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压榨生产工人 沃尔玛承担不了所有的责任

　　□王强

　　眼下，沃尔玛碰上了它到中国来以后的最大麻烦。

　　2月9日，美国全国劳工委员会(The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等机构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沃尔玛的一些供应商违反劳工标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克扣工人最低工资、非法 强迫工人加班等情形。

　　但遭到普遍谴责的却是沃尔玛。谁都知道，正是依赖“低价再低价”的策略，沃尔玛只用了40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型家庭百货店成长为《财富》500强第一位的商业航母。低价的背后是供应商利润空间的减少，而供应商为了保证利润势必会将损失转移到生产工人头上，降低劳动力成本。按照这种逻辑来看，生产工人受压榨的源头的确来自沃尔玛。

　　但这样的追根溯源并不具备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沃尔玛只是一家企业而已，追逐利益是它的天性，寻求出价更低的供应商以赢取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是每个企业的本能，其他跨国连锁零售巨头如家乐福等在采购时也必然是以低价为重要的选择标准的，即便是国内的连锁超市，在与供应商谈判时也是处于优势地位。在这一点上苛求沃尔玛似乎不太理智。事实上，这种行为在个体的人身上也得到了体现，比如我们都想买到更便宜的商品。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这个链条的阿基米德支点是消费者的欲望，而沃尔玛不过是一个中间环节”。

　　之前沃尔玛与供应商建立关系，是因为这些供应商原来报出的价格就非常低廉。因此，如果供应商存在着非法用工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就很可能是发生在与沃尔玛合作之前。这意味着两点：第一，这种糟糕的状况并非因沃尔玛而起；第二，还有更多的生产工人在这种糟糕的状况下生活，他们没有为沃尔玛的供应商打工。很显然，改变他们的处境是比一味指责沃尔玛要重要得多的事情。

　　当然，因为极端追求低成本而导致或者加剧了供应商非法用工的现象发生，沃尔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应该考虑到，我们有一部《劳动法》，供应商非法用工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劳动法》受到监督与惩罚。非法用工的主体是供应商而非沃尔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沃尔玛在这个问题上越过了法律的界线，它担负的顶多是道义责任。根除非法用工的责任理应由我们来负，把某家大公司的社会义务与这个社会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令沃尔玛遭受指责的另一点是关于工会的问题。首先，应该指出，供应商非法用工及不成立工会与沃尔玛自身不成立工会完全是两个问题；其次，作为一个跨国企业，沃尔玛对自己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采用同样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举动，而沃尔玛在全球的4900多家店都拒绝成立工会，在这一点上它倒没有对中国偏心。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一些工会已经不是中国人熟悉和理解的那个“工会”了，它成立、运作的动机与过程非常复杂。而在外商投资的问题上，我们显然还有比成立工会重要得多的事情要解决。因此不难理解，尽管中国《劳动法》、《工会法》以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外资企业在中国也要建立工会，如果不建立或者有“阻挠干扰”行为，会有相应处理如罚款等，但是至今没有一家企业为此受罚。

　　这次风波还有一个复杂的背景。中国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有不少就是通过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企业卖到外国消费者手中去的。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供应商们因此大为受益。但此消彼长，美国的制造业因此而损失了可观的工作机会与收入。美国媒体攻击沃尔玛很多时候是以美国制造业的愤怒情绪为支撑的。如何既鼓励沃尔玛在中国继续采购，又对它进行有力约束，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沃尔玛每年都到中国而不是欧洲采购价值150亿美元的商品呢？很简单，因为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上具有优势。从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经济学原理上来说，这种比较优势显示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非常丰沛。在这样的劳动力供给形势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的兴盛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从概率上来说，非法用工问题无疑在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严重。

　　这次风波很可能的一个结果就是，当地政府部门把涉及的供应商当作“反面典型”处以重罚或者干脆关闭了事，就算它们不被关掉，沃尔玛也很可能为了避免公关麻烦而终止与它们的合作关系。其实，从保护工人的角度来看，真正积极的办法是每一个加工业密集地区的政府都改变观念，扭转仅仅看重生产总值的思路，对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不默许、更不鼓励非法用工。只有这样，《劳动法》的全面执行才成为可能。在地方整体经济发展思路没有调整的前提下，依靠抓典型、杀鸡儆猴的办法来执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还可能造成更多的社会不公。

　　另一个与这种产业形式相关的问题就是，国内加工企业与沃尔玛这类商业巨头在价格上的谈判能力也非常低。海尔的张瑞敏曾经忧心忡忡地谈到，最让他担心的不是那些高科技的公司，也不是那些老牌制造企业，而是一个能够把触角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销售企业———沃尔玛。

　　可以想象，索尼和三星的老总不会像张瑞敏先生那么忧虑。其实，供应商非法用工和张瑞敏先生的忧虑都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罢了。当一个国家居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时候，对沃尔玛的恐惧和争议就不会停止。只有在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去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上述问题的解决才能出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