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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姜奇平
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到底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日本式的管理，是随着日本经济奇迹，而成为国际管理思想的。今日中国经济起飞的成绩，已不亚于日本，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要总结中国
式管理的经典所在。
我们不要一说商业精神，就老是总结成西装领带，老是西方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而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不否认，中国商业社会，正在大量用西方科学管理思想，武装自己。中国还远没有学好。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这个世界风水轮流转，历史发展螺旋式上升规律，在当代奇妙地表现为，自然经济与后现代经济之间，存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联系。儒家管理思想，与后现代管理思想，竟神奇地越过泰勒科学管理，正在建立起一种直通车式的联系。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正是这种体现中国商业精神的新管理典范。
举例来说，社会学与管理学只有一纸之隔。今日国际社会学中新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它有条件转眼间成为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新的世界典范。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好拉“关系”，精通“关系学”，拥有“关系万千重”。关系，可说是中国商业精神中的土特产。做生意不懂关系，无异于一只白薯。而社会资本，正是法国社会学界从中国人的“关系”中直接提炼出的一个进入国际主流的社会学、管理学理念。“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暗合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暗合了TCP/IP协议。中国的关系，成为管理学中的TCP/IP协议。社会资本被理解为人际互联网，在新经济中大放光芒。一位美国硅谷专家认为，硅谷之所以不同于美国其它地方，取得奇迹，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印度人带来异域商业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资本(所谓“关系”)有关。
国际上并不稀罕中国总结出什么“现代管理制度”之类跟屁西方的理论，他们将竖起两只耳朵(因为他们顶多只有两只耳朵)，聚精会神听中国人不同于他们的、又有五千年积淀做来源的那些心得。当然，中国人没必要自大。要知道，法国人从东方文化中解码出“社会资本”，是带着现代批判精神，消完毒才吸收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关系，必须去掉自然血缘色彩，改造为公共关系，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中国人不可能光靠农业社会的传统，就跑到世界上去托大。
我记得费孝通1992年考辨过华人圈的五个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叠合性、等级性、强调诚实、看重道义、具有弹性边界。其中叠合性，就是指华人融为一体的关系圈。关系圈遵循一些只有华人熟知的潜规则。例如，他提醒外国的经理人还要记住，在华人的商业组织中，年岁较大的人员往往拥有比他们的头衔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其实，关系并不是东方商业精神的真正精髓，顶多是个二流概念。跟它并列的中国土特产还有一簸箕呢。比如，中国商业精神中，还有其它一些与美国人的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但确实能成就中国商人，例如云南“钱王”王炽领悟出的商道竟是：“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换了直来直去的美国牛仔，大嘴巴不扇过去，枪子儿也过去了。但《道德经》管这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一方面“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些都需要西方人琢磨是什么意思，什么逻辑，属于什么管理体系。
有专家认为，指导柳传志最得力的管理思想显然不是来自外国—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外国类似的经营管理案例—纵观联想的20年发展之路，“中庸思想”是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
中庸也许在东方价值体系中“级别”比较高，到“二级”了。但我以为，这仍不是中国商业精神中最靠体系核心的东西。“仁”的级别也许到“一级”以上了。但也还不是最高的概念。比如，《黄帝内经》对企业信息化，有世界最高水平的阐释。将《黄帝内经》与SAP的ERP软件进行深度比较，可以发现SAP的ERP软件只是大学水平，《黄帝内经》的管理思想已到了博士后阶段。再如，我就看到研究者一个更进一步的发现：从孔子与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联系中，找到了比“克己复礼为仁”更高境界的东西。
中国的商业精神是一个海，需要我们在向华人企业家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去体会、总结。恐怕只有既懂传统，又知现代，还懂商业的人，才能真正总结出来。现在大家都去赚钱，没人去总结也好，等于给中国商业精神保了密了，让西方人光看到奇迹，不知是怎么变出来的。也是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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