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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上个月发生了两件事情。先是国际顶尖的信息技术公司IBM花费了约两亿美元收购了设在新德里的一家电子后台办公(back office)服务公司。时隔五天，世界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花旗银行(Citigroup)花1.26亿美元，将它在孟买的一家原先持有44%股份的在线商业服务公司变为全资所有。这两件发生在印度的收购案例，对于志在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企业家来说，却只能望洋兴叹。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这两件收购案，因为它说明在全球产业链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并不是一枝独秀，更不是无与伦比。作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的承接方，中国只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中国能够参加国际分工的部分还多处在附加价值的最低端。正如本刊对浙商的采访所显示的：中国人还远没有到为世界工厂的称号而陶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产业基础仍然脆弱，规模偏小、品牌缺失、技术含量低，而我们赖以发展的成本优势却在不断丧失。我们的记者从浙江义乌回来说，义乌福田国际小商品城第二期工程的地价已经飙升到了每平方米22万元。如此高昂的地价，难怪大量的浙商开始了西迁运动。
而我们很少关心的貌似遥远、实为邻国印度，却凭借更多的与西方打交道的经验，更多具有国际资质的企业，以及更多的英语人才获得远比中国多得多的属于服务性质的外包订单，上个月的两个收购案不过是印度这一优势的反映。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两年间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了8%；电讯服务和电脑程序设计方面的就业机会分别减少了12%和9%。有数据说，这些机会流向印度的远多于流向中国。因为印度有着比中国更具优势的IT人才、服务和更低廉的成本。在印度，外商一个星期内就能为一个英语的电话中心(Call Center)增添500个坐席，而且聘请的全是20岁出头的英语流利的低收入者，这样的纪录，即使在上海也难以达到。
根据沃顿商学院和基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过去三年联合发布的商务服务“外包基地吸引力指标”(Off-s hore Location Attractiveness Index)评测，印度的综合指标远远高于其他38个国家，包括中国、新加坡、加拿大、爱尔兰、巴西和捷克，而且每年还以10%以上的幅度不断提高。但尽管如此，印度也还大致与中国一样，承接的大多是低端的外包业务。在为国际采购集团经办大宗采购和组织供应链这样一类高端业务上，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更是享誉全球。
即使在制造业的领域，我们也可对比一个发达国家的例子。那就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只有一条I-85号公路穿过的格林维尔-斯巴腾堡地区。两个小城的人口一共才10万多一点，加上周围七个县，人口不到100万。但这一地区却是来自18个国家的215家公司在美国的生产基地，包括其中74家公司的美国总部。其成功秘诀，根据哈佛商学院罗莎贝丝·坎特教授的报告，就是孜孜不倦地为本地汇集全球各地的思想家、制造者和商人(Thinkers、Makers和Traders)。
说到这里，想一想我们的浙江、我们的广东，我们国家所有那些通过给洋人打工先富起来的沿海城市，在全球性产能过剩，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生意似乎越来越难做的时候，谁来为它们从全球各地、或全国各地去汇集思想家、制造者和商人呢？谁来帮它们发展更高端的生意呢？或许，当企业家发现越来越无法抵御价格下降、利润流失的时候，他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会放弃在制造业上的努力，转而去做房地产投机生意，就像在今天的浙江已经发生的情况。
古人劝学，有两句名言，一曰不要“一得自矜”，一曰不要“浅尝辄止”。这是说不要一有成就就狂妄自大，或有点尝试(比如说受点挫折)便就甩手放弃。但愿在制造业上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声誉的沿海城市，不要太快地都滑向这样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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