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峰等作客新浪谈晋商文化与企业管理(实录)

　　

左起：姜汝祥、刘治彦、周伟峰

　　9月9日下午，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北京盛世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伟峰和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作客新浪畅谈晋商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以下为聊天实录。

　　大家下午好！

　　姜汝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浪嘉宾聊天室。今天我们又坐在一起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晋商和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些关系，这也是我们《英才》和新浪网一起连续举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里面最后一期，非常高兴今天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专家，一个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他是经济学博士，现在研究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的区域方面的问题，组织国家非常多的重点课题，比如中国治安科学基金，有关部委的一些研究题目，研究过20多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旁边这位周先生叫周伟峰先生，是北京盛世兆业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先生和我是校友，后来在万科工作了很多年，后来加入了我们盛世兆业房地产公司，周先生在地产方面有非常多年的经验，对区域文化、区域的发展和文化的关系还有晋商的关系非常有心得。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刘老师刚刚从太原回来，是不是请刘老师简单给我们讲一些山西的一些感受。

　　刘治彦：各位网友，主持人，还有周先生，下午好。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和诸位在一起进行交流关于晋商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我感觉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最近正好参加国家的十一五前期的研究，这是国家委托中国工程院研究的一个项目，其中就是我主要负责区域经济政策在十一五中的问题，这里就涉及到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条件，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支撑条件，我觉得由于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影响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从不同的区域的文化、区域的发展的各种资源条件，我们来分析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特色，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这个话题我想跟这个关系密切，还有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刚刚参加完太原建城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所以今天应该又是一个想把很多我对山西和太原的一些感悟能够传达给大家。这次山西太原建城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开的热烈，气势宏大，充分展示了我们晋文化和山西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原来还不是对山西了解那么深入，尽管我是研究我们国家的区域经济问题、城市经济问题，通过这次了解、体会深刻多了。通过这次我了解山西太原是晋文化的发源地，但是通过这次我觉得了解更加的深刻多了。在新时期时代，祖先在那里进行耕作，大规模地在这里进行定居。尽管这个地区是一个黄土高原，但是由于有母亲河的抚育，所以这个地方生活了大量的我们的祖先，这确实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我感觉意义非常深刻。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改革开放十年要看的是浦东，如果说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看是深圳，如果说是我们新中国五十年来发展的历程要看的是我们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么多年的建设，如果看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应该看山西太原，通过他们山西人这么几句话，我体会到了太原和山西在我们国家历史时期曾经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姜汝祥：我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刘老师几句话讲的非常精辟，我想问一下，你印象当中你觉得山西或者晋商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周伟峰：我感觉晋商从我过去来讲，因为我本人不是山西人，接触这些东西更多是从资料上看的，我感觉山西是穷省，看到一些资料，有些东西是我大吃一惊的，慢慢接触资料发现山西在一百多年前，是富甲海内的地方，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对这种商业的概念理解，因为当时的中国和华尔街相比，确实感到很震惊，我感觉交易的时候讲究规则，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好的地方。另外，在商业看到不好的地方，就是反应比较迟钝，交易的方式比较死板，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这是我们看到的另外的一种感觉。

　　姜汝祥：今天的话题我们可能围绕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方面，我们想谈一下晋商的兴衰史，几百年来，晋商在中国发展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帮。第二个方面，区域文化对一个地区商人的兴衰背后的文化原因。第三个，我们集中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的道德在商业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晋商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第一个方面，中国晋商是十大商帮排在前几名的，请你们具体谈一谈。

　　刘治彦：从山西的经济发展来看，历史应该是很悠久的，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我们现在所说的晋商，事实上我们指的是在明清时候距今也不过两三百年的历史时期，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明清时候我们国家明朝从朱元璋之后迁都北京。在此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但是由于后来在宋以后，北方的战乱不断，所以就使政治中心进行南移，同时由于东南地区环境条件的改善，大家知道原来东南地区是多水的地方，是沼泽地，由于这个条件的变化，东南地开发出来，经济中心逐渐由北向南移，这样，经济中心南移，使北方地区地位下降，到了明朝，特别是朱元璋之后，朱元璋当时定都南京，后来起兵夺取皇位，重新迁都北京。在这个时候，北方的政治中心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同时对于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从地理位置可以看出来，山西等于处在北京和陕西交通要道的中间位置，就是太原，就使太原周围地区包括平遥地区、包括祁县，在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等于在汾河边上，所以等于又是路上的交通的要道，同时又是有水运条件，这样就使整个太原周围地区经济逐渐地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资源原因，除了政治和整个原因之外，就是它的资源条件，山西两边是山，中间是汾河，这样就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就是在太原周围。由于整体来看山西属于黄土高原，又由于它汾河谷地面积非常小，人口又比较稠密，山西人口由于历史悠久，人口比较稠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多，就去经商，这个时候很多人要去从商，有这样好的位置条件，同时这么一个现实的压力，就事实当时商业非常发达。

　　姜汝祥：大家可以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当时讲到山西商人走西口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按照余秋雨的说法，晋商在这个上面的背景有什么关系，他们兴起背后的主要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周伟峰：以山西为基地，和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的边贸，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组成部分，当时这个情况下，贸易条件比较恶劣，大家都知道，由于贸易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单宗贸易的利润额是非常高的，比如我们今天看到晋商中的许多家族，当时来做这些业务不只是私家人，这些人在中间有可能生命、财产都丧失掉了，但是你看到的是最后的成功者，从整个历史发展脉络来说，晋商在非常恶劣的商品条件发展起来，它本身给它带来的积聚的速度对个别成功者来讲，这种财富的积聚速度非常快，有点像到美国去淘金，成功没有几个，大部分人都死掉了，但是人们看到的全都是财富的榜样效果，只要一个村里有一个人成功回来，回来人就不顾政治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威胁还是从事这个行业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晋商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于口外的贸易基地就是包头，谈晋商不谈包头，实际上从包头这个城市的兴衰来看，跟晋商整个的脉络是相关的，过去等于是从关内向关外走，全要经过山西。到近代以来，整个地域格局，贸易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慢慢晋商的传统贸易模式重新回到一个零点，过去像我们谈到当市场规则发生变化以后，你之前积累的经验全是零，你必须从零开始，今天商业条件下，原先的商业模式已经不存在了。

　　姜汝祥：在晋商发迹史上，我们看一些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家知道中国是农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官道和商道走的非常通的人，晋商除了刚才两位专家讲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当年讲的明初或者在徽商在利用政府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当时的明朝的时候，搞所谓开中法，这个就是明政府仿效宋的做法，明朝到大量征兵，就采取商人给他送粮食，与此他给商人一个特许证，你可以领取食盐，大家知道食盐是一个生活必须品，当时晋商基本上跟着部队，当时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包括明红治的五年，把这种盐票干脆转化成现金，像周总讲的，包括后来清兵入关，在关内外跟政府建立这种关系，我们看到晋商在这个上面跟政府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古代其他的商帮跟政府的关系都非常紧密，比如像胡雪岩似乎已经涉及到政治里面很多很细的地方，包括帮派斗争已经进去了，但是晋商跟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利益划的很清楚，总是对政治采取禁利用，资助很多才子去上学，资助他们去做官，但是他们后来采取你给我一个经营范围，但不直接进入到这个里面去经营，不直接进入官场斗争，两位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晋商在几大商帮里没有这种现象呢？

　　刘治彦：晋商确实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在经济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后来它等于是执掌了中国的金融，我们周总谈的中国的华尔街，中国华尔街兴起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由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当时封建经济到了后期的时候，等于到明朝已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萌芽已经有了，商品经济、商品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特别周总刚才谈的一些国际贸易逐渐活跃起来，这个时候就使单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物物交换远远不够，就需要有一种金融货币发展来作为支撑，这个时候对于金融的发展应该有了客观的需求。第二个方面，当时每次金融结算的时候，资源进行运算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同时在结算之后这些银两、这些银钱来回保存、交易，也带来很大的风险，经常是被这些土匪给劫持走了，这样就要雇镖局，我们看好多小说有镖局，为了保护这些运银钱。这个时候交易成本很高，后来怎么办呢？山西人当时在北京有一个做盐料老板，李氏家族，刚才周总说的中国华尔街，第一家就是日生昌，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日上面还有日，等于日日生，这边念过来也叫日日生，也表明中国的文化，山西晋城的淋漓尽致，起名字也要考虑平衡、和谐，体现出山西那种高素质商人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姜汝祥：我看到很多史料说山西商人有这么大资本以后，但是不进入棺材，在现在意义上来谈，现在很多企业家背后都有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种各样的政治头衔，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疑问，说我们的商人不能过多地搞名头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传统的，又来指责说山西的晋商当时没有个培养他们的政治势力，以至于他们很快衰败了。

　　刘治彦：这只是进入商人的方式不同，实际上晋商就以乔家为例，孔祥熙到山西去，参加一个学校的庆典，当时乔家的这位掌门人为了能请到他，挖空了心思，请他的堂弟跟孔祥熙发出邀请，后来孔祥熙同意到他家作客，我感觉山西人虽然不直接进入官场，但是打通各种渠道来进行这样做。同时在清朝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李氏家族，日日升老板实际上有了钱以后，当时清朝有卖官制，赏官，他们就花很多钱来买一些虚设官，他虚设官不参与，只是一种通道。

　　姜汝祥：你觉得企业家应不应该涉及政治的东西？

　　周伟峰：我觉得企业家过多涉足政治肯定不好，因为政治也是一个专业，我认为做企业也是一个专业。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看来相对显得比较复杂一点，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涉入政治问题，安徽一个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一个汽车制造公司的董事长，肯定是先当了市委书记后当了董事长，从这个事反映，很难评说这个现象是对还是不对，我的感觉包括徽商，他们跟官场的结合，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谋求一种企业经营的时候一种社会安全感，我的感觉是这样。现在，你说这种情况今天依然存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说多了我也没有更深的认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姜汝祥：关于区域的特点，我们这个地方对区域文化的晋商的讨论有几个现象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第一个，晋商当年在商帮的规模和整个体系做得非常大了，晋商这些钱好象投入实业的不多；第二个，这些钱拿来的用途上有相当一部分被埋起来了，山西用钱上好象也有不一样，请刘老师讲讲，山西人从区域文化上看，你怎么评价？

　　刘治彦：山西人相对来讲是一种基于商业基础上的，如果做晋商来讲，如果谈晋商的文化，实际上等于基于很多文化融合的东西，这种融合东西是以一种利益为导向的融合在一起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某一种文化，它融合了比如道家的、法家的、儒家的等等这些文化都是融为一体，但是有一个核心就是以利益为核心，包括刚才说的，对于官的处理问题，并不是直接当官，当官有什么好处。但是他觉得当官不是他的目的，只要做一个通道保证他经商就可以了，就看出来山西的文化有一种以实力来为主的特点，这种评价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并不是说山西唯利是图，不是这个概念，它是一种非常纯朴的思想来出发的。

　　周伟峰：我的感觉晋商的实践感，我们国家民族几千年的是有关系的，在我们民族文化里面，利是不能提的，跟利相关的概念也不能提，我们感觉商人在整个社会阶层里面的排序，过去叫市农工商，现在工农兵学商，商还是最后一位，我个人最佩服的一位史学家司马迁，他的列传都很深刻反映商人所处的地位，从晋商来看，作为徽商来讲，他们的选择也一样，商人认可自己的方式只有一点，把钱埋在地里，如果有进一步的要求的话，从中国的道家、儒家、法家，所有东西不允许他再往前走一步，社会有一种默认的正义势力把你打下去，这种情况下你把钱用掉、花掉、吃掉，对他来讲是当时最聪明的选择。

　　姜汝祥：这几大商帮里面，晋商里面还有一个现象，到了后期以后，山西人这些后代做官不多，山西的这些大文豪都在明以前，但是从明以后就不多了，从这个层面可以看出来，山西有一个现象，到后期以后，他们对于商业本身的理念还是比较重的，这个里面我想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山西人从历史来看，对商业应该很重视，而且已经把它看的很重的，商业脑袋很发达的改革开放时期，整个山西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这个方面这种好象有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刘老师在山西的时候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刘治彦：山西主要深居内陆，经济发展有一种内陆特点，所以在鼎盛的明清时期可以看出来，后来通过实物贸易变成金融，等于是通过金融这么一种方式控制全国经济的，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后来随着清朝过去以后，民国初期以后，逐渐地衰落了。实际上建国以后，我们国家虽然也经过了大规模的建设，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始终把山西定为一种国家重工业基地，特别是以煤炭、钢铁为主的基地，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山西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一到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一种东部沿海地区从对外贸易条件一直到国家采取经济特区的政策，使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对外贸易方面突飞猛进地发展，这样内部地区包括山西当然就逐渐地优势就没有了。

　　姜汝祥：太原还有一个现象，有一个报纸专门登一个文章，山西人道德感比较强，太原有一个锦绣太原城，卡拉OK，黄色现象也是全国很有名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矛盾？

　　周伟峰：这个不矛盾，像美国吸毒很现象，其实在中国吸毒也很严重，畸形消费、畸形的状况在落后地区尤其是非常的严重，我感觉反而是这样的。其实山西好时候没有赶上，最近一百年来，很多好时候都没有赶上，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开发西部的时候，山西不算西部，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实际上我觉得对它来讲，其实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区域的兴起跟当时的政策的导向是有绝对关系的，政策的宏观面的导向其实会扼杀你所有微观上的东西，山西如果有任何想法，如果政策上没有考虑你的发展出口，你很难有所作为，如果你是一个内陆地区，其实我们知道像瑞士这样的内陆国家，它可以在世界上很多行业里面成为一个巨人行业，能够做得经济很发达。相对来讲，山西这样的有没有机会呢，其实有机会，可能受制于相当多的条件，无法施展自己。

　　姜汝祥：我对晋商演化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晋商在后面的发展是跟市场定位有关系，山西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里面，几个大的经济机会，第一个十年靠大胆，对于山西比较朴实，做事比较专注来讲不是很适合的，第二个阶段是大产业的重构，长江三角洲的兴起，在这个上面应该跟山西也无缘，山西的衰落有很大程度是有人为的成份，整个体制重构以后，使得山西金融天分在近一百年基本上没有地方使，特别我们讲山西本身在创新上有问题。最后转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讲中国商人的仁和义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仁义崇拜的偶像是关公，关公从一个无名小卒，最后成为辅助刘备成就伟大的事业，他给所有中国人的印象不在于这个人的功劳有多大，而在于他对仁义的坚持，无论曹操给他多少高的待遇，但是他始终不渝跟着刘备，使中国人对关公有一个特殊的感情。我们请两位专家谈一谈，晋商在仁义上面做生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刘治彦：乔治用给他的后人写的一些为人经商之道，其中谈到乔致庸，当时主要是他作为掌门人，有这么几句话，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细、知欲园、行欲方。做事情要有胆量，心要细，就是做事心要细，知欲园，要理解深刻，行欲方，意思是不是作为行为来讲应该要有自己的做事原则。归纳起来就是诫骄、贪、懒，这三个字一定要戒掉，不要骄横、不要懒惰，在经商之道，他认为首在得人，得人才就是得天下；下面他详细说一点，第一点，以义为上，先义后利，我刚才说的山西的文化，是重在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种重在实际以义作为先道，融汇了儒家、道家的好多精神。

　　姜汝祥：晋商都有很多跟关公非常接近的地方，比如说乔家的创始人，晋商还有一个特点，双方结成一个结盟关系，长期的共存共亡，中国的企业家在现在靠这种哥们儿创公司的情况，现在有没有这种现象，你们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周伟峰：从企业经营的层面来讲，每天都在发生，都是每个人都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基本教学的素材，在几千年里，不停灌输这种东西，这跟当时的贸易条件差有关系，人方面出了问题，给你带来了损失，有了损失基本上无法挽回。人义为先，在晋商里面有些例子我的感觉走到了极端，比如说现在结盟性的企业，我们的结盟的目的是什么，在企业来讲结盟是为了利润更大。原来产品所面对的市场不存在了，就根本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按照晋商没有原则的仁义概念，应该所有的东西应该是陪着他死，这样才够哥儿们，这样才是小仁小义。

　　姜汝祥：晋商在股权结构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发明创造，首先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一个两权分离，东家和官家是分离的，体系很大以后，一般来讲要采取的大号、小号，一个大号管一个小号，掌柜通常请别人来当，第二个他提出来给这些伙计或者一些掌柜给一些股权。

　　周伟峰：我去日生昌之后，给我的震撼非常大。我当时跟我同去人的讲，他的经营政策，还有鼎盛股还有选人的机制和培训的方法，跟今天来讲我觉得都不落后，还是有非常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个跟整个的经营的环境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当一个小生意变成一个大生意的时候，为了满足生意正常的运作或者这个生意不断膨胀需求，这个时候所有的经营模式包括选人经营权跟所有权的分离，以及引进优秀的经营者作为财富共享的一个代表，都会应运而生出现。如果这个生意始终很小，老板只要天资聪明一点，他就没有必要产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应运而生的。过去产生萌芽状态的东西没有成为体系，或者纵深发展下去，中国企业的商业规模始终没有达到应该用更先进的生产感到去改造它或者提升它这部分生产力发展的地步，这个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看到的一个问题。

　　　刘治彦：这是企业制度的问题，你刚才谈到了企业经营的管理的方式，我觉得跟现在比起来都是很现代的，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市场经济、股份制、产权关系、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运营模式，都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一种萌芽。刚才提到像日生昌他那种做法，他那时候有一种股份制的概念，叫做营股，营股里面有一个正本一个副本，还有一个总经理，其他的一些员工，他来参股的，本来应该分点红利，作为一种投入的股份，这个叫做副本，所以分成正本和副本。跟现在股份制非常像，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注重技术股，我觉得这种管理方式已经很先进了。员工来了以后，要进行培训，进行考学一样，层层选拔。

　　　周伟峰：包括人事系统，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

　　　姜汝祥：还有一个“清查制”，派股东专门去巡查。我想一个问题，大家看到晋商在我们脑子里面晋商是比较老实，做事比较谨慎的一个商帮，在中国的商帮里面的制度创新，还是晋商做到了。

　　　周伟峰：今天的晋商所面临的经营规模跟当年的晋商已经退化了很多，这个时候是不是还需要这么先进的企业制度来帮助他，他就不需要了，好象我们讲犯罪分子的手段非常低，只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时候，大家才考虑这个问题。

　　　姜汝祥：中国目前有很多企业在产权结构上，比起我们晋商的结构上来讲，是什么样的状况？

　　　周伟峰：家族企业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不能引进外面的资源，改善内部结构，这样的家族企业肯定活不长，肯定在慢慢变化下会慢慢消亡掉。未来这种先进企业制度跟先进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这个企业本身的经营需求不需要先进的企业制度，这个先进的企业制度是无法确立的。

　　　姜汝祥：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了，我还是请两位嘉宾谈一点感受，作为一个结束语。

　　　周伟峰：我的感觉从中国近代来看，发现一个让人不解的现象，越是曾经辉煌过的地方，或者是离现在辉煌近的地方，现在来看越差，这是文化包袱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我觉得过去我读马克思·韦伯的书的时候读出一种感觉，在所谓做企业的时候，最先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观念、想法，只有把这个地方突破了，我觉得才有可能甩掉所有的包袱，否则几千年传下来的经验不会成为你的财富，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

　　　刘治彦：我觉得像山西这样一个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它离首都比较近，这个区位条件优势在整个中部地区比较优越了，如果能够加强山西同北京同黄渤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我相信将来的山西一定能够在黄渤海的经营腾飞中，在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一定能够重振晋商的雄风。

　　　姜汝祥：我大致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晋商在中国的商帮里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现象，从它的兴起来看，刚才几位嘉宾也谈到它跟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背后有反映出晋商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非常伟大的创造，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成功里面有两个东西是致命的，第一个致命，它当时的兴起很大程度跟在政府的后面的，这使整个兴起商业结构很脆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中国跟俄国建立一个不平等条约之后，整个山西在对外贸易这一块就完蛋了，当引进西方的银行体制之后，晋商的票号就消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的兴起跟当时的利益集团接的太紧，当发生新的变革的时候，他们的变革的步子兴盛反而成为他们的包袱，所以这个是中国经济做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那些早期获得高增长应该反省一下，过去的成绩会不会成为一种包袱。

　　　第二个，非常值得大家探讨的，晋商用中国传统道德来管理企业做到了一个极致，最后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扩张期的时候还没有问题，但是当时局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晋商里面甚至出现过掌柜在外面做了十多二十年，最后回来把本钱还给东家，但是到后期的清末，贪污舞弊各种现象出来了，这种道德治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行不通，在这点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强大一定有赖于一个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而不是我们讲的中国传统人文体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晋商的很多优秀的做法，包括教育体系等等，这些优秀东西都被前面东西湮没了。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历史可以自然演化的话，我们也许发现晋商这样很好的企业制度今天自然帮助我们现在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目前很多企业在体制上比起晋商来讲，我认为是远远落后了，而不是前进了，包括我们对一些人的看法，包括一些制度性的看法，包括对家族企业的一些看法，这些上面我认为都是值得大家引以为戒的，关于中国文化、企业管理的探讨也仅仅是引出一个开始，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更多的人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无论怎么说，中国的企业永远是中国人做的，中国人永远在中国文化里面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