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倡导弘扬东方管理 促进世界文明

　　王家瑞

　　编者按：东方管理，既影响了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也影响了亚洲国家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东西方文化交汇整合之际，大力弘扬东方管理，建立和完善东方管理的理论体系，不仅可以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秀的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管理方略，而且也必将随着东方管理在世界 各地的广泛传播，对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前不久，第六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在上海举行。围绕着东方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200余位专家学者和领导齐聚一堂，抒发了众多真知灼见。今天，特辟出专版刊登两篇发言，以飨读者。

　　东方管理是治国方略的源泉

　　东方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在原发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时代，结合20世纪世界发展的现实，东方管理也进行着变革与创新，不断地与时俱进。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既促进了东方管理思想精髓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合，也反映了东方管理的强大生命力。

　　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经历了由衰到盛的3个阶段，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遭受冷落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重焕青春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尊为“国家意识”阶段。新加坡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功地把传统道德与科学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成为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理性工具。其基本做法就是剔除儒家文化中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的封建礼乐传统，倡导含有爱国主义、集体精神等内容的民间习俗，使之具有保留东方传统的深层意义，凝成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它作为新加坡国民的具体行动准则加以倡导。1990年，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以国民行动准则为基础，重提五大共同价值观，对经过改造和发展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凝炼和表述。新加坡政府官员以儒家“正身、廉洁、勤政”为指导，讲求道德自律、廉洁奉公和勤于政务，始终保持着务实、勤政的工作作风，既保持了政府官员公正、廉洁、高效的形象，又起到了凝聚国民的作用。由于新加坡积极推行以和为贵的处事观、仁爱有序的修行观、入世有为的进取观、重知尚贤的教育观、重俭抑奢的消费观、廉洁勤政的政治观以及适应现代化的礼仪风俗，经过多年努力，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起着卓有成效的作用。

　　在韩国，很多人认为，孔子的管理思想学说可以说是最好的教化方向。因为只有经由仁爱精神的发扬，德礼教化的熏陶，才能升华管理者的精神生活。只要大家能以儒家管理思想为师，实践孔子之道，必能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繁荣，进而实现韩国经济的国际化。韩国的管理学家还指出，儒家的管理思想学说在国家和企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伟大的效用，更可以对今后的世界发挥正面的影响功能。韩国还以高丽大学为中心成立了“东方儒家管理研究开发所”，制订了结合韩国工业经济发展及本民族特点的儒家管理发展纲要。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在现实生活中，儒家管理思想主要是伦理道德观念，仍有机地存在于日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起到了巩固和推动的作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东方管理在治理国家上的运用。江泽民同志在《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的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他还在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治国传统，特别是德治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德治国”方略。这一方略在实践中的运用，就是强调通过启迪人们的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仁”的道德意志，增强“仁”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恶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形成自治的动力。由此可见，“以德治国”方略是治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巨大发展，也必将大大丰富世界治国文化宝库。

　　东方管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民以食为天”是妇孺皆知的一句名言。东方管理中的很多策略和方法，就是围绕这句名言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生产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

　　二战后，日本管理思想界对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应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企业思想家认为，企业职工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对企业的忠诚心、爱社(公司)心、归属意识的表现，本质上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反映。日本企业通常用如下三句话概括他们的儒家经营方式：保障职工终身就业，按工作年限和成绩提级增薪，在企业内部设立工会。日本企业的凝聚力，或者说日本人的集体主义，正是上述特殊的儒家企业经营方式的产物。著名的日本企业经营者横山亮次说，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他自己的经营思想就是以儒家管理的“礼”和“义”为基础的。在同职工的关系上，他贯彻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等儒家管理思想。除横山先生外，许多日本企业家也都以“孔孟之道”为经营指导思想。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为企业管理最高道德标准，日立集团的创始人小平浪子把“和”、“诚”、“言行一致”列为“社(公司)训”，日立电机公司的创业者立石一真主张“和为贵”，建立“相爱和相互依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

　　新加坡前驻日大使、实业家黄望青先生为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列出这样一个公式：新加坡现代企业精神＝西方电脑式的计划＋东方勤俭的美德。新加坡已故总统薛尔思博士对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概括成一个公式：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东方的价值观念”、“东方勤俭的美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加以肯定。

　　在我国台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经营实践体现着东方管理的深厚基础。著名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的儒家经营哲学就是成功的一例，并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产生着深刻影响。王永庆认为，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等的无形资源比有形的更重要，这里诸多无形条件中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礼”、“信”，离开儒家管理思想，企业只能是一盘散沙。他认为，企业经营虽然以营利为目的，但一个公司如果发生物化的资源亏损，只要算得出来，并不是很严重的事；真正可怕的危险是职工管理意识的蜕变和堕落，做事敷衍搪塞，这种无形的损失远非金钱所能补救，这才是严重影响到公司存亡的大事。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企业出现了“工人自治”、“自我管理”、“工作小组”等活动，许多企业还开始实施工作轮换制度、弹性工作制，实行民主管理、参与管理、建立企业恳谈会制度等，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浪潮一度高涨。这体现了西方社会中管理者对日益高涨的人性解放呼声的一种妥协，客观上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东方管理理念在西方社会的新表现形式，也完全可以认为这正是东方管理强大生命力的现代表现。

　　东方管理是社会发展的通途

　　典型的西方公司，用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经营者对出资人负责，业绩和股票价格是经理的成绩单。其中很容易形成长期失业，相互倾轧的特定利益集团，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冷漠和不信任感，上层经营者或资本家与工人或中层管理者之间的隔阂等等弊端，影响社会和谐。东方管理提倡的人本精神，则是克服其缺陷的有效途径。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法国巴黎，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人本管理思想得到广泛认同的现象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类的不同分支，最终都认识到了人本身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不再单纯关注“物”(包括资本、设备、原材料等)的管理，把人看做是依附于这些实物而存在的一种生产要素。

　　东方管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体现它对普遍和谐秩序的追求，儒家提倡“天下为公”，把社会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移民国家，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是新加坡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为此，政府提倡以儒家“仁爱、宽容、和谐”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把儒家的忠信观念发展成忠于国家、人民、职守，信守道义、承诺、合约的新道德，指导国民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培养国民的道德自觉，以改善社会风气。现在的新加坡，领导人重德行、国民尚操守已蔚然成风。市民评议委员会、人民协会、居民委员会等多种社会基层组织，把政府和国民紧紧连在一起，把追求和谐转化成集体精神和爱国精神加以大力宣扬。政府和企业经营者还注重营造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及和缓的劳资关系，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政府还颁布“植树节法令”，在全国开展“花园城市运动”和“清洁运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将人的自由与解放，摆在了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首要目标位置。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已成了新世纪人们不懈追求的崇高境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抵制霸权，是世界上所有具有“仁德”思想的人们的共同呼声。东方管理倡导人生健康、成功、自在，实现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谐一体。“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东方管理的重要内容。东方管理主张在积极入世、有为的现实主义态度基础上，避免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现代西方管理模式虽然日益强调管理伦理即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修养，但维系企业有序运作的依然是纪律与规则。东方管理模式固然重视纪律规则，强调赏罚分明，但更重要的是采用道德软约束的方式来规范员工及管理者的行为。像“修己安人”、“诚信为本”、“义利合一”这样的理念，构成了东方管理所崇尚的个人发展的基本原则。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因此，家庭关系的协调和稳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维系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方管理为现代化家庭教育、家庭理财和家庭和谐提供了要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不忘先人美誉，不忘先祖的养育之恩，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是家庭道德教化的根本。家庭管理方面，强调以身作则；家长应以其言行风范，为子女做出榜样，使其乐于接受教育，正如《论语·子路》所说的那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亲属关系方面，强调六亲和睦的伦理观念是家庭幸福美满的基础，做到家庭成员和邻里之间互相谦让、互敬互爱，“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家庭教育始终受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重视。东方管理把家庭教育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并提出了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总纲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庭消费方面，强调勤俭聚财、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中国古人将“勤俭”二字视为“治生之道”，为“发展致福之本”。随着科技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深入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西方管理也日益显现出对个人及家庭地位的高度关注。东方管理在个人和家庭发展方面的深厚文化积淀，必将为西方文化背景下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充足的营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方管理在与西方管理及人类其他管理文化的优秀成果的交融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内涵，并因具有适应人本思想精华，崇尚人自身价值、兼顾公平和效率等知识经济管理模式的显著特征，必将在全新的视野下，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无穷无尽的养分，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六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上的发言删节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