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根棒棒”到百年雄厦

　　“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很大。

　　文/胡泳

　　在重庆，人们形容一所房子简陋时就说它是用三根棒棒搭起来的，这个表达可以用来很贴切地描述我国民营企业的粗陋组织形式。确实，把浙江的民营企业与西方的著名大公司相比，前者不是“三根棒棒”又是什么呢？与三根棒棒的建筑方式相对立的是雄伟石厦，雅典的帕台农神庙是其典范。它历经3000多年的风雨仍屹立不倒，原因何在？因为它不是三根棒棒搭成的，而是质地最好的纯白大理石筑就的，工匠技术高超娴熟，艺术审美也经得起考验；因此，它在中国的无数个“三根棒棒”灰飞烟灭之后还能继续存在。

　　实际上，“三根棒棒”与雄伟石厦各代表一种建设态度：前者是急功近利的或临时性的，后者是长期计划的或长久的；前者不需要精确的计算和设计，后者容不得半点浮躁；前者造价低廉但寿命短暂，后者造价高昂但持久耐用；前者不需要多少人文支持，任何一个农民都是自己房屋的业余建筑师；后者在盖房子之前可能先要办学校，培养工程师、测量师、美术师之类的人才，如此必然催生出数学、几何学、材料学、力学等理论学科。不妨说，前者是急躁的；后者是耐心的；前者是低成本的，后者是高投入的。但作为补偿，前者是短暂的，寿命不过几十年；后者是长久的，寿命达数千年，至少是几百年。从短期算账，前者是合算的；从长远算帐，后者才是合算的。

　　浙商以及他们所建立的企业有着辉煌的足迹，指责其为“三根棒棒”可能失之公允；但成就的背后，他们的弱点也是惊人的——有数字显示，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从技术水平低、容易仿制的低端入手，缺乏创新能力；他们的产业层次很低，多是传统产业，很少有高新技术，全省科技型私企只有600家左右，仅占私营企业总数的0.24%；他们的规模都很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他们都是家族制，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浙江的政府官员承认，“低、小、散”是浙江民营企业的一大缺陷，这些民营企业中，依然大量保存着原始的家族企业形态：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共有制企业，以及由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亲缘、血缘关系虽然在这些企业发展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发展，家族企业的组织制度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

　　“温州模式”在全国赫赫有名，但到目前为止温州民企中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甚至想上市的也只有正泰一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要想上市，股权重组是重要内容。许多温州企业都不规范，一个母公司底下可以有数十家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这些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法人可能是民营企业家的老婆、兄弟、亲戚，公司之间互相参股、互相控股，有时候连老板自己也说不清楚各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家族企业的治理难，是温州民企上市的一大障碍，一些企业财务管理之乱简直难以想象。有一家准备上市的著名休闲服装企业，财务主管竟然是老板的爷爷，而这位老板本人已经40多岁了。

　　过去温州有个“3000万”现象，一个企业发展到3000万规模，就会分家，不再进一步发展。无论是早年还是现在，温州人大部分成立公司之初都选择与亲戚、朋友一起合资，其后的历程则基本上是“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虽说很多企业经过多年的自由发展，达到1亿元、10亿元的规模，但这两个数字也随之变成温州企业的成长瓶颈。而且，温州企业一直使用传统的“靠自身滚动发展”的经营方式，资本扩张不被青睐。

　　“如果30年之后，温州人还要用自己的钱，靠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来办企业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失败。”祖籍温州的台湾《商业周刊》总裁金维纯谈到温州商人喜欢扎堆但不喜欢合作，多年来一直停留在重复创业的低水平上时，这样认为。

　　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在他那著名、但富有争议的《信任》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华人的家族企业在实现从家族向专业型管理转化这一过程时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与华人家庭主义的实质不无关系。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这种家庭主义影响了经济组织可能的类型，使华人社会在建立大型经济机构方面遇到的阻力很大。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体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的，即企业不仅归家庭所有而且由家庭管理。在发达的经济中，新企业也往往是从小型的家庭企业起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采用了更客观的公司结构。但是家族企业只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今天，尽管美国、日本和德国还保留了家族成分很大的小型企业，但是绝大多数价值和就业机会都是由所有权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创造的。而这种多年来在美、日、德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公司形式的、专业管理型的、公共拥有的大型企业，几乎很少出现在华人社会中。

　　许多华人企业长期以来不能成长为大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使企业增长壮大的社会资本，缺乏对人的信任程度和合作精神。在《信任》中，福山记述了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美国王安公司的兴衰史。王安公司最大的教训是缺乏对家族以外经营管理人员的信任，乃至最终丢掉大好江山。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会极大地阻碍公司的制度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拒绝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例如，包玉刚的船运帝国鼎盛之时是亚洲最大的公司，而他甫一过世，帝国就一分为四，被家族的四个支系瓜分。

　　由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的转化步履维艰，赋予了华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一大特性：过度竞争。公司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垄断组织，往往由少数几家大规模的公司分享市场。在华人社会，情况却与此相反，用福山稍带讽刺语气的话说，“市场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竞争理念”：成千上万的小企业为了找到一块立足之地，而在商业沙场上殊死拼搏。在浙江，我们就不难看到这样的状况：产品生产重复性严重，过低的产业门槛无法避免过度的市场竞争，企业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越来越低，于是，企业效益难以逃脱下滑趋势。

　　浙江民营经济的带头人徐冠巨对萧山乃至浙江的民营企业曾作过一番深刻剖析：“不少民营企业仍然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企业认识到已经走上了一条发展的不归路，不发展就要被淘汰，所以希望企业有大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愿突破原有模式，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只看到了权力的改变，而没有看到这种改变对企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说明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而他提出的对策很明确：“如果民营企业家都能够有更加开放的意识，依靠我们自身已经储备的强大实力和在本土化经营管理上的机制优势，实现同国际大公司的强强联合，浙江民营企业必将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浙商在过去的那种善于驾御市场的能力值得保持和发扬，但在WTO时代，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低成本优势和低附加值产业，而必须做大做高。为此，浙江企业要着力摆脱家族制弊端的困扰，向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发展。

　　胡泳：

　　本刊专家团成员。现为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节目主编。曾任《环球管理》总编，兼任《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作家。2000年，创办了以互联网经济学及商务管理模式为研究重点的互联网研究与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