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概念经济圈和两个相邻之城

　　浦一舟

　　京、津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放大了说是一个勉强的经济圈概念问题，集中来说是两个直辖市为什么以邻为壑的问题。

　　京、津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放大了说是一个勉强的经济圈概念问题，集中来说是 两个直辖市为什么以邻为壑的问题。

　　所谓一个勉强的经济圈就是环渤海经济圈。早年环渤海经济圈因其区域经济体系较为完整，具有经济区的合作条件而被经济界看好——其既有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业的沿海地区，又有重工业和制造业发达的内陆地区，产业基础雄厚，高新技术产业全国领先，腹地又为区域合作提供非常有利的市场条件，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产区等也使这一区域更具有抗风险性，有利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当时还有对日韩钢铁等重型产业将转移到东北亚的这个预期，此也成为人们看好环渤海经济圈的理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世界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未能如人们所愿。因此，当南方沿海、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发展热潮掀起之际，环渤海经济圈的概念却渐渐沉寂，从而也导致环渤海区域内经济合作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后一直处于构想和酝酿阶段。也因此，后来人们不得不将环渤海经济圈概念以其核心区的京津唐都市经济带来替代。在大都市圈概念出现后，便又有了“以京、津为核心的我国第三大都市带”概念。

　　作为一个还存在概念的经济圈，在明显存在的问题方面，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滞后，这已经成为该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包括经济圈内实力最强的京、津、冀地区也已经出现整体经济增长趋缓、区域壁垒导致产业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外向型经济相对落后等问题。

　　正如我们此前诸多分析所言，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外是该地区发展受到传统行政区划的影响较大，中心城市难以发挥辐射带动和整合整个地区经济的作用。其两大都市北京和天津比肩而立，都具有直辖市的政治地位，二者相距只有137公里，两城之间经济竞争的动机强烈，而互补合作的动力不足，利益冲突历来不断，从而形成典型的以邻为壑的局面。

　　而进一步分析来说，造成这种局面还因为该地区经济总量偏小，城市首位度偏低：2002年，北京GDP突破3000亿元，而天津亦突破2000亿元，但同期上海却达到5406.8亿元，北京与天津之和仅相当于上海的水平，加之环渤海地区幅员面积较大，两个城市都难以发挥龙头作用。而从城市首位度看，北京和天津GDP的比值仅为1：1.5，这不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上海和广州，比如说上海，其与区内排第二位的城市苏州的比值为1：2.6，优势明显得多。

　　记得2001年天津有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京、津合并议案，当时北京市政府某官员回应说，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

　　以城市首位度来解释京、津之间的互不相让似乎有“GDP论”之嫌。去年底舆论曾讨伐了一轮“以GDP论输赢”观，认为“以GDP论输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包括其成为了各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最大化而往往不择手段的根本诱因——现在我们像是陷于了一种悖论之中。

　　实际上，以不以GDP论输赢并非是一种观念，尽管我们将其视为是观念。其实它是一种对地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或内容。因此，人们呼吁说，要杜绝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互相封锁乃至以邻为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革干部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间的非协调动因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问题在于只要一涉及到干部政绩，有关方面总要拿一样东西来论，因为这是考核。不以GDP论必然要以别的什么来论，比如像有的地方官员说的那样“城市要以文化论输赢”，这里虽然说的是城市，其实无论是输是赢都还是体现为干部政绩，换句话说，就是“干部要以文化论输赢”——这里不是说干部自身有多文化，而是干部让他管理的地方或城市有多文化？就像干部让他管理的地方或城市有多GDP一样，多就是政绩，党和人民就会称赞带来这种多的干部，地方或城市就会记住是任干部。比如说现在或多少年后，上海人提到世博会或北京人提到奥运会，便马上会想到为争取到世博会和奥运会落户该城市而作过努力的那任干部。放在百姓心里和口里，这叫民心或口碑，而放在地方干部考核簿上，这就叫政绩，和GDP一样是沉甸甸的。

　　那么，是否相比于GDP，适当以文化为指标的干部考核会更有利于杜绝各地方(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互相封锁乃至以邻为壑局面出现呢？想来也不尽然。因为只要是彼此之间论输赢，不管是拿GDP来论还是拿文化来论，即使撇开利益不谈，都必然是排他的，而这确确实实又是有利益的，就比如说世博会，上海事后就曾明明白白地将其折合成GDP来加以宣传。全国人民都为上海兴高采烈，但长三角其他城市便在悄悄嘀咕：不是说区域一体化吗？那么能给我们多少好处呀？最后上海承诺把世博酒店的建造机会分给区域内的其他城市且当其为一种利益共享。而当时南边的广州就有媒体发问：广州为什么没去争取这样的机会？这大概也是叫竞争吧。

　　扯起以上话题还是想说这样一件事：记得2001年天津有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京、津合并议案，当时北京市政府某官员回应说把北京的火葬厂搬到天津还可以。想来北京有那么多文化还有一个奥运会，与天津之间早已不存在论输赢，却仍介意天津；或认为北京即使再有文化优势，天津也不买它的账，可知文化这指标实际也在京、津之间制造着以邻为壑。

　　北京怎样？有人说就其自身来说是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而就环渤海经济圈而言其又是一种“反拉动”力——相比于上海之于长三角洲、广州之于珠三角洲所具有的“正拉动”效能，人们或会对北京的这种反力量心生诸多疑问。

　　在大都市圈概念热遍南北之际，北京理所当然成为谈论点。北京怎样？有人说就其自身来说是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而就环渤海经济圈而言其又是一种“反拉动”力——相比于上海之于长三角洲、广州之于珠三角洲所具有的“正拉动”效能，人们或会对北京的这种反力量心生诸多疑问。

　　十年前北京将城市的城市属性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从那时走过来的北京一直让人感到面孔模糊。北京也曾确定“分散集团”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城市规划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以旧城为中心的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等多功能的聚焦导致外围集团的吸引力既弱小又分散，导致城市建成区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摊大饼式的低效蔓延。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而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至于对外而言，所谓人们诸多疑问中最时效的一个不外是“大北京”概念——笔者下面提到的“J三角”概念一定与此有关，理由无须赘述。以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给出的定义，“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塘河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

　　理论上说，都市经济圈的形成，就本质而言，是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以此标准来看，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与长三角、珠三角大都市经济圈必有不同，后者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导致的外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而京津唐大都市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现有体制下全国资源向首都的集中，比如说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

　　或许专家们认为，对“大北京”概念下的京津唐都市经济圈来说，其政治文化角色作用仍然是其他经济圈所不可替代的，(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加工制造能力是其传统的长项；而珠三角都市经济圈的对外开放前沿地位仍是其制度创新的源泉)，所以强调“北京”实际就是在突出其政治文化角色的作用。

　　而在“大北京”概念之下，进一步的内容与其他概念下的内容基本无二：大北京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辐射能力不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质量不高，这些缺陷只有通过区域合作，尤其是京、津、冀联手才能克服。只有通过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真正实现区域与城市的共同繁荣。

　　那么，目前“大北京”中的另一“核”天津的情况又怎样？天津为何提出要与北京合并？缘故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天津市的房价要比距之仅100余公里的首都低得可怜，首都的百姓可能没有人相信可以用每平方米2000元的价格买到四环以内的商品房，可是，在天津就可以。现在还有一些人为省钱，把婚宴拿到天津去办。以前，天津是北京富人们的后花园，那里有外国人的租界，而现在空落了一个‘天津卫’的雅号，以至于一些南方人到天津后会发出‘这就是天津吗?’的疑问”。

　　实际上，现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已经将北京、廊坊、天津、塘沽、天津保税区、天津港联系起来，如以“大北京”来说，天津甚至就像是广州的黄埔——这种比喻倒是强调了天津之于北京的近，但不知天津人又是怎样想：合并都愿意，却又总是在说法上不依不饶，有点惹不起而躲着，又少不了说气话。

　　从地缘政治看，大北京地区或可以借助它作为大国首都的影响，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圈，和长三角珠三角比肩而立。“局内人”认为，尽管这项规划的实施并非易事，但它毕竟是一件多赢的事，京津唐有能力这样做，关键是什么时候下这个决心。

　　在经济圈的话题之下，我们又耳目一新地接触到了一个“J三角”概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它所具有的协调或妥协意味帮我们收拢了话题。

　　因为说区域问题，我们说到了京、津双城；又因为说京、津双城，使我们的话题扩展到了一个经济圈。现在，在这个经济圈的话题之下，我们又耳目一新地接触到了一个与“大北京”概念截然不同的“J三角”概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它所具有的协调或妥协意味帮我们收拢了话题。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就首都区域发展问题接受了采访记者的专访。丁说，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区域内的双核心城市，“坦率地讲，与其在‘京、津、冀谁应对该区域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上争来争去，还不如将目前定义不清的这个区域命名为‘J三角’经济圈，确立圈内各主体的平等地位，无先后、大小、厚薄之分”。

　　无须丁作出特别解释，采访人并包括笔者都明白“J”是取京、津、冀三字拼音的首位字母。丁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此“J”之下，存在于目前京、津、冀之间的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望得到化解。

　　“J三角”概念所考量的应该还是我们曾提出的那个问题：作为早在1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等提法，市场似乎并没有因无数次的研讨与论证而真正形成一个有内在生命力的“圈”。而作为局内人，他们比我们更有理由去反思：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是在观念上，还是体制上？

　　因为“J三角”概念回避了“谁辐射谁、谁附属于谁的”的问题，因此似乎首要的观念问题得到了解决。“局内”经济学界以及地方官员再谈经济圈时也显得平和了些许，大家都强调区域内产业间要分工协作，要共享基础设施，不同地区尽可能围绕一个或几个共同的综合目标发展，而不是各行其是。

　　接下来就是制度问题——改变“经济圈”引而不发的尴尬，是靠市长，还是靠市场？长三角的成功多靠市长，而珠三角则多靠市场，“J三角”选择靠什么？据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最终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所谓靠市场就是让经济总量来说话，或者说让城市的首位度来说话——区域协作分工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如果京、津经济发展达不到一定水平，则扩散、吸附效应不足，不利于区域内的产业布局调整。

　　关于环渤海地区或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整合，专家的意见是，该地区需要从战略层面来加以设计。既要实施大都市圈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区域经济整合，还要构建区域大交通体系和完善信息服务网络，促进区域经济整合。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观念创新就表现在对“地方封锁”的认识——如果不能全面清除阻隔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而仅是改一个经济圈的概念，其真正的合作能实现吗？

　　看来，问题还不在于经济圈是用“J三角”还是“X三角”的叫法上，只是作为一种讨论，它让我们感到挺新鲜。

　　从“环渤海经济圈”到“J三角”，两个概念中间有十年的时间，而从“J三角”到“科技新干线”，我们的讨论几乎是在一夜间完成——我们能确信此时已非彼时，或者30年河东40年河西乃为一种命定吗？

　　面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目前出现的打破地区分割、形成以利益为纽带、区域共同发展的创新实践，概念上的环渤海地区至少在舆论上又在走入十年前曾有过的氛围之中，也就是说，环渤海地区并不甘于在新一轮区域资源重新配置和整合中慢一拍甚至慢几拍的现实。前不久，该地区提出了一个旨在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竞争的“科技新干线”发展计划，并拟定了八条具体的战略合作措施，包括共同构造、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链，增创产业新优势；共同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增创科研新优势；共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增创交通新优势；共同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增创财政新优势等。

　　之所以打出“科技新干线”这张牌，显然是基于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唐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其优势在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信息教育中心，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专业科研机构在国内最为密集；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多设在北京；而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工业、商业和港口城市。京津地带有十分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他们在政策、资源、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其比肩。

　　“局内”有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有关措施能落到实处，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中央知识经济带。它将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南北呼应，三足鼎立，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

　　笔者之所以说该地区至少在舆论上又在走入十年前曾有过的氛围之中，是因为现在我们听到了关于这个地区优势的以下论证除京、津经济中心之外，胶东半岛经济中心的海洋优势明显；辽东半岛老工业基地的启动，潜力巨大，加上其处于东北亚地区的特殊地位，日、韩都为东北装备制造业向外延伸提供条件，东亚自由贸易区一旦建成，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将为环渤海经济圈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此外，进一步的论证还包括，未来5-10年，沿海三大经济区域将共同分享中国加入WTO及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展开以资本和人才为重点的争夺战。根据区域投资回报的边际递减规律，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空间走向有可能由南部沿海向北部沿海移 动。因为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圈的综合商务成本日益上升，使投资者重新做出投资区域选择；加上科技和人才优势，环渤海经济圈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下一轮转移区域，从而成为中国未来第三个经济增长极。由于基础设施发达、人力资源充沛及工业配套能力强等优势，使环渤海经济圈成为外资视为核心区域和进入中国北方市场的最便捷的通道。

　　从“环渤海经济圈”到“J三角”，两个概念中间有十年的时间，而从“J三角”到“科技新干线”，我们的讨论几乎是在一夜间完成——我们能确信此时已非彼时，或者30年河东40年河西乃为一种命定吗？是的，我们至少十分看重这个现实：全球8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40%以上在北京；天津拥有外商投资企业1万多家，其中全球500强企业在此设有200多家生产性投资企业；大连也有近8千家外商投资企业——这确实是一张很好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