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以金钱和人情为桥梁的权商关系

　　以金钱和人情为桥梁的权商关系正面临着内外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迫使全社会走向一种理想的政商模式。

　　陈老板的企业生存模式

　　陈海峰的主要工作时间通常是晚上6点到次日凌晨2点。他的员工，包括高层管理人 员，除非极特殊的事情发生，一般都不会在上午打扰他。

　　陈是山西一个不大不小的建筑商。个头不高，其貌不扬，打扮得体而绝不张扬，脸上永远保持着谦虚的微笑。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业，10多年间，积下了近亿元的身家。由于长期和甲方打交道，他练就了极高明的“公关”素质。“很多人在和他吃过一顿饭后，就能成为极好的朋友。”他的一位助理既奇怪又钦佩。

　　但公关毕竟是一份苦差事，陈老板觉得世界上最难喝的就是酒，最难过的表情就是笑，最无聊的话就是酒桌“黄段子”。

　　2000年底，基于两个原因，陈海峰投资了一家三星级的酒店：一是仅仅做工程和甲方打交道，觉得很累，想有经济增长点又不想伴随“公关”增加量；二是工程欠款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企业新项目的周转，而酒店则可以迅速获得日常性现金收入。

　　但事与愿违，酒店开起来后，行政管理部门多头化，被迫请上门的各路神仙越来越多，而且都是非要他亲自陪同、不能得罪的人物。陈海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更多的应酬，靠吃喝玩乐塞红包维持的关系开始遍及政界、商界、金融界、司法界等。

　　不料“关系就是生产力”，各界要人的另一重效应显现出来，为他铺路子，拉业务，融资金，乃至摆平纠纷……企业反而开始蒸蒸日上，陈老板过了两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最后他终于福至心灵，扩大公关部规模和职能，拉出一长串需要定期勾兑、送礼的名单，将关系拓展与维护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

　　当行政要员成为企业经营核心要素

　　在记者的采访生涯中，陈是某一类中国商人的典型。他们深通“中国国情”，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这种禀赋使他们在政商博弈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长期以来，“官本位”与“人情社会”已编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一位官员曾公开说：我们执行政策灵活一些，企业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否则，大家都较起真来，我们得不到好处，企业也过得艰难。总结起来，企业热衷于“与权共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部分国家产业政策弹性过大，而且这种弹性主要掌握在各职能部门官员手中。有没有特殊的人情关系，政策落地的宽严程度大相径庭。

　　二是很多行业实施准入制度，企业要想获得正常的投资资格，与审查机关的私交如何关系很大。同时政府在资源调配、商业机会、融资渠道等方面有太多的权力，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特殊，可以获得额外的利益。

　　三是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下，企业要想抢时间赶速度，懂不懂事很重要。

　　四是政务信息的不对称。由于政府工作系统的独立性，企业获得相关政务信息的渠道相对狭窄，加上部分官员有意为之，企业要完整获得政务信息更难。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区域性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视为个人掌握的信息与熟悉的企业进行“利益交换”。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行政要员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要素，“政商关系潜规则”就成为了企业家的必修课，在华丽的餐会、昏暗的包房、无人的客厅里，他们的成功“运作”，使他们拥有了炒作土地的特权、超额贷款的授信、资讯独占的交易、特权经营的厚利、偷税漏税的默许……

　　正是因为权力可以带给商人们比单纯市场竞争更多的利益，才会推动着商人们“在商言商”，一拨拨义无反顾地跨进了以利益和人情为交换的权商联盟。只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走向最纵深，这样的关系正陷入危险之境，面临破冰之时。

　　一种关系的瓦解

　　转机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的要求，企业不得不从单纯面对政府变成同时面对政府和市场，而且市场越来越成为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二是由市场深化推动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压力，迫使政务体系越来越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在整个政务管理体系中，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小，制度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如果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中国农村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放了城市生产力的话，那么，2002年11月11日，以中国入世为标志，中国的改革不再是单纯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阶段，而是通过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进入了全面建设新型政商关系的新时期。

　　今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将正式施行，它将给全国行政管理部门带来一场“自我革命”，大大缩小行政机关设租，企业寻租，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

　　市场经济的核心实质是什么？是市场竞争。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哪里？也是市场竞争。

　　入世使中国商人第一次具有了世界范围的视野和全球化的思维方式，第一次发现了自己与全球一流企业的差距，长期困囿于酒桌饭店、托庇于政府官员保护下的企业竞争力在跨国企业的资本战车轮下显得是如此不堪一击！

　　穿梭在中国各地的福建、浙江商人，率先走出国门的广东商人，也给了各地商人们莫大的启示：走出自己生长的固有“领地”，自然不可能保持与所有地方官员的“联盟”关系，但却因此拥有了更广阔的市场眼界和更纵深的腾挪空间。

　　一种关系的瓦解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但改变却常常是由单方面开始。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本质使越来越多的商人强烈渴望建立新的权商关系，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全新秩序。

　　一种危险的职业

　　规则的目的是保障规则各方的生存，所以，当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基因转变为是否能适应(甚至是控制)市场竞争的时候，传统权商联盟的外部危机显现：即政府的角色定位由资源调配者、市场主宰者和参与者开始转向宏观秩序控制者、规则制定者和市场服务者。

　　请看一组报道：

　　报道一：2004年5月18日，青岛市委督查室在全国党政机关中第一次通过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整个政务体系改革的发起者、青岛市委督查室主任李明目前正参加由人事部下属的人事科学研究院承担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课题，该课题由人事部一位副部长任小组顾问，青岛市委督查室的企业化管理改革成为研究的试验田之一，根据改革效果，将向全国党政机关推荐。

　　报道二：2004年6月1日，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成，国务院法制办与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正就有关条文做进一步商讨、议定。

　　报道三：2004年5月25日，襄樊市面向全市公开选拔市经贸委主任、教育局长等7名市直“一把手”。与“一把手”直选相配合，襄樊市纪委决定在纪检监察方面实行“垂直管理”。所有直选“一把手”的单位，均由市纪委直接委派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这些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不仅成为该单位党委(党组)成员，而且在行政、工资等方面均由市纪委进行垂直管理。在直选“一把手”的单位之外，市交通局、旅游局、农业局、粮食局等重要部门，均实施了纪委“垂直管理”的改革。5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地方各级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统一管理工作，各地将根据情况，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行。随着中纪委对国家部委的纪检工作“垂直管理”的全面推行，地方纪委对市直机关的统一管理将呼之欲出，指日可待。

　　报道透露出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正通过企业化管理体系改革促进工作绩效的提高；通过干部人事制度、纪委监督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责任；通过信息公开立法减少权商交易的运作空间……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权商联盟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一位官员对此评论说：“当官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

　　正是这种“危险”的感觉，使旧有的权商关系开始破裂，使理想的权商模式开始显山露水。

　　走向新型政商关系

　　大量历史证明：只有形成稳定有效、为大多数人所遵从的规则，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幸福。因此，只为少数人享受利益的权商联盟注定将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

　　而中国商人的渐渐觉醒，中国政府在管理体制、工作流程、工作作风、领导责任等方面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决心与信心，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走向新规则的前奏与号角。与之相伴随的，注定将是以金钱与人情编织的权商联盟的土崩瓦解。

　　从当前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来看，理想的政商规则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能通过遵从规则和自身的努力，享受规则所允许的权利。

　　具体来说，新型的政商关系就是：政府通过提高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水平，提高机构服务的工作效率，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市场竞争制度以及法律规定，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畅通。而企业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逐步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承担包括税收、就业等更多的社会责任。

　　政治离我们越来越远，权利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经过了多年的沉思、觉醒与发现，中国的制度化变革脚步会越来越快越来越稳健自信。而通向理想规则的轨道一旦铺就，散乱的案例一旦成为范本，一种全新的秩序将在不远的未来渐渐混沌归元。

　　只是，规则可以一夜之间拟就，秩序可以通过权力强行实施，盘踞在人们心头的观念却只有慢慢改变。谁率先灵敏触摸到变化的身影，谁就会率先享受规则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