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途中的家族企业

　　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78%的就业机会，雇用了劳动力市场上60%的就业者，创造了全美国GDP总值的一半。

　　美国《家族企业》杂志认为，所谓家族企业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企业由某一家族控制其所有权；控制企业的家族成员在高级管理层中发挥积极作用；至少有两代人参与了企业的经营或有可能这样做。

　　他们普遍设置了董事会，由董事会批准重大的公司决策与战略，决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选以及最高管理层的报酬。

　　家族企业的开创大都由一个梦想开始，到最后找到“真理”即成功的秘密，确立家族传统。以过去的光荣历史为基础，期许将家族名声发扬光大，或许这正是每个成功家族企业的灵魂。而这些真知灼见经由下一代诠释，像福音似的四处传播。

　　文化传承

　　老亨利·福特坚持“消费者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所作。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时刻想着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经营理念。福特家族第四代、老亨利·福特的曾孙、福特公司现任董事长比尔·福特对家族文化加以发展——“我认为追求商业目标与追求社会与环保需求并不矛盾。我相信一个好的公司与一个伟大的公司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公司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一个伟大的公司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对家族文化的坚持并不容易，有时是以“牺牲”为代价。《福布斯》以“商业是要为人类创造幸福”为宗旨。其创始人之孙、现公司首席运营官蒂姆西·福布斯解释说，“它是一种哲学，它相信市场、相信竞争。我们尽量反映这个宗旨，而不是家族的利益。”

　　摩托罗拉公司的家族统治到以第三代克里斯托夫·高尔文的辞职宣告终结。因为这个家族偏执地坚持以“不把利润放在公司最重要的位置上”为核心的高尔文精神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摩托罗拉失去了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克里斯托夫·高尔文已经无法继续带领他祖父创立的公司开辟更辉煌的未来。

　　在无数家族企业辉煌的背后，伴随着是无数的家族杰出领袖。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付出与牺牲，才让我们见识了真正的传奇与人类的智慧。

　　企业“宪法”

　　当创始人年事渐高，而继承问题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时，就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害。来自美国Milbank制造公司就做出了新尝试——为公司制定“宪法”，在掌门人Bob Waldrop70多岁打算退休时，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于是Bob Waldrop为公司制定“宪法”。

　　那上面回答了从继承人到监事会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企业的接班人在接管家族企业的大权之前，应该受过哪些教育，在其它的企业有什么样的管理经验，是家族成员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在家族企业中，这种公司内部通行“宪法”能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避免因种种“政变”的发生而使公司陷入危机甚至倒闭。

　　设计家族企业的“宪法”耗时又费钱。但从长远来看，因为对家族企业的有关于财产、运营、责任等问题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家族企业带来了安全保障，即企业的创始人离开之后，企业还有可能在外人的管理下生存和发展。

　　女性接班

　　《中国工商》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国际上家族企业在接班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专业了，很多家族放弃了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包括将经营棒交给长子，让其他子女拥有股权。这种改变使女性经营者得以登上大型上市公司的执行长宝座。富达投资公司CEO强森让女儿艾碧盖尔(Abigail Johnson)经营共同基金事业，各界认为，她是未来的接班人。旅行业巨人卡尔森公司执行长卡尔森最近把经营棒交给女儿玛莉莲(Marilyn Carson)。

　　有关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5万家家族企业，约四分之一的小型家族企业考虑由女儿接棒，而不是儿子。女性擅长于团队工作和沟通，而企业目前比较看重这种能力。盖洛普公司CEO詹姆斯·克里夫顿(James Clifton)指出，有较多女主管的企业，生产力较高。有管理专家指出，若家族企业由父亲创办，可能比较倾向由女儿接班，因为女儿比较容易了解父亲，不会有父子争权的火爆场面。克里夫顿表示，在擢升女性担任重要主管方面，美国比其他国家领先许多，这或许是近年来美国生产力超越其他国家的因素之一。玛莉莲认为，重用女性的企业提拔、任用员工时根据的是能力，而不是性别，进而提升员工素质。

　　追加投资

　　美国的家族企业与欧洲的不同，欧洲家族企业通常是以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来控制整个企业，如有百年历史的贝塔斯曼，莫恩家族传统上是通过基金会、监事会、董事会来控制公司运作，这种方式让该家族目前拥有贝塔斯曼重大事务75%的投票权。

　　在美国，家族企业不再是控股严密的私人公司和夫妻店，并且在当前权力交接之际，世界经济状况使得家族控制的上市企业更难保持其独立性。在整合的年代，企业必须保持发展，这就加大了其以控制权换取资本的压力。众多的家族企业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由某个家族统治，而是靠多数股掌握着控制权，例如大名鼎鼎的沃尔玛和福特，沃顿家族以及福特家族分别占有38%和40%的股权。福特公司在亨利·福特二世手下得到了巨大发展。亨利·福特二世在接管权力后的30多年中，使公司实现了现代化，并在1956年将公司上市。福特公司上市的股票分为两个等级，一种是普通股，另一种是B股。B股只有福特家族成员才能持有，从而使福特家族成员控制了公司40%的股权。

　　美国联邦法律对遗赠给家族的个人财产征收巨额的遗产税，许多家族为保护财产想尽各种办法，最常见的就是设立基金会。福特家族的第二代爱德塞·福特1943年去世时，媒体纷纷猜测福特家族要交多少税，当时美国《时代》杂志估计的金额为2.25亿美元。但是老福特父子早就想到一个聪明的方法来预防，以设立福特基金会来保护家族财富。这个相对简单的策略可以让家族通过对基金的管理，确保财富进入他们所支持的慈善事业。

　　另外，对家族企业来说，要想巩固并增加家族财富，就必须使自己的企业长盛不衰，因此，反复追加投资就成为美国家族企业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掌握全球零售业巨无霸沃尔玛集团的沃顿家族。1950年，山姆·沃顿在美国阿肯色州开创了自己的事业，12年后第一家沃尔玛折扣店诞生于该州的罗格斯市。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沃尔玛在全球的零售商店已超过4700家，年销售额翻了20番，达2445亿美元，在《商业周刊》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占据头把交椅。不断对沃尔玛进行追加投资是沃顿家族成功的关键，2002年向沃尔玛追加投资94亿美元，2003年则达到了115亿美元。

　　目前，沃顿家族拥有沃尔玛全部股份的38%并在董事会中占据两个席位。沃顿家族在沃尔玛董事会中扮演着“耐心资本”的角色，并不强求企业派发多少红利，他们所做的只是保证家族企业永远发展下去。老山姆的儿子罗伯特·沃顿现任沃尔玛集团主席，他总是在重要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依旧是一家成长型企业。”另一名董事会成员约翰·沃顿则表示，沃尔玛对于其家族而言，与其说是财富，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任或是每名家族成员都将对其负责的遗产。

　　复原力

　　研究家族企业史的学者发现，在所有把财富转移给下一代的家族企业当中，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成功地被第三代继承。复原力已经成为考察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前途的重要指标，对家族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一，接受并战胜现实的能力。在直面现实的时候，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做好准备，使企业能经受艰难困苦的考验并顽强生存下来。第二，在危难时刻寻找生活真谛的能力。价值观同生活的真谛一样重要。复原力强的公司价值体系多年来很少变化，并且在困难时期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第三，随机应变想出解决方法的能力。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善于利用现有条件解决问题，从而渡过难关。

　　1963年《华盛顿邮报》的经营者非尔·格雷厄姆因精神病开枪自杀身亡，其妻凯瑟琳·格雷厄姆接班，她当时已经46岁，只有过一点点新闻从业经验，对经营毫无所知，本来她只想守住这份家产，等孩子们长大了再交给他们。后来她的作为表明她成功地经营了《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传媒集团，并使它震动了世界。在她执掌《华盛顿邮报》的前十年里，报道了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凯瑟琳成功地使家族渡过难关，得以生存发展，这除了社会对她的社会责任心的回报和她的决策本领之外，主要归功于她的用人之道。

　　安利公司1969年工厂被大火烧毁，十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旦。但两个家族的决策能力和价值观使公司重生，复原力成就了安利公司今天的霸业。

　　积极参政

　　政治在社会中的力量是强大的。许多家族企业不断凭借财富积极参与，影响决策层，而自身也因此得利。不问政治的报纸是不会像《华盛顿邮报》那样具有权威性，不会对社会起那样的影响。其主人格雷厄姆家族也不会那样有权势，在短时间那取得巨大的成功。而美国许多家族有参政的传统，属于美国十大财团之一波士顿财团的肯尼迪家族就一直活跃于政坛，波士顿财团曾联合格克菲勒财团支持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人主白宫后替波土顿财团争得大批军事订单。

　　福布斯家族从来不掩盖其政治企图，家族第二代马尔康姆·福布斯参加1957年新泽西州州长竞选。第三代史蒂夫·福布斯参加美国1992年与1996年两次总统竞选，两次竞选共花了6700万美元。2001年退出共和党初选，主动会晤小布什，表示愿意尽最大能力帮助他赢得提名。他在竞选中提出的国家税收改革政策已经被布什总统接受并推行。

　　注重慈善

　　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战略性慈善活动，是成功家族企业的优良传统之一。

　　善因营销是最早被称为战略性慈善活动的种种做法当中的一种，采用该做法的企业把捐赠集中在某一项慈善事业或某一备受尊崇的组织身上，这比那些散乱的企业捐赠活动前进了一步。做得最高明的善因营销可以把公司形象与选定的某一非营利性合作伙伴或公众事业的崇高形象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公司的声誉。如福特对Komen基金会的赞助，它想通过赞助乳腺癌防治来改变福特过于男性化的品牌形象，牢牢占据着汽车业独家赞助商的位置。

　　而真正战略性捐赠活动同时关注重大的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它瞄准的是那些与竞争环境相关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企业贡献出其独有的资源和专长，从而使企业和社会两者都受益。

　　如福特在中国出资举办“福特汽车环保奖”，以表彰为中国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除设“自然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奖项以外，还特别增设了“青少年环境项目”奖，在少年儿童中推广环境意识和行为。还有洛克菲勒捐钱创立了芝加哥大学、福特基金的设立等等都属此类。

　　全球定位

　　全球市民社会已经初露端倪，原本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就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家族企业在社会不同领域积极参与、组建、赞助各种集团与机构，以改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生活条件。

　　新一代的家族领袖作为思想开明的全球精英，他们越来越关注人的因素。他们的方案就是如何把全球竞争、全球领导地位、全球效益和全球思考按照内在逻辑关系与他们的价值体系合为一体。

　　依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人的灵魂有欲望、理性和气魄三部分。企业也应如此，企业的行为大多可以理解为欲望与理性的组合，欲望让企业不断追求更大的利润目标，理性或计算则让企业获得实现目标的最佳办法。可是企业还希望他人承认自己的价值，即有满足“自尊”的要求，这就属于“气魄”的范畴。正是希望被承认为有某些价值或尊严，企业才愿意克服自我保护本能，追求更高贵的目标，不再仅仅关注全球化满足企业欲望和理性方面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