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突围 茅于轼办的保姆学校为何亏本

　　记者 刘世昕 何磊

　　本报北京8月8日电

　　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目前正受困于一场关于保姆学校的实验。“学校开张两年多，赔了100万元。”8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对记者毫不隐瞒学校的窘境。

　　茅于轼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汤敏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他们把自己创办的学校命名为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富平”为“扶贫”的谐音。

　　学者们当初的理想是，以学校为桥梁，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经济学家们没想过在这个学校赚钱，但同样不想赔钱，“如果赔本，就说明这条路失败了”(见2002年4月9日中国青年报《大学者办起保姆班》)。

　　茅于轼亏本

　　“我们5个大股东，先投了40多万元，后来又以个人名义借给学校60多万元，两年过去，这100多万元全赔进去了。”茅于轼说。

　　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4月，坐落在北京郊区通州。学校的使命是对农村来的17至40岁的女性进行家政服务方面的培训，并负责给学员们安排工作。更独特的是，还要帮助上岗的学员维权。

　　富平学校是茅于轼近年来做的第二项扶贫试验。

　　他的第一项农村扶贫试验，在山西吕梁山区。多年前，他和汤敏等人在那里进行小额贷款扶贫计划———以村为单位建立扶贫基金，然后免息或低息借给急需钱的农民进行生产。

　　尽管基金会为当地农民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可茅于轼觉得，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送到城里。

　　茅于轼认为，帮助农民进城，就必须教给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存的技能。于是，他的第二项扶贫试验———富平学校诞生了。

　　为何选择家政服务作为学校主要培训的内容？经济学家们认为：家政服务行业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一个训练有素的家政服务员非常抢手，不愁找工作；另外，家政服务的初级培训，一个月就能完成，花费也不多。

　　富平学校一个月的培训，食宿费600元，其中，50%由学员负担，50%由富平学校以小额贷款的方式先期为学员垫付，等学员就业后分期还清。学校的几位股东是不分红的，赚来的钱，继续投入到学校的运转和后续建设中。

　　两年多富平学校培养了3500多名家政服务员，但这个数字与茅于轼的理想相差太远。“富平学校的设计规模，可以有500人同时上课。但实际上，人少的时候，只有几十人上课。去年非典期间，学校更是遭到重创，连着好几个月没有学生。”茅于轼说。

　　正因为学生太少，才导致学校运转危机，几位股东们不得不再次解囊相助。

　　试点安徽

　　北京乐雅家政服务公司的老板郭金凤女士说，现在去农村找个愿到城里来当家庭服务员的女同胞可不容易了———一听说进城当保姆，很多农村姑娘都嗤之以鼻；可哪个地方贴出企业招工信息，肯定门庭若市。

　　与此同时，北京家庭服务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七八月北京家政市场服务员供方告急。而往年，只有春节期间才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北京家政服务员的工资开始悄悄上涨，经过培训的家政服务员月工资可能达到七八百元。

　　一般家政公司碰到的招人难的问题，经济学家也绕不过去。

　　最初，几位经济学家几乎没想到生源会成为问题———这几年，北京家政服务员的市场价最低也在每月四五百元，一年下来能挣好几千，而且，工作环境大多数比在工厂好，应该人多得挤破头。

　　可运作一段后，茅于轼也承认，由于观念的问题，大多数农民是不愿背井离乡的。一开始，富平学校自己派人到一些贫困地区招生，结果钱没少花，人却招不到几个。

　　经济学家终归比普通商人更有办法。

　　2002年8月，富平学校与安徽省扶贫办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安徽省扶贫办牵头，县扶贫办承办，派人深入到乡村进行宣传和发动，组织报名。报名者在县里统一进行体检，办证件；再由县里负责买车票，并派专人将学员送到北京。到北京前的一切费用不要农民出。务工证、体检证、婚育证等各种证件费，到北京的交通费，火车上的饭费等，都由安徽政府扶贫基金负担。

　　600元的学费中，安徽政府部门替学员支付50%，即300元，加上上述各种费用，每送一个农民到富平学校，安徽省政府负担800元。

　　经济学家把自己尝试的做法命名为“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民办公助的新形式”。

　　有学者还总结出“富平模式”———由民间人士投资办学，承担培训，以及培训后推荐就业；政府相关部门协助招生并给予资助，学校对学员培训、实习、食宿费实行小额贷款，学员就业后分期返还。

　　还有学者认为，在民办公助的办学形式下，政府扶贫资金直接用于对农民定向就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大大减少了扶贫资金分配使用中的漏损和低效。这本身也使地方政府职能范围内的扶贫工作更有效率。

　　经济学家突围

　　对于富平学校民办公助的投入产出效率，茅于轼曾这样分析，假若某个地方政府一年输出100人，按每人800元政府补贴计，补贴总额为8万元；而富平学校毕业生在北京家政服务行业市场的收入看，每年人均可得5000元。两年内可以帮助100个农民获得总收入100万元，是政府投入的10多倍。如果这些钱汇回当地农村，或用于消费、或用于投资，都将有助于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就业。

　　2003年年底，富平学校支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邀请了8个省的政府扶贫部门。结果，湖南、陕西、甘肃3个省加入到经济学家的试验中来。3省承诺，2004年，要为富平学校送来学生。

　　与政府合作，也是经济学家们摸索出来的办法。茅于轼说，首先，农村人更相信政府；其次，政府可以拿出部分扶贫资金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

　　然而与政府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些地方送来了有传染病的学员，一些地方承诺的钱不能到位。茅于轼说，有的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太低，甚至腐败严重，“没干事的拿了钱，干事的却没了经费”。

　　对于这个经济实验，茅于轼认为，目前还算不上失败。不过，“我们几个股东不会再往里投钱了”。

　　经济学家们希望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实验。富平学校的校长沈东曙透露，目前，学校正试图与一家国际非营利机构合作。同时，茅于轼等人也正在筹建一个“富平发展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