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德隆折戟看民企新危机(上)

　　《长三角》专刊 记者 高渊

　　事不凑巧。

　　中午11点多，走进江苏常熟郊外的隆力奇工业园时，暑热并没有被甩在身后。工作人员在为我打开空调的瞬间，办公楼突然跳闸停电。与其他人一起汗流浃背等待了近半小时 后，楼内终于恢复供电。

　　3个多小时后，隆力奇董事长、总裁徐之伟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真是不巧，今天是今年夏天这里第一次停电，就让你碰上了。”让我长出一口气的是，不是那台空调导致了这场停电。

　　隆力奇显然是幸运的。因为直到7月末，它才赶上了早已司空见惯的停电。不过，有一点它与其他民营企业一样，那就是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奇特的风暴中。

　　差别只在程度上。眼下，几乎所有的民企都深受缺电之苦，其中的一大部分企业，还同时面临因控制土地而带来的缺地，以及因银根收缩而引发的缺钱之痛。

　　还有少数民企因自身经营与诚信问题，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而这，甚至还引发了一些舆论对民营企业群体的新一轮不信任。

　　现在，有人在感慨，有人在观望，还有人在揣测。他们说不清的是，究竟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民营经济的集体失落；还是个别企业的胆大妄为，引发了这场针对民企的信任危机。这，有点像隆力奇那台空调与那场停电的关系。

　　不过，至少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眼下是他们这个社会阶层在近20多年的沉浮中，遭遇到的又一次危机。

　　酷暑秋凉

　　如果说德隆危机逼迫很多人不得不再度拾起“放大镜”来看民营企业，让民企感到有些不自在的话，那么，差不多同一时间启动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则使民企的生长环境直接发生了一定变化。而对很多民企来说，后者的影响比前者还大

　　在上海灼热的骄阳下，没有人会愿意在马路上多待一分钟。要不是这样，行人中的不少股民，在路过浦东源深路1155号时，或许会驻足观望一会。

　　因为在那里面，有着太多解不开的谜团。眼下，这幢德隆大厦显得孤单而失落，早已没有前几年鼎盛时的喧哗。很多人都相信，曾红极一时的德隆，再一次从这幢大楼里体面地走出来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

　　曾经，德隆是中国民营经济中的一道奇特风景。这个发端于遥远新疆的企业，拥有爆炸式的财富积累速度。出事前，拥有近200个子公司和孙公司。而这个庞杂的体系，是1986年由唐氏四兄弟为首的一群大学朋友，从胶卷冲印起步的。

　　“四两拨千斤”是以前德隆一再强调的资本运营技巧。正是这种技巧，让德隆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功。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德隆系”，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德隆系因其在过去3年二级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其股价的高位态势，而获得了“熊市不倒翁”的称号。

　　但泡沫吹得太大，就迟早会有破灭的一天。今年4月12日以来，在经历了过去三个月的阴跌后，德隆系“三驾马车”——新疆屯河、湘火炬A、合金投资突然大幅跳水。从4月12日收盘价至4月21日，其流通市值共缩水61亿元。

　　从那一刻起，德隆开始四处救火，无奈火势越救越大。而在很多人眼中，德隆出事是这一轮民企危机的导火线。

　　这是因为，人们发现在德隆危机的深处，不仅仅是一家因经营不善而可能倒闭的公司。它还是一个庞大复杂、充斥违规交易的黑洞，甚至足以引发政府与公众对同类企业的信任危机，进而要求彻底打开民企尤其是大型民企的资本暗箱。

　　如果说，自德隆危机开始，逼迫很多人不得不再度拾起“放大镜”来看民营企业，让民企感到有些不自在的话，那么，差不多同一时间启动的新一轮宏观调控，则使民企的生长环境直接发生了一定变化。而对很多民企来说，后者的影响比前者还大。

　　这半年以来，许多民企老板的心情都不太好。他们普遍的反映是，地拿不到了，钱贷不到了，项目更上不了了。有些地方的民营企业里，弥漫着一种郁闷的气息，似乎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前几天，一位民营钢铁企业老总向记者感慨，最近他为上一个项目跑了趟省里，得到的回答还算客气：“现在上项目不太可能，就算要上，恐怕也轮不到你那里。”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工商联成了民企老总的倾诉对象。而反映听多了，也促使他们拿起笔，向政府部门转达民间的声音。在近来众多类似信件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要给民营企业少一点指责，少一点埋怨，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安抚，多一点实际支持。

　　民企的担忧自有它的道理。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投资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少民企表示，现在他们集中投资的热点行业，已与以前10年投资轻工业为主不同了。以前的轻工业投资是见效快、投资周期短，很快就能见到效益，不出效益的民企也可以很快调整方向。现在，民企不约而同地看到重工业里的机会。但是，重工业的投资数额巨大，投资周期长，而且往往在一开始就有几期扩建计划，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往重工业投资，现在动手早的也就是刚刚完成一期，而重工业必须上规模，不上规模就和等死一样。

　　可以说，大多数的民企老板对中国新一轮的重工业化道路寄予厚望。在重工业化道路上衔枚疾进的民企老板可以数出一大串，包括投资电解铝的刘永行、大炼钢铁的郭广昌等等。

　　但是，民企的这轮重化工业投资热潮，恰好遭遇宏观调控的重点。与此同时，部分银行在此轮宏观调控中出现不分对象“一刀切”的倾向，即这些银行为压贷款总量，不分对象，能压就压，能收就收，甚至快收快撤，对国家产业政策不能很好地去理解和贯彻，结果是可以续贷的项目下马了，问题贷款却依然没有解决。

　　针对民企的不安与疑问，7月25日，国务院在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批示中指出，要抓紧研究制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权，使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实现公平竞争。

　　此举显然是让民企定心。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的看法是，这轮宏观调控并不是有意“卡”民企，如果说对民企有伤害，那也是误伤。而民企容易受伤的关键因素，还是其自身实力不够强。

　　在这个酷暑难当的夏日里，民营企业正经历新一轮的不安与困惑。他们感受到了宏观环境与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他们现在要做的是试探着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而此刻，中央传递的“宏观调控并非针对民营经济”的重要信息，至少让他们又有了底气。因为不管现状与前途多艰险，他们始终相信一点：发展民营经济的大趋势不会动摇。

　　天使魔鬼

　　民营企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常常会像坐“过山车”一样飞速变化

　　这几天，在上海复星集团网站的主页上，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一直挂在显要位置。

　　它所针对的，是前几天南方一家报纸的一篇报道，题目或许让复星看得触目惊心：复星走进“慎贷”名单。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更何况，在有些人看来，当神话般的德隆系终于倒下后，难说复星不会步其后尘。

　　这是因为，两者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比如，同是民营背景，在产业方面的扩张速度都极快，都需要靠不断收购金融企业并通过其融资，以维持整个资金链条的正常运转。不过，在复星看来，这样的指责与猜测当然不能成立。

　　那份声明表示，银监会和上海市银监局今年7月初从未发布过该文所述的“慎贷”文件，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从未被列为“慎贷”名单。同时，复星及下属产业公司与银行的银企关系一直良好，包括宏观调控以来，复星得到了银行信贷的继续支持。最近几个月，复星集团所属企业一直有新增银行贷款，6月30日还入账了新贷款。今年上半年，复星的钢铁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保持增长，南钢联去年全年利润12.34亿元，今年1—6月利润为8.7亿元。

　　复星的愤怒满纸皆是。此刻，它希望人们相信的是，它决不会是“德隆第二”。或许，在他们看来，维护自己的名声和信誉是当前最迫切的事。因为很多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一家民营企业从天使到魔鬼可以在转瞬间完成，中间甚至不需要停顿与过渡。

　　在中国，民营企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常常会像坐“过山车”一样飞速变化。当周正毅等“问题富豪”被揭露时，民企的声誉一度跌落谷底。当时，银行为避免遭受类似损失，一度向一些民企亮起红灯，甚至有银行专门发文要求下属分行严控对部分民企的贷款流向。

　　时过境迁。到去年下半年，在学术界争论“中国经济过不过热”时，主张不过热的一方拿出的关键证据就是：此次投资高潮主要由民营经济所驱动，因此是有效率的。这时，民企几乎就是天使，是理性的代表，只要是民企的投资就是好的。因为他们不会冲动，他们的钱是自己的，或者是要自己还的。

　　过了没多久，当今年春天以后过热之忧成为共识时，“民营经济兴风作浪”又在一部分人中成为流行看法。这时候，民企就是魔鬼，因为它们最喜欢钻政策的空子，更何况它们拿来投资的钱还不都是银行的？

　　其实，老资格的民企应该早就习惯这种两极化眼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有人质疑民营经济的性质姓“社”还是姓“资”，使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当时民营企业家们最担心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会变。为突破困境，将企业挂靠到乡镇集体企业成为时髦，以至于后来一些集体企业实际上大都是个人办的企业。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国家鼓励外商投资，并在税收、土地等方面采取了优惠政策。从那时起，许多有点规模的民营企业纷纷找海外的亲戚、朋友投资，或变相到海外注册公司再回来投资，都挂上中外合资、外资、港资的牌子，实际上还是民营企业。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才迎来新的“春天”。1997年党的十五大后，个体、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与国有、集体经济同样的法律保障和政策环境，民营企业才得到比较彻底的“松绑”。

　　现在的问题是，将宏观经济形势简单地与所有制结构挂钩，对民营经济无论是褒是贬，都是缺乏依据的简单化做法，不仅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偏差，还会导致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本身的不解与反感。

　　这种所有制联系，可谓是中国国情之一。设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各不相同，若一家或几家公司连续出问题，亦很难让人迅速联想，有意无意间与某一类所有制相关联。而在国内，所有制关联简直成了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方式波及面甚广，香港市场当年对民企股的追捧和如今的避之惟恐不及，就是偏见的实例。

　　或许，民企最期待的，还是社会舆论能以平常心看待他们。民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应尽可能避免“简单所有制联系”，而只是看作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正常问题对待。

　　如果把民企从舆论的“过山车”上放下来，那些老板的心脏或许会好受些。

　　由德隆折戟看民企新危机(中)

　　由德隆折戟看民企新危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