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刊记者 牛文文 李岷

　　这可能是宋如华这些年来接受媒体采访最长时间的一次——虽然和《中国企业家》杂志往常对封面人物的采访比起来仍旧太短——只有两个半小时。而且，宋如华难得地配合摄影记者进行室内外拍照，但在拍照过程中，他坚持觉得没有必要换下他身上那件过于普通的白T恤。

　　托普方面虽然口头上称还愿意再接受第二次专访，但是爽约了，宋如华自此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每走一步心里都非常有数”

　　《中国企业家》：托普的发展会受这段时期方方面面的压力的影响吗？

　　宋如华：你的观点就是错的，企业没有压力它怎么会进步呢？而且这个压力始终是逼着你透不过气来的压力。这次我非常感谢他们，弄了一次以后倒是把我内部打压了一下。其实我平时的样子是比较平和的，但外面说托普有点牛，都是我们一些员工表现出来的,在外面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员工们该坐火车就坐火车。经营上把应收款多收一点。有些合作伙伴，该淘汰就把它淘汰掉，我的钱给你，算了，不合作了。所以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就算这个企业垮掉了，我还有软件园区，没关系。银行一分钱不给我，我也好好的，东部软件园、托普所有的学院，都没有贷款的。

　　《中国企业家》：但是任何一家好企业难以承受银行抽刀断水的后果。

　　宋如华：为什么说银行不必担心我，我什么都可以抵押。我现在银行存款18个亿；我还有上市公司股权；我有那么多园区建设，一万多亩，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子，就算都是空的，对银行来讲都无所谓；我还有十多个亿的其它资产，桌子、椅子、板凳、电脑、系统；还有5个亿净的应收应付款的差额；我还有5、6个亿存货，托普的管理制度、那套体系我认为还值点钱；我们四川还有一个金融租赁公司，我们控股60%多，那也是算一个很好的壳吧。说托普资产100亿，是不是有点吹牛？我跟你讲，我在四川的存款就12个亿，所以我为什么要紧张？我为什么要怕？我有那么多现金流，现金万岁嘛。我只要不乱花股东的钱就完了嘛。反正，我有偿还能力的，你要我还给你就完了。我卖掉几个园区，对吧？或者把资产卖给上市公司，钱不就出来了吗？

　　如果银行这种关注得有点过分了，就说明它很脆弱。你知道吗？你想安然公司、世通已经宣布破产了，银行也没像中国的银行那么急，这说明我们中国的银行很脆弱，心理到实力都很脆弱。

　　托普下一步要进行战略调整，投资依然以自己的资金为基础，股东的投资也很重要的。另外我们现在有多种渠道，包括民间资本、外资。

　　通过这次，我就是想要重新洗牌，我要把这些不坚定的所谓的朋友、假朋友踢出去。可以说，经过这次，有几家(银行)我们就不合作了。

　　《中国企业家》：在软件业里，大家基本上都是把各要素配备齐了再做事，而你却把资源与时间、空间结合得这么紧，如果中间哪个链条断了……

　　宋如华：走走看看。我搞这么多园区是走走看看，现在说我资金有问题了，我卖掉园区就行了，也是走走看看。我觉得一直很好，如果没有外面这些报道，都是银行追着我，不是我追着银行。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我的每一步都心理都非常有数，我的资产都是可变现的，都是现金和可变现的资产。不像有些企业搞的东西看不到摸不到，比如进股市，现在不是被套住了吗，出不来了，我就没去干，别人都鼓动我去干，庄家天天来找我，你们去调查，如果找到一个庄家，用四川话说“我是你儿”。证监会“看重”托普，有人去证监会告状，告一次查一次，但它最满意的就是托普没有进二级市场炒作，我们托普不干这些事。

　　怎么说我个人无所谓，希望不要对软件产业有伤害。托普对错要时间检验。我个人无所谓，如果我真正“那个”了我就退出就完了，我还不要钱，惟一的个人私心，就是我把孩子在美国读书的钱存够了就行了，我有饭吃的，去教个书混饭吃没问题的，托普科技的股票我都没卖掉，我不当董事局主席了，我可以卖掉了，我有1000万股，现在5角钱，也就500万，也够了。

　　我不想出名，随时可以隐退，他们说你不出面就很神秘，其实很简单，我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做着很平常的事情，但我的脑袋在不断思考，企业越张扬越好，个人越低调越好。

　　“别人以为我要干什么，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中国企业家》：你身上有四川企业家的特点吗？

　　宋如华：我不知道四川有什么特色，我做企业更像浙江人。在四川呆23年，影响还是比较多的。我学物理，考虑问题比较广一点，学纯粹哲学的太抽象，物理本身也有哲学的味道。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些年我的投资轨迹，比较理性，我们每投一个都是很稳的，银行、股东是可以信赖的。搞基地是最稳的事情，也有人说我们搞房地产。投资者、银行的钱给我，我首先让它保值、增值，而不是说是否搞核心技术。

　　《中国企业家》：你是个没有软件情结的人？

　　宋如华：一个人要务实，要理性，感性是很容易失败的，办报纸我就感性了一下。软件是要搞，但中国是否能成功还要看最后。企业家与政治家、科学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企业家第一考虑的不是核心技术，而是赚钱。这几年我个人觉得产业界有一些误区，有些我也不想评述了，会得罪一堆人。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的企业真要搞核心技术是相当难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仍然准备走软硬结合、综合服务这条道路，光软件服务的市场有限，中国完全搞软件也要死掉，它没有生存基础的。中国的软件企业都被很多小公司分割了，同样是一套软件业务，一千家小公司都在做。用户自身就有软件公司，这是非常不利的，市场培育不出来。中国通讯业发展那么快，就是搞采购，程控交换机采购就把“巨大中华”扶起来了。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卖软件的、PC的、手机的都不认为托普是圈里人？

　　宋如华：托普就是求异心，我活着不是为了别人，就像某个人说你不是记者，你介不介意？我觉得无所谓的。毛泽东早年，王明、陈独秀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被说成是个走资派。对不对？我觉得为别人活着太累。刘(积仁)老师从来没说过我不是搞软件的，王文京看到我也不会这样说。你们去问问这些人，不能光听一些半懂不懂的人说宋如华不是搞软件的，有人别有用心，说你托普是搞资本的，不是搞软件的，但这不是他划分的，是客户划分的，我们有没有向客户提供软件？但我们肯定不是惟一搞软件。我说过，中国软件业不要走盲动的道路，印度现在不搞品牌，也不搞核心技术，就是给美国人打洋工，它和爱尔兰都走出来了，中国当然跟这不一样，中国有巨大的内需市场，所以中国最好搞应用软件和增值服务，不要好高骛远地去打品牌，搞核心技术，否则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企业家》：很多人把你看成是搞资本运作的，这种说法会让你不高兴吗？

　　宋如华：这就看你是什么样心态，像鲁冠球这个人心态就比较好，他是乡镇企业惟一活下来的，因为他也不去做一些虚的东西。资本呢，我个人觉得，理性化利用资本就是好事情，感性化地运作、操作资本就是坏事情。如果把资本的概念泛化，资本就是钱嘛，钱是不能没有的，但也不是万能的，如果一个公司完全靠钱运作，也要死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了钱就要置业，置了业就要招人，有了人就要搞技术。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几年我去干什么了？我在写书，我们在重新整合托普的资源和管理，很多人都认为我在搞资本运作。其实资本运作，我这次跟你们讲了，我从来不关心这个事情。我记得五年以前，会搞资本运作的是褒义词，这几年由于我们的股市弄砸了，懂资本经营的人变贬义词了。牟其中被抓了以后，变贬义词了。

　　《中国企业家》：你现在最不能忍受什么误解和说法？

　　宋如华：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都是正常的。人活在世上，总要留下点足迹，别人理解我有点偏，以为我要干什么，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干。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亏心事，去朝拜活佛，去的时候已经中午了，活佛要下班吃饭了，他就坐在那里忏悔，想很多，想活佛怎么想他，怎么看他，其实活佛什么也没想，只想着你快点走，我要吃饭，肚子饿了。我们也是这样子，没想那么多东西。

　　“光靠某一种东西不太可能赚钱”

　　《中国企业家》：现在托普最赚钱的业务是什么？

　　宋如华：我们都赚钱。像教育，我今年招生1万多人，学费就是一亿多，利润几千万。我们的生态也赚钱，金融集团搞租赁、也赚钱，托普光靠某一种东西不太可能赚钱的，把这个业务关系搞清楚了，托普的利润来源就清楚了。这些本来是商业机密不太愿意说的，说了同行也知道了。——其实你们问的问题和其他记者差不多，你们总是照常规去理解，你托普怎么拿来的钱，你们感兴趣也可以，但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表面关心。比如说品牌问题，GE公司最出名的品牌产品是什么？是电灯泡，但是GE的电器事业部一般是亏损的。GE 70%的利润来源于金融与资本运作，它的发动机销量很大、利润很高，但它不是销售收入，它大部分是通过租赁来获取利润。

　　《中国企业家》：除了投资成都两个媒体失手4000万，这些年你还有什么失误？

　　宋如华：还有一个不太成功，我曾招了一大批海归派。高科技业的第一个误区是科学家能搞企业，第二个误区是引进海归派。中国改革开放比较晚，出去的大部分都是1989年前后，读完书后去工作，在企业中没站到很高的位置，没有进入核心层。我们把刚毕业的“哗啦啦”用，一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裁减了这批人。老板跟其他人没什么差别，他没搞过的事情他去做，也可能失败。

　　《中国企业家》：你的管理思想受谁的影响多一些？

　　宋如华：我个人比较崇拜杰克·韦尔奇，他那种务实精神。我的管理思想是，中国企业只有往GE的方向发展。除了发动机，GE没有太多的核心技术，以制造业为基础，同时搞综合性服务，GE也搞物流、配送、金融服务。在资本运作当中，我崇拜是巴菲特，在中国我还找不到楷模。在中国搞资本运作也不能完全炒股票，要做投资型，托普这几年确实没有买股票，就是在投资，而且是长期投资，买土地修房子。托普软件变投资公司也就是这个目的。

　　“活了我要交出去，死了就不说了”

　　《中国企业家》：如果来看中国企业家的代际，柳传志、张瑞敏这一代企业家被大家研究得比较透，你觉得像你这样四十岁左右的、也创业十来年的企业家，和他们那一代有什么不同？

　　宋如华：不一样。老一辈企业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前者偏重，后者次之，哪些人既熟悉计划经济，也懂得市场经济，这批人就成功了，中国加入WTO后，向国际化市场经济偏重，企业家的知识结构要发生一些变化，我个人预言，我们仍然是过渡人物，我们的下一轮是从国外回来的。我这么说比较坦然。有两种过渡方法，一种是干一干死掉、被人代替，第二种是干了以后自己换，让回来的海归派、国际化的人才来管理企业，才能使中国的公司完全市场化，也就是国际化。

　　我们现在的困惑在于，我们从西部走到东部，都遇到那么多的阻力，你可以想象我们从中国走到美国，人家会怎么想？我赞助了申花足球队，人家说我出卖四川，不热爱四川，如果我赞助意大利的甲级队，我会变成一个卖国贼。但是我们认定，市场化的企业一定是国际化的企业，它一定就是无边界的，就像杰克·韦尔奇说的，哪有利益就往哪里走。在合法的情况下，遵守各国法律的情况下，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这是企业惟一的目标。但是我们现在要迎合很多社会阶层，包括媒企关系。我本来出来两边发展也不矛盾，但遇到政府的一些阻力，社会也不认同，说“是不是宋如华这个人不够意思？”其实这种话是不应该对企业说的，但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大家就这样讲，显得很有道理，还引起大家的同感：“这个人忘恩负义，四川支持培养他，跑掉了。”困惑就在这里：我到底是要听股东的，还是听各个阶层的，要听就分散、消耗你的精力。所以我们再努力一下吧，活了我也要交出去，“死”了就不说了。

　　我认为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中，有一批企业工作者前仆后继，我称他们叫“先躯”，不是马字旁的“驱”，而是身躯的“躯”。包括我，也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个“先躯”之一。我要走30年，我“死”掉了就是“先躯”。即使公司好、公司没死我也必须“死”掉。

　　(本刊记者丁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