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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
从现代、大宇等韩国财阀的成长历程中，人们不难发现，中国一些大企业与其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韩国财阀危机能给中国大企业带来哪些启示呢？
《环球财经》：“大宇神话”、“现代神话”的破灭，固然有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上的
一系列问题，但政府的过度扶持以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过于紧密的钩联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中国的大企业中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
陈小洪：中国基本上没有财阀集团的概念，不存在像韩国那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一个集团之内结合如此紧密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制造业进入金融领域要受到严格限制，而韩国的大企业本身就拥有大型的金融公司、综合商社。
《环球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前几年比较热的“银企合作”的现象？
陈小洪：由于受到原有机制及体制的限制，银企合作、主办行之间的合作并未真正得以实现。
中国银企合作的构想主要是效仿日本。在日本或其他国家，企业的长期资金主要依靠信托银行和股市，短期资金则依靠商业银行。由于长期的合作关系，那些银行对企业的情况非常了解，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主办行，而且银行往往是公司的股东。
中国则不同，中国建设银行主要负责基础建设，外汇交易则主要由中国银行负责。所以，一个企业往往会涉及到许多银行，所有的银行都会对你有所了解，因此在中国并不具备建立主办行的市场环境。
《环球财经》：我们不否定现代、大宇等韩国企业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和取得的成功，但其集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政府的扶持政策有一定的催生作用，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这种缺陷便逐渐暴露出来。
陈小洪：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日本主要的150家左右的汽车零部件厂全都得到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则支持了220家零部件厂商，但是效果却没有日本的好。
韩国或国外的企业大多是私人企业，这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由于韩国市场小，仅凭国内市场根本撑不起韩国的大企业，因此，他们对海外市场的拼抢至关重要。而中国大企业则不同，国内广阔的市场足以支撑其发展，再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其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外国是在机制和制度比较好的基础上的扶持，中国则是在机制和制度不好的基础上的扶持，产生的结果当然不一样。
在韩国大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策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其发展也离不开企业家自身的努力。像三星、现代、LG等韩国大企业对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光表现在GDP上，也体现在韩国大企业普遍拥有的比较高的研发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上。
当然韩国企业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是过度多元化，第二是政、商不分。业务上过于多元化，意味着企业关系更加复杂，增加了对企业的控制管理能力的要求，加上政、商结合，导致失控，所以风险太大，且不能控制在一方手里。第三，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弊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暴露无遗，特别是韩国。韩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信息披露不透明，加上在公司治理和监督上存在许多问题，导致一些事件的发生。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激烈的竞争不再给大公司以垄断的机会。第四，就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治理结构好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合作者和投资者，而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前提就是信息透明。
《环球财经》：韩国公司在治理结构中存在什么问题？
陈小洪：主要就是信息不透明，其次是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处理有问题，包括对小股东的债权利益保护。这要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其中信息透明是根本。
《环球财经》：韩国企业信息不透明是不是因为其家族企业色彩太浓了？
陈小洪：这不光是家族问题，而且是披露制度的问题。因为企业的关系极其复杂，财务报表等不能全面及时地披露，所以韩国这种政商不分、过于多元化、信息不透明的企业模式注定是要“落幕”的。
体制的调整使这些企业必须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少韩国企业已经开始对症下药，着手进行改革，如财阀集团的分割、对外开放以及吸收国外投资等。
财团经过分割，增强了国内金融机制，吸引了国外的一些投资者，再加上韩国企业自身较好的基础，使得那些大企业有了较快的起色，如非常成功的三星电子公司。
《环球财经》：欧美企业在公司治理或多元化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陈小洪：多元化的道路几乎是所有国际性的大公司(除了少数特定产业)的选择，它们的多元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索尼公司是世界上知名的消费电子生产商，它也涉足音乐、电影等制作领域，但这些都是对消费电子的支持，一个是硬件，一个是内容。
欧美企业对风险的控制能力比较强。一个企业中，成熟的标志往往体现在风险控制能力上。福特、通用、丰田等汽车制造商虽然都涉足金融领域，但他们所开展金融业务都是与其主业密切相关的，如汽车金融服务等，这样做的结果是能较好地控制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欧美等国早已解决了工业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信息化、工业化相结合，还没有解决好工业化的问题，在企业管理方面仍有相当的距离。再者，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政府只是给它们营造一个市场化的政策环境，有时虽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总体上仍是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外，国外的一些大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三星就拥有极其庞大的研发能力。它们作为私人企业的产权非常清楚，信息披露和相关监督比较完备。中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贷款，产业和金融的结合是建立在制度原则和首长原则之上，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韩国财阀在某种时期获得的贷款。目前，中国的投资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的态度仍然可以影响企业，而国外金融机构的制度与体系更加严密，银行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远比中国的健全。
《环球财经》：与欧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存在着哪些不足？
陈小洪：在信息时代，越是“巨无霸”企业，越要对市场和经济环境敏感，及时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调整及投资。但是中国有些国有企业完全不具备投资战略，盲目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像韩国财阀。我不是说中国企业不可以进行多元化投资，但人家的多元化是有战略性的，有一套完整的投资风险管理和控制办法。此外，中国企业向来缺少一种良好习惯，即通过持续降低成本和缩小低效率资产的规模，进行前瞻性的“自我调整”。此外，信息不透明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环球财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重组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以提升国有企业的实力，使国有企业能够与国际大公司竞争。你认为在这一重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韩国企业给中国的前车之鉴是什么？
陈小洪：中国大企业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国有大企业。这种企业由国家投资，成长也较早，如中石化、中石油、电信、宝钢、一汽、二汽等。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这些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种类型是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民企的包袱较轻，当然它们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人才、控制体系的提升等，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还不成熟。
国家希望培养出几十家能和国际大公司竞争的企业，这是好事，但要避免错误的理解，那种凑数的、捆绑的“大”是比较容易的。中国公司要明白自己的发展战略，不能为大而大，而是要强。这要从几个方面来做。
第一需要做进一步的提升。第二是增加信息透明度，治理结构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是要建立风险控制体系，公司最高层和各个业务部门都需建立这种体系。风险有多种：一是政策风险；二是金融风险，比如说汇率；三是市场风险，有的市场起伏很大，有的市场门槛很低，有的市场门槛很高；四是技术风险。有没有风险控制体系、能否落实到位非常重要。不仅要建立风险控制体系，而且还要能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这都是中国公司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国家的信息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中国企业总在喊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这是比较困难的，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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