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与地方政府大股东修订契约的机会，于是心态、方式，都显急迫

　　文/牛文文

　　经营了18年健力宝的李经纬，在企业转手、自己退休罹病的晚景，突然被捕了，企业 界人士深感震惊：李经纬究竟倒在什么问题上？自褚时健、禹作敏、牟其中之后，警钟再次敲响，已经有人把李经纬比作“褚时健第二”。企业界的确应该打醒精神，12万分认真地省思“李经纬之失”。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自思失败”的反省期之后，中国企业家群体一路高歌，已很久没有停一停步认真反思什么了。

　　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

　　有人说，CEO们的道德和形象备受怀疑，这已是一个世界性潮流，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也有人说，中国人仇富心态大发作，富豪榜变成了通缉榜；还有人说，都是资本运作惹的祸，实业家太重财技容易翻船。

　　要我看，李经纬他们，可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上摔了跟斗：在企业股权进一步明确的过程中，太过漠视政府大股东的利益要求，太过轻视地方政府大股东的力量。

　　李经纬生在三水，三水在广东只能算个小地方，是李经纬的企业家精神加上三水政府多年的强力支持，缔造了健力宝这个辉煌的饮料企业王国；三水作为大股东和政府从健力宝身上拿回了28亿税利，而李经纬也获得了企业家声誉和健力宝的控制权——一切是那么圆满，又是那么熟悉：倪润峰与绵阳、陶建幸与泰州、潘宁与顺德、张瑞敏与青岛，李东生与惠州，全都是这样的梦幻组合，全都是这样的双赢格局。地方大股东+创业型企业家=全国著名企业，一者得名，一者得利。

　　20年以上著名企业，几乎都是这种同盟的产物。

　　但是，名与利的这种同盟，在订立当初，都带有那个年代“初级阶段”式的模糊特点。刚创办时80年代，企业家和政府在股权安排上都没有想太多，也不可能想太多，自然是国有，最大的区别，只是小集体、大集体或全民公有而已，用柳传志的话讲：我们那一代人在那个时候，只要有个舞台就相当满足了，哪还想那么多！

　　1990年证券市场建立后，这些地方国有企业大多上了市，在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中，双方有了第二次订立股权安排的机会，一些开明的地方，用内部职工股的方式，给企业家和管理层乃至员工分配了小部分股份(实达叶龙最后出让给私人资本的，就是这部分股份；东方电子隋元柏最后犯错的，也是这部分股份所得分红的处置)。这种安排下的A股上市，一方面给企业融来巨额资金，使企业再上台阶再创辉煌，企业家奠定商业领袖地位，地方经济鹤立鸡群。

　　但是，到2000年以后，事情又起了变化。这些企业大多进入停滞或衰退期，企业家大多进入退休期，而中国进入WTO时代波澜壮阔的产业整合期，企业重组提供了机遇，企业家创业者权利意识觉醒提供了需求，双方契约再次面临修订。

　　企业家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修订机会，于是心态、方式，都显急迫。不同于其他家电企业家，1993年健力宝A股上市和1998年的H股上市机会，李经纬都没有抓住(怕失去控制，怕没有香港居民身份无法在香港买到股票)；等到61岁那年，李经纬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提出管理层回购70%以上股份的MBO方案，三水政府没有同意；后来李抓紧联系买家，但政府已经不愿给他机会了，三水市作为大股东自己在找买家，虽然李自己向政府出价4个多亿分期要买下健力宝，但政府断然拒绝。可以想像，李当时多么恼怒，多么震惊！同盟破裂，他白手出局，不甘！

　　不知道这个过程中李是否采取了让地方政府不能容忍的过线举动，一旦迈过此线，曾经的同盟者——地方政府，对李来说就不再仅仅是大股东，它还是一级政府！结局应该完全可以预料。

　　作为企业经营者，李经纬过于漠视大股东的权益；作为公民，他可能又过于看轻这个特殊大股东的力量。只犯头一个错误，还可以光身出局安度晚年；到第二个错误，就只能作阶下囚了。

　　有没有顺利完成与地方政府大股东的第二次股权契约修订的？有。李经纬所处的广东就有几家。但那是双方智慧与耐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