怎样的飘零？

　　这是在向谁询问？在向我们的灵魂询问。

　　如果我们的灵魂飘忽而没有居所、莽撞而毫无顾忌，文明与人生的未来就都会前途多舛。

　　星空下的行走

　　可至今，企业家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吗？

　　30年来，中国已经形成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并且毫无疑问地可以视为一个“经济阶层”了。这就犹如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犹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三等级”。

　　30年来，中国企业家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创造了无数奇迹，举世瞩目。但同时，他们是奇才，他们也是罪人。多少英雄江湖慷慨披荆，却只留得心中一片孤寂。

　　褚时健、牟其中、禹作敏，英雄黄昏路，我们只依稀记得他们的身影了；吴炳新、孙大午、马胜利，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死了都不会服气；胡志标、唐万新、顾雏军，发迹史就是毁灭史，狂乱迷离。

　　而当全球金融危机猝然爆发后，在全球怒斥华尔街银行家的寡廉鲜耻时，中国企业家的灵魂同样在备受拷问。

　　黄光裕，一位私企帝国的巨富，像吸毒一样在公海上和股市里赌博，终至锒铛入狱；

　　田文华，曾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女企业家，到头来却永远与中国食品安全之祸联系在了一起。

　　王效金，以一人贪变成一群贪，终于酿成古井腐败大案。

　　李培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恐怕是最新一例——2009年8月7日，以贪污、受贿1.09亿人民币，在山东济南被执行枪决。

　　他们都在懵懂懂中膨胀，在懵懂懂中迷茫，在懵懂懂中倒下。他们的故事也许能够说得清楚，他们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真相。在利益、权力、人性之间，他们留下的脚印很杂乱，他们的“灵与肉”在煎熬中挣扎，直到毁灭。

　　于是，企业家们纷纷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求得一个发言的机会，同时获得一个有限的屋檐。但政治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家内心的惶惑与茫然。于是，企业家们又纷纷去做慈善活动，并越来越多地从慈善活动扩展到公益事业，由表及本，越来越关注和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时有“被猴耍”的心境。当他们的良知，被社会用一个个数字去简单而一次次地衡量时，他们就无法通过慈善真正获得自己灵魂的安宁。更何况，当“裸捐”从义举变成丑闻时。

　　在商言商，有的企业家索性用低调示人，埋头做自己的本分。是的，企业家最应关心的还是自己企业的发展。于是他们不提案，不捐款，而如饥似渴地学习美国、欧洲、日本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思想。30年，中国企业管理史从野蛮管理、流氓管理向科学管理、人性管理层层递进。但是，如此兴旺而残酷的市场环境里，却并没有炼就出一批真正的企业领袖。

　　到底，不缺财富、不缺机智、不缺勇气、不缺机遇的中国企业家，还缺什么？

　　《大败局》作者吴晓波一直在寻找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如今，他总结“中国式失败”有三大特点：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职业精神的缺失。那么，这是否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终极缺失呢？在这三点之上的那个“一”是什么？

　　是信仰的缺失。

　　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了过去极左政治信仰的荒谬；大国崛起，却难以迅速就让与传统价值压根儿行同陌路的红旗下一代通透其三昧；而贯穿始终的法律不完善、体制不健全、思想不统一，更让始终在现实中拼杀的中国企业家感到无所适从，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做对，怎么做错，每个灵魂都在星空下行走，而找不到居所。

　　寻找灵魂的居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当年狄更斯就是在暗示当时西方文明正在遭遇一场信仰危机。

　　站在纷繁世界的十字路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在不经意地瞥望着哲学的最高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本应该做什么？进而，正在不经意地走上探索“信仰”的道路——或者向宗教寻求精神寄托，或者向传统道儒拷问人生意义。

　　固然，以少林寺为代表的“信仰商业化”，使得当今中国社会仅存在那点信仰遗存，也清静难寻，原味不在，但是，像山西“老字号”双合成企业虔诚奉《弟子规》为圭臬，像江南“新贵”宁波方太公司建“孔子堂”诵经典，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执着地追求人伦的最高境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则循迹寺庙、道观、教堂，让心灵安静、平和，拂去尘埃——这，都证明了无以复加的饥渴，证明了无法承受的不安。

　　思想是获得生命尊严的惟一途径。没有信仰，一切价值观都将无所依托。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价值体系一旦坍塌，世俗的脚步就会在文明的地毯上撒野！人活在世上，自然会形成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某种态度，而尤其需要解读生活的意义。信仰，就是我们内心存在的一种根本信念、“终极眷注”。

　　信仰的根基，在于必须解决：“你信什么”？

　　从历史进程看，14～17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就是在化解信仰危机；17～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也一直都在探寻理性的发展与合理的生活。20世纪后，商业活动日益发达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密切交往。而交往就是建立关系，它的基石应当是公平与信任。这种公平与信任，越诚恳、越正直，越能建立起良好的商业关系。那么，今天来谈我们信什么，是对商业文明新一轮的挑战，追问的是人对于自我的态度。

　　宗教在数千年的中国社会里从来没有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20世纪我们体验了“信仰的力量”，但又走火入魔，时过境迁。近30年的发展，让我们物质丰盈了，但反而更衬托出我们精神匮乏的刺眼。

　　势不可逆的商业时代，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做出回答：我们信什么？

　　责任编辑：杨 光

　　信仰已经被欲望所吞噬。当金融市场在“泡沫风险与政府救市”之间循环往复时，那些被遗忘的信仰，在哪里呢？面对信仰危机，各国政府该担起怎样的角色？

　　华尔街重新寻找信仰的位置？

　　信仰，在欲望面前褪色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这样言之凿凿。但在资本市场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金钱，但却不一定会永远坚守信用。

　　于是，梦魇总有消失的一天，而金融危机，却是华尔街无法跳出的轮回。

　　每一轮的危机过后，曾经的信徒们总能找到各种原因：能源、战争、次贷，等等，但随即华尔街又会被推上神坛，开始新一轮的疯狂——自从华尔街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一天起，这种造神运动就开始不断地被毁灭和重生。

　　难道说追随者们为华尔街打上的种种烙印——诸如：诚信、律条和商业道德，本身就是一场闹剧？用宗教信仰方式去约束金融秩序，更是空中楼阁？

　　也许华尔街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在它背后，只是人类对于金钱的顶礼膜拜。

　　正如当代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100年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获利的欲望……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

　　但疯狂的华尔街也有理性的一面，最初的金融秩序——那种基于道德而建立的规范，虽然在片面强调竞争、优胜劣汰、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变得模糊，但理性的经济伦理——诚实、信任、责任心却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只不过信徒们并没找准其位置。

　　毕竟集结了无数天才的华尔街，同时也集结了天才们的欲望。而控制欲望，恰恰是人类最难完成的任务。

　　麦道夫：精英=骗子？

　　制造本世纪最大“庞氏骗局”的麦道夫，不幸成了整个华尔街的替罪羊。但最初的时候，他与巴菲特或者索罗斯一样，都是虔诚的华尔街信仰守护者——领先的投资理念、创新的投资模式，这符合一个华尔街精英所信仰的全部。

　　“麦道夫的模式是在衍生套利的市场上，在大概率的情况下谋取暴利后分配利润。但是一旦市场变形了，开始承受巨大的损失，当这种巨大损失无法遮盖的时候，游戏就变成了骗局。”索罗斯的中国弟子、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就此对《中外管理》分析。

　　理念、模式、工具，麦道夫所有的手段都是华尔街近年来所推崇的。难道华尔街本身就是一个阴谋？难以置信，因为现代金融业“看起来”比现在任何一个行业的透明度都要高，各种法律、文件、政策层出不穷，公众的关注度保证了监督无所不在，阴谋根本无处藏身。

　　但是骗局与危机，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原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师、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接受《中外管理》专访时的尖刻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华尔街就是这样的规则，现代金融事实上的不透明给了他们机会，政府又愿意收拾‘烂摊子’。在这里，欺骗是一种常态。”

　　美国宪法的起草人杰斐逊曾和代表金融界的富兰克林有过激烈争辩，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杰斐逊的一句话：“哦，华尔街？那是人类灵魂的大阴沟！”

　　但我们相信，即便是阴沟，也应该有自己的秩序与追求，毕竟金融的精神支点，是信任与信用。但现在，谁把这个支点挪走了？

　　政府扼杀了信仰

　　没错，那个酿成金融危机惨祸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正在努力抢救华尔街的美国政府。谢国忠告诉《中外管理》：华尔街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应该为金融危机埋单，因为政府的放任，必然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

　　已经没有人怀疑，过去的20年中，格林斯潘对于金融的监管就是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他认为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靠增加流通。增加流通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制造一个新的泡沫来解决过去的泡沫爆了之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一个泡沫破了，一个更大的泡沫就会出现，这就是现在的金融体系。”谢国忠对于金融界的现状很不以为然。

　　G20会议的结果印证了这种说法。20国首脑最终达成的救市方案，简而言之就三个字：发钞票。而金融市场给予的积极回应则是：吹泡泡。这就是政府对于金融的所谓“宏观调控”。

　　不难看出，在这种体制之下，信仰已经成了华尔街乃至世界金融界的弃儿。

　　在金岩石看来，因为华尔街的主营收入来自于频繁的换手交易，来自于设定的投资利润，买了就不卖的长期持有并非真正的华尔街投资风格。时至今日，全球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已经以衍生产品的交易为主导。“金融的杠杆作用被无限放大，同样，欲望也被无限放大，危机就出现了”。

　　信仰已经被欲望所吞噬，在市场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当金融市场在“泡沫风险与政府救市”之间循环往复时，那些被遗忘的信仰，在哪里呢？

　　我们愿意相信，最初的华尔街——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前的金融界，虽然不透明，但最少还是基于信用的市场。而现在，这个市场已经开始建立在危险的欲望之上。“如果说早期华尔街的利润是来源于信息的不充分流动，现代证券业的‘黑色’利润则来源于信息爆炸时代对信息的解读权和使用权的垄断，以及对客户保密信息的非法使用。”金岩石的话一针见血。

　　在他看来，华尔街的腐败与生俱来，它来自于这个行业所经营的商品本性。也是由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腐败易、防范难，最有效的防范手段其实只有一条：自律。华尔街最有效的组织是自律组织(SRO)，但由于自律组织不足以防范行业的腐败，这才有了现代证券业的监管及其制定的法规和行为准则。从此，华尔街的生命就悬系在三个词上：自律、合规、诚信。

　　财富的新定义

　　华尔街投行在过去一年中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那些肮脏的手段与高明的骗局，不过是无限放大的欲望，但信仰却并没有因此而湮灭。

　　谢国忠就此分析：大多数人都把美国和高科技联系到一起。人们认为美国社会能给科学家和工程师很高的回报。但这种假想与事实相差甚远。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美国的报酬十分微薄，而过得好的是那些懂得如何推销自己的人。大多数公司领导都是MBA或者职业律师出身，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玩商场游戏。而这种游戏——或者说金融欺骗，可能也是推动此轮衍生品泡沫的部分因素。

　　游戏和骗局显然无法创造任何财富。那些美丽的账面数字不过是昙花一现，海啸过后，剩下的依然是满目疮痍。但这对于金融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大浪淘沙，几经风浪之后，剩下的将是财富的真谛。

　　无论如何，无序的市场不会具有生命力。无论是行业自律还是政府监管，无论是推倒重来还是修修补补，无论是去杠杆化还是泛金融化，一种新的秩序亟待建立，信仰需要被重拾。

　　正如金岩石所言：“财富是什么？财富的起源是贪婪和分工，财富的宝库是市场和竞争，财富的巅峰是自由和朋友，财富的归宿是选择和捐赠。”这将成为华尔街重新定位自己信仰的指南针。责任编辑：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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