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外资企业家

　　中国三代民营企业家

　　中国三代国有企业家

　　新华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民

　　和本专栏前两期提出的“中国三代民营企业家”和“中国三代国有企业家”不同的是，“中国三代外资企业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老板”，用现代流行的说法，是“职业经理人”，用过去流行的说法，是“买办”。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职能企业家，其表现形式为外资在华办事处的“首代”(首席代表)和外资在华制造工厂的“厂长”。这个阶段从1979年始，到1992年底止。为什么比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要晚一年呢？因为对大多数外国公司而言，小平南巡的影响力冲击波冲击他们的决策系统，要有一定的时间延迟和“相差”，反应速度真的是不如当地创业人士。由于当时中国法律及投资环境的不健全，所以，属于尝试性的“种子型”投资。

　　在“首代”的构成中，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少量的是非华裔的纯外国人。在“厂长”中，凡是技术型的，多是纯外国人，典型的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凡是来华的纯外国人，大多数人不会说中文，是抱着对中国的好奇心而来的。对绝大多数这样的“首代型”和“厂长型”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根本谈不上什么投资决策权，也鲜有股份。

　　例外的一群是中小型港台企业。一般这种企业在当地并不很大，很出名，且多数为家族所拥有。由于他们对时局的判断准确，由于他们渴望通过大陆市场的开拓而发展为大公司，他们来了，也成功了。典型的如台湾康师傅快餐面。

　　对绝大多数外资公司而言，这一阶段，中国业务的决策中心主要在香港或新加坡，少量的在北京和上海。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普遍不是这些外资公司中业务和管理业绩最优秀和最强的一群，而且很多人视来中国工作为职业生涯的“雷雨时分”，心存畏惧。加上当时中国大城市普遍没有夜总会，夜生活相对贫乏，所以，对第一代外资企业家称之为“拓荒冒险勇士”不为过。

　　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是他们公司老板派出的“先头部队”。

　　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的典型群体特征是合资企业的外方总经理，而且，非华裔的纯外国人人数大大增加。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的年代跨越8年，从1993年到2000年。

　　第二代外资企业家中，有相当多的是其公司中国业务的最后决策者(可能还不是投资中国的最后决策者)，有些甚至是大中华区、北亚区甚至是亚太区的最高负责人。这些人的决策权力大大增加，有相当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开始把亚太总部迁到大陆，从而逐渐形成跨国公司亚太总部在香港、上海、北京各占三分之一的“三足鼎立”之局面，尤其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这种三足鼎立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和分水岭。

　　从地理区域上看，第一代外资企业家时代，广东省的分布比例是最大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外加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是外资企业家的主要分布省市；第二代外资企业家时代，则完成了一个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群体转移，长三角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成为外资企业家的“投资天堂”、“创业天堂”。

　　在第二代外资企业家群体中，最为广泛引人注目的是集群于长三角的“台商群体”。和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台商中已经包括了台湾的第一流主力企业家，如宏基；和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台商是“举家而居”，形成了诸多“台商居住区”这一道道城市人文的亮丽风景；和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台商是“举产业链而迁”，形成了如电子等一条产业链一个环节也不缺的群体投资。

　　特别还需提到的，是在第二代外资企业家中，有一群众多世界500强大公司在中国新增了亚太或全球研发中心，从而改变了外资企业家的成分和结构。

　　综合以上，跨国公司的中国总经理有五种类型。

　　第一类充其量是个首席代表，只负责政府关系，品牌宣传，市场开拓，没有独立经营权，其中国事物决策者可能在香港，也可能在新加坡，称为“首代型”。

　　第二类是个职能较全的生产型厂长，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称之为“厂长型”。

　　第三类是总经理，但没有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战略权，主要是生产和销售产品，按总部既定的总体战略走，可以在市场营销上有自己独立的战略，称之为“营销总经理型”。

　　第四类是总裁，有生产销售权，还有战略产品权。只是没有投资决策权，称之为“总裁型”。

　　第五类是各种权力全都有，投资权有一定限度的“董事长型”。

　　从中国加入WTO以后的2001年开始，是中国第三代外资企业家引领风光的时代。

　　第三代外资企业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量注册在“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由回国的留学生企业的创业者。由于网络和纳斯达克高潮而在1998年以后回国的这一群留学生老板，在历经了三年的磨合，逐渐适应了独特的中国市场，开始在每个细分市场和行业领先，成为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新一代企业家：中国外籍华裔企业家。

　　第三代外资企业家中的新成员是服务行业的外商：金融、保险、投资控股公司、基金等手握万金，腰缠万贯的老总，对他们，准确的称呼应当是“银行家”，“投资家”而非“企业家”。在未来的五年内，这群人将大大增加，从而可能成为引领中国新发展的第四代外资企业家中最有声势和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

　　现在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你可能遇到一个中国人，但一开口，说的可能是韩语、日语或港式汉语，也可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酒店入驻时，拿出身份证件可能是美国护照。中国人正越来越国际化，而外资企业家也越来越中国化。

　　(本文作者联系方式：[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