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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企业家》杂志系列报道：
印度象叩门中国
印度世纪”有多远
波导和华为代表了在印度的两类中资企业，一个注重销售，一个注重研发，它们能最终取得成功吗？
本刊记者|项文
从宁波出发到新德里之前，贵斌多少有点担心，在他的印象中，印度人似乎很排斥中国人来做生意，但是在他到了之后，一件小小的事情却让他开始改变对印度的看法——在他下榻的宾馆，官方电视台连续几周在播放一部叫《新中国，新经济》的记录片。他开始觉得，“也许印度人并没有那么排外”。
这位年轻的经理是国内最大的手机生产商波导股份(资讯 行情 论坛)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负责印度市场唯一的中国人，他的另外两个同事是来自香港分公司的法国人。事实上，在贵斌逐渐改变对印度市场看法的同时，他所在的公司也开始在印度取得了不错的业绩。由于走低价路线，现在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3%—4%左右，每月的出货量是4-5万台，并且有了一家名为阿格拉尼的当地渠道伙伴。
在某种程度上，波导在印度小范围的成功，让不少中资企业看到印度市场的希望所在。自从印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实施开放政策以来，印度政府为吸引外资下了不少功夫，曾连续颁布了四部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但是这些举措在中国企业中反响并不大，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公司，比如铃木汽车、三星和LG，都开始进驻印度。现在，它们已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品牌。
从表面看，中国企业落后一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企业并无海外扩张的能力，但实际上，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不稳定的政治关系是中国企业望而却步的真正原因。“实际来印度投资的成本并不大，但是在两国关系最复杂的1990年代，来印度的中资企业不超过十家”，中国驻印度使馆商务处的一位官员说。
然而现在波导的先锋效应开始让不少中国企业重新认识印度，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新大陆，有三亿强劲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经济增长也如中国一般在迅猛提速，各个市场都开始起步。印度是全球移 动电话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到2004年底，印度移 动用户可能达到5600万户。
尽管腐败的官僚作风、糟糕的基础设施、高额的关税壁垒以及文化的差异仍然是中国企业头疼的问题，但是它们无一不着眼未来，“我们明年如果能占据多一个百分点，就是很大的成绩了”，贵斌对《环球企业家》说。而不久前，另一家国内通讯巨头中兴公司也在这个市场分得了一杯羹，中标了印度国有企业MTNL公司5万门CDMA手机项目，项目负责人表示会继续加强与印度公司的合作。
同样看好印度的还有袁子文。袁是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所长。和波导不同的是，华为一开始是把印度作为一个研发基地来看的。1999年研究所成立，主要从事华为电信产品的软件研发，包括NGN、智能网、数据通信等，同时为亚太及其他海外市场提供售前和售后的技术支持，“华为印度研究所的电信产品已广泛应用在英国、巴西、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市场上，并对华为在印度市场的开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袁子文说。
类似的情况也在UT斯达康身上发生，它于2002年在印度Gurgaon成立了一家研发中心，并且计划未来几年里陆续投资2500万美元。在此之前，UT斯达康的六家研发中心都设在中国和美国。
对华为、UT斯达康这样的企业来说，印度低成本、技术高超的工程师以及开放的研发环境正是国内缺少的，所以在华为印度研究所700多名员工中，中方员工不到50人的情况就不奇怪了。
而且，在袁子文看来，由于对印度工程师的普遍信任，华为的国外客户在和华为印度研究所打交道时，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2.5小时的时差也可以变成优势，印度团队晚上提交给国内的测试版本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得到国内团队的反馈。“尽管我们同样要面临西方跨国研发中心的竞争，但是我们正努力成为人均产出最高的研发中心”，袁子文对《环球企业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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