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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辈子有多长的工作时间？如果你大学毕业开始工作，60岁退休，那么你的工作时间大概是38年。然而莫里斯·格林伯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AIG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时间就达到了35年，今年76岁的他仍不言退。2001年由于“9·11”事件的出现，全球的保险业都受到了重创。AIG的表现如何？杨澜在美国华尔街采访了他——
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是AIG，即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年轻时他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到过朝鲜战场，当时他想做最出色的军人。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保险业，日后，他把自己掌管的公司发展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金融保险机构。国际知名企业中还没有哪一位首席执行官能像他这样执掌大权30多年，他骄人的业绩更让人望而生畏。
Q:您的办公室距离世贸中心大楼很近。“9.11”当天您在哪里？
A:在我的办公室里。
Q: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听到了吗？
A:当然，因为只是几个街区以外的事情。你知道，当世贸中心倒塌的时候，这里如同黑夜，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尘埃，白天变成了黑夜，非常可怕。
Q:您有朋友在事件中去世吗？
A:我们有2名雇员以及24名雇员的家人在事件中丧生，所以我们的死亡人数是26人。
Q:这次事件对整个保险行业的心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A:世贸中心倒塌后，再保险公司立即宣布，他们不再提供遭受恐怖袭击造成损失的再保险。到了年底，已经没有一家公司提供这方面的再保险。保险市场一片混乱。AIG开创了反恐怖保险的市场。想买这种保险的人可以来找我们。但市场仍然困惑。我们试图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向那些愿意提供反恐怖保险的公司提供再保险，但没有成功。在最后一刻，因为技术的原因，失败了。我们希望很快继续在国会作出努力。
Q:当其他保险公司不愿意为航空公司保险的时候，友邦提出，只要交纳每位乘客不到2个美元的费用，就可以获得超过100万的保险，这使得航空公司可以生存。您有没有真正计算过个中的风险？是因为友邦财大气粗，可以冒这个险吗？
A:不是的。
Q:如果又发生恐怖袭击，怎么办？
A:我们是这么考虑的。航空公司的乘客可能比前一年减少一半。而每个人大约2美元的收费就足以让我们应付一次半到两次恐怖袭击的理赔，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Q:您看来总有能力将危机转化成商业机会。70年代的石油危机，整个经济陷于衰退，您却为大公司提供创新性的风险管理项目。所以，危机有时候可以变成很好的机会。
A:不止一次是这样。
Q: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您是否已经练就一种可靠的直觉，还是说每次都要根据数据来做决定？
A:我想“直觉”这个词是用对了。好的经理人都会有直觉，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绝大多数时候你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事实，你要依靠直觉作出决定。
Q:您的直觉有出错的时候吗？
A:肯定有，但不多。
去年，2001年，有一家公司叫美国通用保险，它既是本地人寿保险公司，也是退休年金公司，向教师、医疗保健机构、医院、医学院等提供退休年金服务。一开始它是准备卖给一家英国公司的，但消息公布之后，股票市场并不欢迎这个交易。我们等了几个星期之后，提出了收购条件，买下了它。它加强了我们的本地人寿保险业务，在以往，和我们全球第一的国际寿险业务相比，本地业务很薄弱，而现在我们的寿险在美国排名第二，国际业务全球第一。同时它还增强了我们的退休年金业务，现在我们是美国最大的退休年金公司，业务很快会推广到全球。
Q:不过有的时候，人们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您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是至今都记得的？
A:有的事情我本来可以做却没有做成。我本来可以在美国买一个更大的寿险公司。��
Q: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吗？
A:不是，很多事情是错的。有的产品定价太低了。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司法系统，你可能也知道。人们很容易就和你打官司。你在出售产品的时候要明白这一点，并把这点考虑在内，如果你的定价不合适，后果可能很狼狈。我们几年前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并不是百分百正确，总有做错的时候。但这就像踢球一样，你想的是多赢少输，我们尽力多赢一些。
Q:我记得《商业周刊》上一篇关于您的文章说，您进这一行纯属机缘巧合。我不明白这个巧合是什么意思？就像您说的，您曾想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A:当时我刚从朝鲜战场回来，我到曼哈顿下城那里拜访一些法律界的朋友。我还没有决定做什么工作。我经过一家保险公司，就走了过去，直接去见人事经理。他和我不大投缘。
Q:您反驳他了吗？为了什么？
A:我不喜欢他的态度。当时我离开朝鲜战场才三天，乘飞机回来的，所以我还是火爆脾气。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于是，我冲进执行副总裁的办公室并告诉他，他的人事经理是个笨蛋。他就给了我一份工作。
Q:对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好建议吗？
A:也许吧。
Q:您喜欢雇员反驳您吗？
A:完全不介意。
Q:您不会觉得恼怒吗？
A:不会。我喜欢人们心口一致。我也许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但我们还是鼓励人们畅所欲言。
Q:您刚入行的时候是个推销员吗？
A:不，我是初级核保员。一开始我感到非常困惑。我的职位是“初级核保员”，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努力去了解什么是风险，学习如何决定该收多少的保险费。这是个很好的锻炼，因为我对这个天生有感觉。
Q:您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保险业度过的，从1952年到现在。是什么让您从不拒绝创新？您最近还推出防止网上身份盗窃的新险种，这很特别。这么多年来，是什么让您不会只满足于报表上的数字而不再欢迎新的想法？
A:你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怀有激情。
Q:为什么您会对保险有激情呢？
A:不仅仅是保险。保险是个广义的词。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得有激情，你都得全力以赴。那是无休止的，你总是会想着它。每个人都这样吗？不是的。但是这个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文化就是这样。公司文化强调贡献、激情和出类拔萃。我们希望做到最好。
Q:不过我想每个人都想做到最好。
A:但很多人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嘴上说想要最好是一回事，而真正这么做了、而且付出代价又是另一回事。
Q:那么您的激情是为了什么，为了这盘生意还是为了做到最好？
A:我要不断地做到最好，比任何人都好。要更有创意，要一直推出新的产品，要成为最有效率的公司，就像比赛一样。如果你参加橄榄球或者棒球比赛，你不会想自己输，你总希望胜利。
Q:公司创始人和CEO Starr先生在1968年去世。当时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他有没有对您说，让您以后一定要回中国去，那是您一定要去的地方？
A:我想没有。1968年的时候，我预见到我们会回去吗？没有。一直到尼克松总统打开建交的大门，我们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Q:您第一次到中国去是在1975年。您到外滩的那栋建筑去看过吗？
A:当然。
Q:当时那栋建筑被用作什么？是政府办公楼还是……�
A:楼里什么租户都有。我们没有得到许可，不能进去。我们在外面拍些照片。不过，那的确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回去看到那栋大楼。
Q:在80年代，您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上海组建合资公司，这是否让您比当地的竞争者多了几分胜算？据我所知，合资并未带来多少优势。为什么？
A: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75年第一次到中国，接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那是个很小的公司，因为1975年保险业无足轻重，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末期。然后在1979年，我们同意组建一个合资公司，叫做“中美保险公司”，但公司只是为两国贸易提供保险(海上保险)，所以是很小的业务。公司没有在中国大陆开展业务，而是在外面，在两国贸易往来的领域。所以公司很小。
Q:当您在80年代初期到那里的时候，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连什么是保险都不知道。您也认为这是值得的吗？
A:是的。播撒种子，抢先一步，对我们而言是正确的路向，我们总想比别人快，无论市场在哪儿都一样。我们帮助教育了市场，培训了人员，我们要快人一步。我们总是这么做的。
我们签了40年的租约，时间很长，40年、50年的样子。我们进行了重新修缮。我们尽量保留建筑内部原来的风格。我们请了很多在行的工人，我为他们的工作而感到非常骄傲。
Q:您应该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了。因为我知道汇丰银行也想把大楼要回来，但是他们被要求支付无法想象的巨款，他们最后决定放弃。
A:我们那栋大楼不是很大。
Q:您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总统贸易政策及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您一直被认为是主张加强美中关系的“幕后声音”。经过这么多年，您觉得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您的主张？
A:我觉得还不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的人的确有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在很多美国人眼里是个谜。那是亚洲的一个大国，但有多少人知道有关中国的情况？知道中美关系潜在的重要性？让人们明白这些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要努力消除无知造成的隔阂，我们不仅进行个人之间的交谈，还支持亚洲社团的项目及其他项目，帮助人们更好了解。
Q:有没有人指责说，您主张中美发展紧密关系，是因为您是站在商人的角度，看中的是中国市场的潜力？
A:我觉得，肯定有些人是这么想的。但请相信我，我的主张既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有利。
Q:您还动用自己的政治力量，在华盛顿游说，为AIG在中国的地位辩护，抗议欧盟与中国的谈判。这有多大的作用？当您看到中国和欧盟谈判达成的详细内容时，您是否感到惊讶？
A:这真的让我有点吃惊。当我1975年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他们对中国根本不在意。从1975年到1992年，我们做了巨大的努力，不仅仅是在保险领域，还包括上海商城及其他在中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当我们在内地得到保险执照时，我们有权选择设立分公司、合资公司或是其他下属机构。我们选择开设友邦保险的分公司，友邦保险是我们在香港的子公司，它很早就在内地开展业务。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开始设立分公司。当欧洲人谈判的时候，他们要求和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他们之前什么也没有做。
Q:所以我说您在为其他人铺路。
A:我能明白。我感到惊奇的是，当美国和中国进行世贸谈判时，我们被告知说，我们能享有特权，不只是指过去，在将来也会如此。美国政府也说我们可以享有特权，那我们会怎么想呢？我没有参加谈判，是美国政府去的。他们谈判时我又不在谈判的房间里。当欧洲人谈判时，他们特地提出针对AIG的条款。我当然很失望，但是他们最后也作出妥协。你可能知道我2001年11月到中国，和一些官员会面，我们最终达成解决的办法。
Q:您有时会不会盼望着有一个竞争对手，因为打败别人会更有趣一些？��
A:我们在不同的国家都有竞争对手，在不同的业务领域。但没有人能在所有领域和我们竞争。在中国，有很多寿险公司和我们竞争，也有其他公司向中国出租飞机。我们和每个公司竞争。
Q: AIG的业务如此多元化，从金融服务、保险到飞机租赁。人们说这个公司的CEO也要是个多面手，才能胜任。所以，如果您要挑选一个接班人，您会最注重他哪方面的品质？
A:我们在高级管理层有至少15位管理人员。如果明天我上了一架不该上的飞机，这里绝对不会出现真空状态。
Q:虽然他们合作得很好，但一个公司总是需要一个精神或实际的领袖，不是吗？
A:但是在每个国家或每个公司，都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替代的，从来没有。
Q:您的儿子Evan，前任的首席运营官，从公司离职，您是否感到意外？
A:没有。我想和自己的孩子待在同一家公司是很困难的。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Q: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做得太好了吗？您的另外一个儿子Jeffrey在1995年离开了公司。人们说，也许是因为父亲太过能干，孩子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发展空间。
A:我想这不是原因。我觉得他们各自都非常出色，在其他公司他们会做得更好。他们的确如此。Jeffrey是Marsh & McLennan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而Evan也在刚加入的公司里做得不错。
Q:您和他们有过关系紧张的时候吗？
A:没有。我们这个家庭关系紧密。我们经常见面，我想这种方式更健康一些。
Q:您有写自传的计划吗？
A:没有。
Q:为什么？
A:我不会写的。
Q:这很流行，不是吗？每个CEO都在写。您在这个位子做了35年，我肯定您有很多可以写的东西。
A:我一点都没有写的愿望。我就是不想写。我做现在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1931年，美国国际集团的创始人Starr在外滩一栋建筑的四楼租借了一个小办公室，开始提供人寿保险业务。那时这栋楼属于《字林西报》，而现在，它已经被改名为友邦大厦。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际集团就一直试图重返它的起源地——上海，从而进入最为广阔的中国市场，最终它如愿以偿，成为第一家被允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保险公司，这大概和它与上海的渊源也不无关系。看来，几十年的等待还是相当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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