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ARS给人们带来的一片慌乱中，许多企业与医护人员一样显示了应有的勇气和社会责任感，自觉主动地寻找捐赠的途径。随后，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以及地方税务单位也相继发布了规范捐赠机构和免税等政策。与1998年抗洪时期自上而下、带有行政色彩的捐款模式相比，企业此次为抵抗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所迸发出的热情更值得思考。
很多人没有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当回事儿。据悉，有的企业家头一天还笑谈SARS对
于个人的或然性，一旦发觉SARS真的是回事的时候，立即考虑企业应该做什么，第二天就做出捐款或者捐物的决定。这次，国内企业抢在了外企的前头了。截止5月12日，北京市民政局公布总共收到全国各地捐款2亿元，物资价值5000万元。什么妨碍了企业捐赠？
虽有很多国内企业长期坚持做公益，但公众觉得企业似乎很被动，是被政府牵着走，企业做公益还没有形成社会风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部筹资与宣传处的汪葆明女士和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宣传的韩女士都谈到，这两年国内企业做公益的兴趣比以前大增。韩女士分析，这与2001年我国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有关，现行的法律允许企业捐赠在税前百分之百扣除。而以往的法律规定，仅有3%的优惠。设若企业捐赠100万元人民币，那么企业仅有3万元是不需上税的，另外的97万元的税负仍然要由企业承担。韩女士认为，新法律出台刺激了企业的捐赠兴趣。
以往曾有基金用途不透明给人们造成的信任危机，而目前基金会都已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据记者调查，妨碍企业捐赠另有两点“意外”原因。
国内很多基金会仍然带有半官方的性质，工作人员将其视做谋生的饭碗，并非如同国外那样是因为乐于做义工而投身这项事业，因此在缺乏物质刺激的情况下，很多工作人员接待企业时态度冷淡，那些捐赠与否尚在两可之间的企业便打了退堂鼓。此外，一些企业缺乏明确捐赠意向，而基金机构提供的可行性捐赠项目也较少，因此，在国内企业缺乏做公益事业的经验的情况下，显得反应迟钝。看出三步之外
SARS让国内企业的自我公益意识觉醒了。招商银行相关人士对于此次捐款的解释最能代表企业心声：“以往的抗灾总觉得离自己很远，是一个局部的灾害，虽然该捐助的也捐助了，但这次SARS直接让人感觉到了它对于我们经济生活的影响，疫情给全社会带来的压力，国家遇到困难了，企业不能坐视不管。”SARS逼迫企业必须看出企业自身利益的三步之外。
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国内企业之所以表现如此突出是因为SARS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秩序。以往人们一谈到市场经济，看到的都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竞争的一面、对立的一面。而SARS让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不同利益集团是一条船上的，人们共同参与市场经济，维护的是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企业公益意识的自我觉醒与我国经济十几年的发展程度相关，几年前企业只是关注短期利益，因为他们只有能力解决“近忧”。现在在欧美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企业都在捐助基础的科学研究项目，似乎与企业主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远期来看，社会状况变化和对未来的探知都会影响企业生存环境，因此，国外企业的公益意识都比较强。公益活动：企业救生圈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分析企业做公益事业的成本与回报说：“传统观念定义企业责任时只强调它的资产增值，而现在强调现代企业还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现在企业不是生活在荒岛上，而是生活在一个开发的环境中，要与各种社会主体发生关系，他们必须符合现代的法律准则和道德准则。企业必须有自己的正义感，这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当员工认为企业很有正义感，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谋利益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不用被监督的，企业的凝聚力也会提高，这本身就会为企业节省成本。其二，企业为社会捐款捐物是超越企业利润的行为，企业的诚信度得到提高，也增加了人们对于产品的认知度，增强产品在消费者那里的号召力。”
公益活动提升乃至改变企业在公众心目中形象的例子并不鲜见。人们历来攻击微软公司的垄断，但是自比尔·盖茨公开表示将仅仅给儿女留2000万美元，其余的财富都用于公益事业之后，微软公司改变了在人们心目中掠夺全世界财富的形象，有可能这是微软躲过被拆分厄运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断处于指责中，但仍然有人站出来为微软辩护，称其将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上最大的公益机构。杨瑞龙教授分析说：“比尔·盖茨的做法给企业留了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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