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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财阀只代表了整个亚洲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的冰山一角。现在，亚洲各国开始不断借鉴并引进美欧的先进经验。
西方取经
在亚洲风暴来临前的近40年里，韩国一直推行一种可谓独一无二的经济模式：国家控
制着经济活动的命脉，政府选定某种自己认定有前途的产业加以扶持，尤其是通过经济、金融政策的倾斜、集中国家的力量来推进大型联合企业的组建。韩国总统就像是“韩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是韩国各大联合企业的董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管理模式为促进韩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其迅速成长为全球第13大经济体。
不过，1997年后，整个形势却发生了巨变。韩国这种强力型的管理和组织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成了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并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以往政府权力与工商企业间的那种“伙伴关系”后来演变为赤裸裸的“官商勾结”，韩国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瓦解。
亚洲金融危机使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日益受到各方瞩目。亚洲各国开始不断借鉴并引进美欧的先进经验。有分析人士就此指出，现在，西方国家的至少5项公司治理原则已在亚洲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
第一，应提高股东价值，扩大股东权力。这不仅是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首要问题，而且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本前提。第二，设立非执董和独立董事。此类董事的作用在于制衡执董的权力、并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提供一个全面的视野。第三，董事会应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等，并由独立董事占多数席位。这种形式对于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大有裨益。第四，提高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加强信息披露。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开始采用国际会计标准。第五，重视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利用机构投资者，可以有效制衡公司管理层，并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
然而，任何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都是根植于既定文化基础之上的，企业管理系统和组织系统都必须与此相适应。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名为“公司治理原则”的报告中所说：“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是惟一的。”因此，近几年来，亚洲国家在制定公司法规和金融监管规则时，尽管已在不断融入以上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准则，但鉴于法律体系、商业文化和公司结构各异，许多亚洲国家在对股东的定义、董事会的组成以及当局监管的形式等方面，仍保留了自己的特色。
仍有许多困难
有专家指出，1998年以来，亚洲治理结构改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既灵活运用了西方的成功经验，又适当发展起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不过，从韩国大宇集团总裁金宇中遭通缉，到SK集团总裁崔泰源被判刑，再到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这一系列事件的出现说明，亚洲企业仍然存在着不少严重的弊端。
首先，企业仍不合理地掌握在主导性或控制性股东手中。一些家族式企业，名义上是股份制，但实际上却是由以不同形式控制着50%以上股份投票权的“家庭帝国”说了算，占少数地位的股东永远无法推翻其决议。
在韩国，就有很多联合企业迄今仍实行着家族式统治。这些企业分成若干缺乏透明度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交叉控股、负债经营。公司的决策被视为财阀及其亲友间的私人事务，缺乏有效监督。现代集团80年代末、90年代中两次任命的新会长，都是家族内部人员，家族人员也基本控制了各个子公司的关键岗位。其次，独立董事往往空有虚名。有些亚洲企业虽然开始任命独立董事并设立独立董事委员会，但却缺乏相应机制确保这些董事作用的独立性。在韩国大宇和现代这样的联合企业中，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决策。
最后，虽然很多亚洲国家在监管体系建设中，引进了许多西方成熟的实践，但在具体执行中却有些重形式、轻实质。通过法律、制定规则是容易的，但谁来推行、如何推行，这些监管问题却非一夜之间可以理顺。“公共治理”应该是同“公司治理”相辅相成的，没有“公共治理”的提高，无法想像“公司治理”会出现长足发展。在韩国，财阀与政府之间就常常存在着严重的内幕交易，使得政府无法真正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在监管中束手束脚，甚至投鼠忌器。
此间经济学家同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可以说是最好的。近年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说明这些企业改革努力正在发挥有效的作用。而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相对滞后的国家，企业的问题更加盘根错节，严重程度也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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