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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
近二十年多年来，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对这一问题作出贡献的纳什等三位经济学家还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为分析各种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工具，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博弈论可以广泛运用于政治、军事、商业、日常生活中。因此也成为企业家制定竞争战略的工具。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
应该了解博弈论及其运用。
什么是博弈论呢？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在前苏联斯大林专制独裁时期，一位去外地演出的乐队指挥正在火车上看五线谱。两位克格勃军官以为他是在看密码，就把他逮捕了。乐队指挥说他不是特务，他看的乐谱是柴可夫斯基写的。克格勃通过调查，又抓了一个叫柴可夫斯基的人。克格勃告诉乐队指挥，你的同伙柴可夫斯基也抓到了，现在怎么判刑就在你们两个如何交代了。克格勃分别告诉这两个人，如果一方交代而另一方不交代，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交代者只判一年，不交代者判25年。如果双方都交代，则各以间谍罪判10年。如果双方都不交代，按当时苏联的规矩，即使无法定罪，只要抓起来就要判3年。
在这种专制之下，老百姓与克格勃是无理可讲的。每个人都在考虑交代还是不交代。他们连对方都不认识，更没法知道对方交代还是不交代。但每个人交代还是不交代会有什么结果，还取决于对方的态度。双方各自决定自己交代还是不交代，他们的决策就是一种博弈。各方都要分析在对方交代或不交代的情况下，自己如何做才最有利。
乐队指挥考虑，对方如果交代，我有两种选择。如果我不交代，就被判25年，如果我也交代，判10年，两者相比，如果对方交代了，我的最好选择是交代。如果对方不交代，我也有两种选择。如果我也不交代，判3年，但如果我交代了，我只判一年。两者相比，如果对方不交代，我的最好选择也是交代。那名不幸叫柴可夫斯基的人与这位乐队指挥的思维过程完全相同，结果两个人都选择了交代，各被判10年。克格勃军官又成功了。
这就是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两难处境”。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博弈论。
当双方的决策紧密相关，一方的决策会有什么结果，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决策，而且还取决于对方的决策时，就会有博弈发生。博弈论要解决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会如何决策。
进行博弈的前提是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即双方只知道对方有几种决策的选择，而不知道会是哪一种。
双方作出决策的原则都是选择优势策略，即在对方作出每一种可能决策的情况下，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这就是说，作出决策的原则是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损失最小化)。不会考虑对方是什么结果。
本来如果双方合作，对双方都最有利，但博弈的结果却是对各方都不利。这种博弈的结果称为“纳什均衡”(由纳什最早提出而命名)。
那么，有没有可能得出得出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呢？要得出这种结果，必须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交代者会受到有效的惩罚。比如，如果乐队指挥和叫柴可夫斯基的人都有一批“铁哥儿”，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谁如果承认了，一年就出狱，会被对方的“铁哥儿”打个半死，那就谁也不敢承认是间谍了。或者如果整个社会都极其同情受迫害者，歧视出卖良知者，谁承认了无中生有的罪行，出来受社会歧视，无法生存。这样的有效惩罚使他们双方都不敢为了自己早出去而承认间谍罪，这时双方都不承认，克格勃无法定罪，只好关三年释放。这时就实现了合作，得到了对双方都算是最好的结果。(在当时的苏联，只要被克格勃抓起来，无论有罪与否，至少都要关三年，以证明克格勃正确。这是当时的现实，不是故事。)
像这样的囚犯两难处境在现实中同样存在。例如，万宝路和骆驼(两家烟草企业)不作广告前瓜分市场。作不作广告呢？各自都在想，如果对方作广告，我不作，客户就会被拉走，我也作会维持原状。结论，对方作广告时我一定作。如果双方不作广告，我作，我可以多拉客户，我也不作，维持现状。结论，对方不作广告，我也不作，各方都这样考虑，结果都作了广告，市场份额仍未变。而且，这种广告竞争还会持续下去。结果对双方都不利，广告费用增加，而市场份额未变，但博弈的结果谁也不会停止广告竞争。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香烟作广告的法律，它们的广告竞争才停止。这种立法就是有效惩罚。双方对这种立法心里都欢迎，因为它制止了双方无法停止的无效竞争。
这种博弈方法可以有助于我们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竞争策略，从而作为决策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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