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三博士解天下江湖

　　姜汝祥：江湖文化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当中国人去用这种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非常有效，而是因为它容易被人认同。

　　张民耕：企业要做大，就必须跨越江湖文化、进入新的阶段，就像微软、惠普等西方企业那样，在草创阶段结束以后，迅速跳出江湖文化的约束，促使企业转变成责、权、利都很明确的现代公司。

　　陈军晓：如果利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哪怕现在已经装进兜里了，早晚还是要掏出来，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义不容利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

　　嘉宾：现任北京银信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民耕

　　北京华易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军晓

　　嘉宾主持：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

　　天下胸怀与文化再造

　　主持心语：

　　当我们将“经营人性”作为中国企业在21世纪的通行证时，我们实际上是想说明，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对百年长周期的企业持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西方企业在上两个世纪的振兴无非是对“商业人性”的释放，而今天中国企业对员工才能的开发，显然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但是，坦率地讲，这并不容易。当我们从《水浒》中所倡导的江湖文化去看今天的商业文化，发现其中充满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功利色彩，企业文化本来就是为了克服商业规则中的不确定性而建立的，但是，当我们的企业在合作、利益分配、企业建立等方面的文化思想，不是基于“人性的角度”而是从“短期功利”目的出发，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这背后的“持续基因”。道理也很简单，长周期下的企业利润一定是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就是企业内在文化与员工才能“持续”的评价。

　　懂得这一点对于坦然地面对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的差距，坦然面对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大有帮助，这会使我们真正懂得在浮躁的商业环境中，今天的成功也许就是明天失败的原因，懂得江湖文化中的哥儿们义气带来短期的利益，并不足以支撑长期的企业发展，懂得江湖文化中那种朴素的平等观与天下一家的梦想，在人性的背景下也许比赤裸裸的“金钱”“权力”更值得珍视。

　　文化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文化只有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能力之分，当《水浒》那些英雄的故事仍然徘徊在我们脑际的时候，也许最应该问的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商人为中国文化在创造什么？

　　千万不要告诉我们，你只会创造钱。

　　(文?姜汝祥)

　　“怎么还不开始？”还没到既定时间，搜狐聊天室的网友就有点急了。他们既想参加聊天节目，又想着晚上平安夜的活动，欲“鱼与熊掌”兼得，于是便在屏幕上留了许多问号。

　　姜汝祥和陈军晓都是做企业管理咨询。只不过前者做的是战略管理，讨论问题会从多角度、不同层面出发；后者做的是信息管理，出言甚为谨慎，少说一句算一句。

　　来自房地产界的张民耕一向被圈里人评为“安静分子”，但在姜汝祥发问的“步步紧逼”下，忍不住为“义”而奋起。

　　有意思的是，辩到最后，竟发现三个人虽然义理不同，却“道”相同，都是博士出身。于是最终大家彼此不再“剑拔弩张”，并像兄弟一样握手言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一个“义”字了得？

　　义是不能量化的

　　姜汝祥：怎么理解“义”的含义？

　　陈军晓：有三层含义：首先，按照字面理解指正义，人们都愿意为它奋斗；第二，指哥儿们义气；第三，指信义，强调诚信。宋江以“义”字团结107个兄弟，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现代公司要凝聚人才，同样需要“义”。

　　在《水浒》里，第一个开创梁山事业的王文，为什么会被林冲所杀呢？因为王文没有被以林冲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所认可，他不能够成为“义”的载体。现代中国企业既要讲规则，又要讲“义”。当“义”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游戏规则时，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

　　网友：“义”作为品质的标志，应当如何量化？

　　姜汝祥：“义”是江湖文化的核心,这种核心作用最主要体现在合作上:在江湖中人们因为认同“义”而成为朋友,也就是所谓“结义”，义也因此成为江湖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比如在《水浒》中，正是由于“义”， 论武艺、才华都不是很高的宋江当上了盟主。江湖文化中对“义”的强调至少可以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在传统文化中，评价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盟主，主要看他是否能够体现大家的共同信仰。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社会原则与行为准则，是高于个人权力、财富甚至能力的，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企业家时，除了它的财富与地位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在西方企业每年评选的世界500强中，同时还会评出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10家公司，像GE、3COM、摩托罗拉都曾经被评为优秀公司的典范，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企业行为准则上的责任感，这点对于我们那些想冲进500强的企业是一个提醒。

　　第二，“义”是不可以量化的。在古代江湖文化里，“义”的负面含义就是它很容易被利用，因为“义”是很含糊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像在《水浒》里，人们很讲义气，但同时这种“义”与杀人如麻并不矛盾。所以，当今天某个企业非常强调“义”的时候，应当对“义”进行严格的定义。

　　社会对于不同行业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是规范化的衡量；二是用道德、品牌来衡量。很多企业的产品都曾经出过问题，比如东芝的笔记本和三菱的刹车系统等，不过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对企业的基本利益构成威胁。但是，当安然倒闭的时候，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安达信却同时解体了。

　　不少职业包括医生、律师、咨询师、会计师等都是用道德、品牌来衡量的。假如某个律师作假，那么他将终身失去律师资格，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会受到牵连。这一点与我们的江湖“名声”很相似，一旦某位“兄弟”做了坏事，那么所有的“合伙人”都要承担责任，这就是江湖义气中的“有难同当”。

　　网友：怎么看待无奸不商的说法？

　　姜汝祥：商人的操作方式往往不被社会所认可。传统文化里强调哥儿们义气，双方不算计，不讲数量化；但商人恰恰关注数量化，于是他们就显得比别人多算计。

　　“十六大报告”中有一条是要增加中国中等收入者。这个中等收入群体大部分都是商人，比如说小企业主、公司职员等。假如说这个社会主体是奸诈的话，那这是无法想像的。参照欧美的发达国家会发现，商业越发达，就越追求道德、诚信和规则。

　　网友：讨论《水浒》的江湖义气有何实用价值？

　　姜汝祥：中国企业与世界优秀企业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面对这种差距，中国企业应当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从世界的漫长历史来看，落后与先进的转换比比皆是。一个民族在今天看来先进，但是过了几百年以后很可能就会处于落后的位置，所以民族之间要相互融合和学习。而讨论《水浒》的原因就在于历史有它发展的规律，今天落后并不意味着未来也落后。

　　很多人说，南方人比较商业化，因为南方人做生意时只讲利益，少讲哥儿们义气。而北方人则往往把生意放到饭桌上谈，只有在饭桌上互相认可了，才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在商业活动中过分强调“结义”对企业经营是非常有害的。我有一个观点：在商业社会里，如果在能够利用合约的地方不使用合约来约定，那么就等于鼓励合作方损害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借钱，如果一个人没有打借条就把钱借给对方，那么钱要不回来是“活该”，因为他不要借条就相当于鼓励对方借钱不还。在传统的江湖文化里，从来都不打借条；一旦打了借条，就意味着互不信任，合作便无从谈起。

　　英雄大多两副面孔

　　姜汝祥：从《水浒》来看，江湖文化的利益分配首先强调有福同享，但也遵循按劳分配。打仗的时候谁的功劳大，谁就可以享受较好的待遇。那么这种利益分配关系与现代企业相比，有何异同？

　　陈军晓：我觉得本质是相同的。首先是比较均等，很多好汉加盟梁山的原因之一，就是有酒喝、有肉吃。其次是按劳分配，按照打仗中的功劳行赏，这跟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很一致。

　　姜汝祥：《水浒》的利益分配把“义”放在第一位，但是这里的“义”是比较模糊的。在不同的年代，对农民领袖来讲，“义”有相同的地方，比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宋江的“义”和洪秀全的“义”就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义”很有可能变成江湖英雄谋天下的工具。中国很多江湖英雄都有两副面孔，打天下时是一副，打天下后是另一副。这就好比是中国的一句古话“鸟尽弓藏”，鸟打完后弓就没用了。

　　中国企业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呢？人们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在创业阶段不谈利益，有福同享；一旦创业成功便马上出现内讧。这就提醒我们，即使在创业时期也要用现代股权关系等商业化分配手段把它明确下来，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做企业是在现代法治化的体系中进行的，不是做江湖豪杰，所以利益分配应当非常明确。

　　张民耕：很多刚开始创业的企业由于没有太多的资本，往往是几个人一起“抱团打天下”，这时候不可能照搬现代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利益分配、人际关系和组织原则。

　　万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聚义的办法，以“知识青年创业救国”为目标，相互之间以类似《水浒》的江湖义气团结在一起。在草创阶段，谁最有影响力，谁能够大家团结起来，谁就是首领。

　　但是，这种义气原则只适合于草创阶段。在有了第一桶金以后，它就会显得不适应了，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商业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关系分配原则，只有责、权、利明确了，企业才能够继续发展。第二，从社会文化来说，仅靠义气这种朴素的组织原则和道德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产权关系和能力原则。于是，当时的万通在挖完第一桶金以后就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由于原有的产权关系是模糊的，所以在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万通还是受到了聚义原则的影响，是一种大概平均的分配。对很多企业而言，这种大概平均的分配方式很容易引起内部矛盾，从而导致最后的分解。

　　万通的最后分解，并不是由于简单的利益问题，而是由于各人对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理念等众多问题都有了严重的分歧。这时候显然不能用聚义原则来协调了。

　　谁需要江湖文化

　　陈军晓：中国人办企业，肯定受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与《水浒》所提出的“义”在本质上是不冲突的，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义可能比资金支持更重要。这个时候必须强调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愿景。

　　张民耕：独资的个人企业和家族企业，并不太需要《水浒》的江湖文化；即便是需要，也只是在处理外部关系的时候，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但是两个人以上、有合作或合资性质的企业，就需要江湖文化，甚至没有江湖文化的话就很难发展起来。这种企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十分充足的资金；第二，企业所从事的都不是简单的加工，单靠个人的智慧、力量和社会资源难以完成，所以需要“抱团打天下”。

　　很多IT行业的企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抱团打天下”，合作的原则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实就是《水浒》里的江湖义气原则，所以在这种企业的草创阶段，江湖文化起着凝聚和调剂作用，它是不可缺少的。

　　姜汝祥：但是当企业走过了草创阶段以后，它会面对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原来的方法做下去，二是吸收外来的新文化。像惠普公司，就是按照创始的两名工程师在所制定的企业价值观发展起来的，即所谓的“车库文化”，那么，中国企业应当如何面对这种选择呢？

　　张民耕：企业从草创阶段转变到成熟的现代企业体制，仅靠江湖文化显然是不够的。江湖文化的定义是模糊的，由此而来的产权关系、利益分配、个人地位等都是模糊的，就连协商一致的原则也是模糊的，结果会变成“谁嚷嚷到最后，谁就最厉害”。

　　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很多企业都走不出江湖文化的怪圈。合作制的企业难以发展壮大，不是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受到江湖文化的影响。企业要做大，必须跨越江湖文化、进入新的阶段，就像微软、惠普等西方企业那样，在草创阶段结束以后，迅速跳出江湖文化的约束，促使企业转变成责、权、利都很明确的现代公司。

　　当然，在开始转型的时候也会出现互相计较的局面，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就好办了。有些国内企业在应当确定的时候总是模模糊糊，这种企业是很难做大的，最终还是会分解。要变成现代企业，就一定要跳出江湖文化，但实际上跳得出来的企业不多，更多的时候是企业一分为几，各自拿着分到的资本金从头做起，这时候就不用江湖原则了。当然也有例外，少数企业就是靠着“抱团打江山”的几个人发展壮大起来的。

　　姜汝祥：做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从道理上讲是可以的。但人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法都是有连贯性的，容易形成定势。有没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控制江湖文化的消极作用？江湖文化的某些方面是需要改变的，但是有没有哪些方面是能够使企业持续发展的？

　　张民耕：江湖文化要转变成现代企业文化，有些东西肯定是要脱胎换骨的。江湖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它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其二，很难做到定量化。后者和农业的特点有关，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很多变量的影响，不可能做到非常精确。

　　企业在草创阶段总得有人拍板，于是内部要实行等级制。但这个等级不是以出资量来衡量的，而取决于所承担的责任，另外还有世俗的、血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江湖文化是不定量的，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看《水浒》时，谁都可以把自己当作宋江，但是当你把自己比作宋江的时候，别人也会把自己比作宋江，没有很明确的指向性。这跟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距甚远。

　　从资本层面上讲，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等级制，所遵循的是商业原则，有多少资本就有多少发言权，票数多的就会变成决定性因素。这样的决策未必更准确，但它至少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现代企业制度还需要定量化，股权、利益分配、投票表决等都要变成数字，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磨损、不确定性的影响变得很小。实际上这是企业内部某种形式上的平等，用股权说话。所以，如果江湖文化不上升到现代企业文化，企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

　　姜汝祥：那是不是要从整体上否定江湖文化呢？

　　张民耕：我觉得很矛盾，这是一张纸的两面。江湖文化在草创和转轨两个环节都少不了，“人和”企业转为“资和”企业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姜汝祥：我觉得西方企业在草创阶段对江湖文化的需求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江湖文化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当中国人去用这种文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它非常有效，而是因为它容易被人认同。这就会带来下面的问题：企业在草创阶段是不是必然需要江湖文化？除了江湖文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利”“义”的180度逆转

　　网友：企业以利为主，还是以义为主？

　　陈军晓：《论语》里有句话“不义既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现代企业来说，这不失为至理名言。在判断公众公司的企业价值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诚信。安然、世通都是公众公司，作假事件的出现就是由于他们违背了社会道德，违背了“义”对他们的约束。从这些案例里，我们可以看出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如果利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哪怕现在已经装进兜里了，早晚还是要掏出来，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姜汝祥：中国的江湖文化强调的是义重于利。在我研究世界优秀公司发展史的时候，发现没有一家会说利重于义。

　　张民耕：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在宣扬企业利益最大化，有些企业甚至以此为宗旨。于是有个日本人跟我说，这种企业在日本是难以生存的，因为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就意味着客户利益受损。当然，这应该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我们所说的利益最大化，是强调效率原则；但如果要把它作为宗旨，把效率原则变成利润原则，那就不对了。

　　姜汝祥：几乎所有跨国公司都会把它的价值观作为企业存在的意义，没有哪个公司会把钱放在第一位的。但是，现在中国很多企业追求的却是利润最大化，这跟传统的江湖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过去我们是鄙视商人利益的。再看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同是在东亚文化圈，他们在历史上却没有出现过对物质的如此崇拜。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内地出现的拜金主义已经到了一个令人非常吃惊的状态？

　　张民耕：也就是说从重义轻利的文化，突然转到重利轻义的文化了。

　　姜汝祥：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我们很难从其他国家找到原因，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化的断裂过程，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中国在上个世纪的文化断层，使他们没有很好地读懂进而继承中国文化。

　　张民耕：我认为这种“利”和“义”的180度逆转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传统文化曾被彻底的推翻，比如在大专辩论赛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台湾人、新加坡人讲传统文化要比内地大学生深刻得多；第二，尽管我们也在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但实际上没有系统性，对传统文化倾向于批判的态度。

　　姜汝祥：其实文化与规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没有规则的地方，就会讲文化；能够讲规则的地方，是不会讲文化的。比如发工资，该发多少就多少，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

　　企业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会受到它的企业文化的制约，所以，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符合自然规律的企业价值观就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江湖文化，会发现其中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江湖是一个“天下”的概念，它不受地域的限制，以人为基本单位，所以它纯朴地表达了对人人平等的渴望，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帮助。所以当某个企业家被社会推崇的时候，应当看他除了钱以外在人性方面的追求，这是江湖文化对我们的又一启示。

　　张民耕：从社会的整体发展来看，现在对利的孜孜以求是阶段性的，传统文化断层后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还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强调在激烈竞争中获利，是这个阶段特有的时代特征。其实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是非常血腥的。直到企业发现单靠“利”玩不转的时候，他们才会慢慢改变自己的观念。

　　人之所以进步，往往是在遭受挫折后找到新的出路，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在优秀传统文化好的积极影响下，在社会各种理性因素的支持下，中国企业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