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间谍那些事儿
商业间谍那些事儿
“间谍”不再只是荧屏上连续剧里的角色，而是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家门口转悠。
撰稿·邵乐韵(记者)
17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率领普军22000人，对阵法国苏比兹亲王率领的法奥联军42000人。最终普军以少胜多。这就是史上著名的罗斯巴赫会战。战后，一名被俘法国军官受邀与腓特烈共进早餐。席间，年轻军官询问大帝战胜秘诀，腓特烈放下餐刀说：“贵国元帅有二十个厨子却没有一个间谍，而我有一个厨子和二十个间谍。”
20世纪冷战之后，“间谍”觊觎的早已不光是政治情报和军事机密。2002年，作家蔡建文出书警示：比政治间谍更阴险、比军事间谍更狡猾的，是商业间谍！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间谍的目标！
蔡建文的作品名为《商业间谍潜伏在你身边》，如今看来，真不是夸张。今年7月，一桩牵涉中澳两国的“力拓案”，使得“商业间谍”当之无愧地成为新闻热词。瞬时间，触目的新闻标题目不暇接：力拓案只是冰山一角，境外经济间谍多如牛毛，跨国公司在华行贿催生腐败……
放眼再看国际，跨国公司使用间谍来收集国外市场和竞争对手情报的案例比比皆是，间谍和反间谍的猫鼠游戏愈演愈烈。
原来，真的有这么多无孔不入的商界“鼹鼠”。
同行相煎急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说，美国大型企业每年要花100万美元用于收集同行情报。摩托罗拉公司的情报部门就是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退役间谍组建起来的，现在在世界各地布有情报点，窥探竞争对手有无兼并计划或新技术。美国商用情报顾问公司Fuld & Co。主席富尔德说，90%的美国大型企业会聘请专人从事商业间谍工作，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在校选修过有关竞争性情报课程。所谓竞争情报，是指用合乎职业伦理的方式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竞争者的情报。但是现在的竞争情报专家，大多会使用非常规情报收集手段。
2002年1月，美国食品业巨头卡夫公司控告明尼苏达州的Schwan食品公司，称对方雇用专职商业间谍来挖掘其一款新型冷冻批萨的生产机密。事情起因要回到1997年，卡夫和Schwan同时在研制一种新型饼皮的批萨，但面对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Schwan明白若不率先出击，就很难在17.5亿美元的冷冻批萨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于是，Schwan聘请在美国商业间谍领域有“起底专家”之称的马克·巴里来打探卡夫公司的生产规模。
经验老到的巴里伪装成《华尔街日报》记者、食品研究人员和卡夫公司采购员等，四处打电话骗取信息，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理清了卡夫公司生产机器型号、生产数量等所有线索。凭借这些商业情报，Schwan采取针锋相对的生产和销售措施，率先攻入市场，结果他们推出的Freschetta批萨销量由原来的全美第6位跃升至1999年底的第2位。卡夫公司事后叫苦不迭：竞争对手很微弱的优势，就可能意味着自己几百万美元的销售损失。
2007年，正在同苏宁商谈并购的北京最大家电连锁商大中电器号称要打“中国第一场商业间谍案”。大中原定在5月31日下午召开“戒惩不法、诚信为商”的发布会，高调宣称要自曝“内鬼”：大中电器一名内部员工涉嫌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充当商业间谍，将大中电器的营销计划书、价格信息、开店协议、与合作伙伴的合同等一系列商业秘密透露给这个竞争对手。尽管发布会最后戏剧性地被临时取消，坊间却早已盛传，竞争对手就是国美电器。该年年底，国美以36亿元并购大中。
2005年5月底6月初，以色列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该国史上最大的商业间谍案——“特洛伊木马”。以色列几家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雇佣著名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侦探，利用互联网非法窃取商业情报。被警方逮捕的私人侦探中，包括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前特工，涉案公司则涉及卫星电视、移动电话、汽车销售、办公用品等行业，受害企业多达数十家，其中公关广告公司是最大受害者。
商业间谍丑闻曝光后，以色列公司加强了信息安全检查工作，发现受害公司的计算机主机系统都受到了“特洛伊木马”病毒的侵袭，这种病毒不是以破坏系统为目的，而是让商业间谍可以随时进入系统窃取资料，然后转卖。据以警方估计，以色列商业间谍获取的商业机密累计市场价值高达数亿美元。由于网络安全技术不断提高，商业间谍通过黑客手段获取商业机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商业情报市场价水涨船高。
德国经济安全委员会4月出台了2009年度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评估报告，在接受调查的244家德国企业中，半数以上表示在过去两年里受到过竞争对手间谍活动的侵扰，来自电脑和黑客的攻击尤甚。
为了防止竞争对手窃取核心机密，其实许多大型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职业道德和商业行为的规章制度，花大价钱提升公司网络的防护系统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业间谍总是防不胜防。黑手不仅伸向国内同行，甚至还伸到了国际企业的“口袋”中。
跨国商谍战
在各国商业间谍中，日本的商业间谍活动最为活跃。蔡建文在《商业间谍潜伏在你身边》一书中提到：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就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谍报工作范畴不同的全球性情报搜集系统：以搜集经济技术情报为首要任务，政治军事情报只占10%—15%左右。日本的一些工业大学甚至专门开设“商业间谍”课程，为日本公司培养商业间谍和反间谍人员。
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能如此迅速，其汽车、摩托车、摄像机、电视机、手表等产品能进入并占领欧美市场，首先要归功于得力的情报工作。日本一名情报专家曾经承认，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54%来源于竞争情报！
此外，日本企业收买海外情报出手阔绰，对一般的商业和技术情报，出价5万－10万美元；如果情报重要，则不惜代价。
20世纪80年代初，日立公司花52万美元买通美国IBM公司职员，套取情报。日本化工企业为探听美国杜邦公司的秘密，甚至雇间谍乘飞机在杜邦公司制造厂上空盘旋拍照。
同样在那个时期，许多西方国家因为吃不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趋势如何，不敢贸然同伊朗做生意。但是，日本三菱商社率先出击，同伊朗展开新的贸易洽谈，如此有底气，就是因为三菱驻华盛顿办事处从美国国务院得到情报：美国和伊朗关系有缓和迹象。
其实，像三菱这样集贸易、金融、信息功能于一体的日本综合商社，其情报搜集、处理能力甚至“在中央情报局之上”。如今，日本六大综合商社(三菱、三井、丸红、住友、伊藤忠、双日)在全球187个城市设有800多个办事处，连成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据说，丸红商社每天收到的电讯资料，相当于800版的报纸；三井公司的全球通讯网络24小时运转，每天信息通讯量在5万件以上。
美国《国防》杂志曾在2002年刊登题为《美国企业曝于商业间谍之下》的文章，感叹美国企业每年因外国商业间谍活动而蒙受的经济损失就超过2000亿美元。文章称，刺探美国商业情报的外国商业间谍活动在不断上升，主要来自法国、德国、以色列和韩国等国。最近，7月17日，美国加州圣安娜联邦法院判定，73岁的华裔、美国波音和洛克威公司前工程师钟东藩(Dongfan “Greg” Chung)6项商业间谍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百年以上监禁。钟东藩也成为遵照美国1996年《经济间谍法》被审判定罪的第一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否认透过间谍窃取美国任何机密，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多做有利中美关系的事。
这些年，随着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产业链上越来越重要的一环，外商在中国安插商业间谍的案件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利用入籍华人。
2002年，美籍华人方复明为外商充当商业间谍案被曝光。方复明曾是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后来以香港某电力开发顾问公司董事经理的头衔，为外商进行项目代理。1995年至1999年间，他代理的外商在中国多个重大电力项目招投标中频频中标，非法获取中国国家秘密文件35份，并向有关国家机关人员行贿24.5万美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行贿罪，判决方复明有期徒刑5年，并驱逐出境，涉案贪官也接连落网。
他们如何反窃密？
既然有扒手，自然就有反扒；既然有间谍，自然就有反间谍。
商业保密是反商业间谍的第一道防线。
美国IBM公司在生产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的电子工业领域中始终处于世界领先，产品在市场上拥有相当大的占有率。在反间谍保密措施上，公司订立了严明的制度，例如不得在任何场所谈论公司技术秘密；离开公司前要保证桌面地面不留痕，不得带任何文件资料出公司；在职人员参加一切活动，不得触及秘密情况；专人管理秘密设备……IBM还成立了日常保密工作检查团，看看机要房间和文件橱柜是否上锁，纸篓里是否有包含机密内容的纸张等。在开发新产品之前，IBM还会故意发布假情报，将间谍引入歧途。
微软公司也非常重视新产品在研发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微软的电脑零件要由美国各地数百家公司生产，只有装配环节在本部工厂完成。所以，微软向代理公司定制某种零件时，就不用担心零件的用途遭泄露。
别看日本的商业情报人员在全球的渗透力强，在防范商业间谍方面毫不含糊，许多公司设有反情报机构。在接待外宾参观时，企业有规定的路线和项目，不得擅自更改。陪同人员也设置为2名，互相监督，防止泄密。
有趣的是，一些企业一方面拼命要派情报人员搜集别人的商业机密，另一方面，又设法要找专业人员守住公司机密；一方面，商业间谍所使用的工具越来越高科技，另一方面，反窃密的手段也日益先进。你把窃听装置做得微型，我就装上保密电话、带上录音干扰机；你要偷拍资料，我就发明一种防止翻拍的纸……
从某种角度来说，“力拓案”的出现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国人醒悟，“间谍”不再只是荧屏上连续剧里的角色，而是离我们很近，甚至就在家门口转悠。
既然冰山一角已经掀开，不如就此认识学习如何破冰，把“鼹鼠”们窜进窜出的洞堵上。■
保密，向“山德士上校”学习
外国企业可以与国企的关键人物或是政府部经济部门的要员建立某种长期关系，“以华制华”。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情观念为国外情报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撰稿·任蕙兰(记者)
许多企业在经济安全方面似乎漫不经心，难道一定要吃了大亏才会警醒？为此，《新民周刊》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新民周刊》：中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软肋在哪里？
江涌：中国在经济安全方面的意识很薄弱。在企业层面，国外大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其作用有二：一是收集别人的情报，二是保护自己的情报不被窃取。我国国有企业往往没有相应的情报机制，既无力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更没有意识保护自己的行业机密。
世界500强企业为保护自己的核心机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以肯德基为例，对配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简直夸张得无法形容，去年肯德基的秘方搬家，出动了大批在职警员和私人保镖，由一辆装甲车将小纸片运送到一个秘密地点。正因如此，山德士上校当年创制的秘方至今仍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反观中国的景泰蓝工艺配方被日本间谍以参观工厂为名窃取，让人不得不唏嘘。
中国商业保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还有政府层面的原因，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相当抵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某些官员甚至公开表示，“经济安全”的概念应当慎用，全球化背景下，过分强调经济安全会给对外经济交往制造壁垒。而在传统观念中，国家机密的范畴仅限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商业机密的重视也远远不够。
《新民周刊》：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人情，中国的人脉关系是否会为国外情报工作者提供便利？
江涌：这是我国经济安全的一大隐忧。重视人情关系在中国是相当突出的一个现象。以近邻俄罗斯为例，在那里花钱办事也是一项潜规则，中国商人在俄通关多少需要上下打点一下，但俄罗斯人很有意思，这次交了钱，下回同一个人同一件事还得交钱，这叫“一码归一码”。而中国人不是，一回生二回熟，外国企业可以与中国国企的关键人物或是政府经济部门的要员建立某种长期关系，“以华制华”。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情观念为国外情报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
《新民周刊》：“力拓案”成为我国经济安全的一个警示，这是不是一个提高公众意识，建立长期有效的商业保密机制的契机？
江涌：建立机制首先要改变意识，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官员过分拥抱国际化，一时要扭转他们的价值观很难。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身的利弊权衡，对过分强调经济安全因而走向经济管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开放之间的平衡点。
《新民周刊》：商业间谍案频发是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国力增长的必经阶段？
江涌：这并不尽然。以美国为例，它的经济开放程度很高，但经济安全形势良好，关键在于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商业机密保护机制，能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同时，美国在保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方面的法制比较完善，中间“人情”能活动的空间很小。在处理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案件时，有法可依，便能从容应对别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新民周刊》：您预计“力拓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江涌：“力拓案”对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影响的不只是相关企业，更对我国钢铁行业发展造成损害，因此我认为在“力拓案”的处理上，政府绝不会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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