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微软中国研究院于2001年11月升格为亚洲研究院时，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和他们的团队智慧也在比尔-盖茨研判未来大势的锦囊权重中大大增加。今年8月，在比尔-盖茨“充电式”的“思想周”里，所读的资料有20多篇来自张亚勤的团队。盖茨的回馈是亚洲研究院下一财年经费增加30%，而整个微软研究院的经费增长幅度只有10%。如此一来，张亚勤他们的危机感也加重了：就是未来5年到10年里，研究院能否为微软买好“保险”……

　　张亚勤：为微软未来“买保险”

　　采访/本刊记者 龙陌 庄飞 文/本刊记者 龙陌

　　10月中旬之后，微软亚洲研究院似乎进入了冲刺式的亢奋状态，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媒体聚焦的热点。

　　10月17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办的首届“微软研究院亚洲日”上，首次向媒体和公众展示了建院4年来最值得炫耀的研究成果，由中国本土科研人员主要参与研发的计算机科学领域世界一流水准展品成了活动中最刺激人气的噱头。

　　10月18日，作为第四届“21世纪的计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之一，微软亚洲研究院牵头就“高信度计算”进行各种学术探讨，三位“图灵奖”获得者及众多国际知名计算机专家发表了演讲，“比尔-盖茨的问题就是大家的问题”成了不少媒体报道的标题，因为正是比尔最先提出了这个涉及计算机使用安全性、可靠性和隐私权的难题。

　　10月19日，这一大型学术活动移师广州，展开新一轮交流和讨论……身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长兼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和两位副手张宏江、沈向洋自然成了焦点中的最忙碌角色。

　　但是20日下午当记者如约来到因微软中国进驻而扬名的希格玛大厦时，他却一副好暇以整的神态。他提着茶壶跨过办公区为你沏茶时，你也不会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他给你的感觉是他应该的。

　　当年上学像玩一样的张亚勤，凭什么聚合那些被称为“best of best(聪明人中的聪明人)”在一起并激发他们的潜能？如何玩转这家越来越为比尔-盖茨所倚重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呢？又如何面对外界对公司复杂的心态产生的疑问？

　　中国人智慧的权重

　　“我敢打赌，你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在中国有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多媒体研究机构。”据说这是比尔-盖茨在一次内部高层会议上的原话。

　　“追随人才”是这位计算机业巨擘迥异他人的用才之术。有一次微软看上了一位教授，并发出邀请，但老先生不愿意离开家乡，比尔-盖茨干脆到那位教授的家乡专门设立了一个研究机构。1997年当比尔-盖茨在清华、北大演讲并与学生对话之后，他发现了新的人才宝库，再次动起了“追随人才”的念头。

　　于是开始有了李开复与张亚勤一个又一个传奇。当时即使是李开复和张亚勤本人，也并不清楚自己能走到什么层次，比尔-盖茨同样也没有把握。

　　2000年6月，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一年之后，张亚勤率领他的多媒体小组向盖茨汇报时，盖茨知道他的直觉再次灵验。张告诉盖茨在过去的一年里，3个多媒体小组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上，共发表了80余篇论文，申请注册了40项美国专利，有60项新发明，而且有8项成熟技术已转给有关部门。

　　紧接着就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购买了很多东西准备把家从美国搬到北京的李开复忽然接到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的指令，调总部出任公司副总裁。而汇报完准备到美国东部自己家中看护刚满月儿子的张亚勤，被李开复急招出发，进行交接工作，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时间是2000年8月。

　　由李开复领衔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创业阶段搭建了良好的政府、媒体、学术界及公众关系，使张亚勤接手后沿着固有的轨迹迅速发展。两年后，人员从70人增至150多人，研究方向从以多媒体为主的用户介面，拓展到无线通讯、数字娱乐；去年发表论文250篇，等于研究院3年前的总和；研究成果产品转化率达到了50%，WindowsXP、OfficeXP等微软公司最新产品中，甚至在比尔?盖茨最为重视的两大产品Xbox和Tablet PC中，也蕴含了这个研究院的智慧成果。

　　所以，当微软中国研究院于2001年11月升格为亚洲研究院时，张亚勤和他的团队智慧也在比尔-盖茨研判未来大势的锦囊权重中大大增加。今年8月，在比尔-盖茨“充电式”的“思想周”里，所读的资料有20多篇来自张亚勤的团队。盖茨的回馈是亚洲研究院下一财年经费增加30%，而整个微软研究院的经费增长幅度只有10%。如此一来，张亚勤的危机感也加重了：就是未来5年到10年里，研究院能否为微软买好“保险”，在技术转型时抓住正确的方向。

　　而让张亚勤最有成就感的是，通过微软亚洲研究院成功模式，不仅吸引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中国做研究，更培养了世界一流的本土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即使离开研究院到其他大学、研究机构或企业，也学到了世界前沿的研究方法和思维。产生这样的作用是张亚勤当年决定从美回国创业的原因。把研究院办成培养一流科学家的“黄埔军校”成了张亚勤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面对部分业界人士和传媒人士关于微软圈占内地精英人才的质疑，张亚勤感到释然。

　　激发潜能的火药库

　　4年前，张亚勤应李开复之邀，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刚来时正赶上研究院在装修，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表示只要办公室有一面墙是白板就行了。如今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虽已变成副院长张宏江，但是不仅那整整一面墙的“白板”未变，连研究院所有茶几台面、休息室墙面都处处“白板”。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称得上世界级大腕儿的张亚勤，连掌上电脑加上将于11月7日推向市场的平板电脑，共拥有7台电脑，但他仍喜欢用笔写画的感觉。灵感突发的时候，他就会在白板上写写画画，与其他人讨论时，这种白板也帮助大家解释和表达。这便成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闻名圈内的“白板文化”的肇始，体现了鼓励交流与表达的自由平等环境。

　　从员工的主意征集而来的火药库、造纸坊、量子、DNA之类的会议室名称，也进一步佐证了研究院开放的交流乐趣。

　　“引导而非控制”是李开复曾经反复向外界介绍的管理秘诀，也成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形成其独特机制的基石。张亚勤认为：“管是控制，理是疏导，但在研究院里，需要控制的东西很少，更多的是一种协调，是大家达成某种共识。研究员对自己的领域都有很深的理解，项目都是自己确定，院领导只做一些宏观的调整。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不要做绊脚石，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的现象在研究院已习以为常。

　　李江是研究院刚创立就来的研究员，极聪明，也很固执。他做某项目的方法与过去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跟张亚勤提出来后，张亚勤认为行不通，大家一起讨论也没有完全赞同。最后李江还是坚持按他的方法做，目前的结果还不错。只是张亚勤依然认为从理论上讲他的选择未必是最佳方案，“但我还是鼓励他去试，虽然我有保留意见，并不影响我在资源上给他支持。而且不论是他最后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会奖励他。”李江最近被提升为项目领导。

　　开放、平等的环境在企业形成规模之后，就需要机制来制衡。张亚勤介绍说，每年研究院都会把全体员工拉到郊区或外地，进行交流和沟通三到四次，传达公司文化理念，对一些重大的事情进行充分地讨论。比如针对基础研究与产品转化两者是否平衡，将员工分成人数相同的正反方展开辩论，最后再把各种观念、意见、想法、建议收集上来进行评估。在这些活动中，完全不论地位、身份、资历，“骂我也可以”，张亚勤笑着说。

　　“因为每个人都很聪明，在这里要控制他们是行不通的。”张亚勤早在美国桑纳福实验室任主任时就悟到其中三味，那时手下的科学家有很多是资历、威望都极高的长者，但有的就不爱跟人合作，喜欢单独解决问题。对这种个别的科学家，张亚勤的办法是给他以资源和支持，其他放手。去掉束缚，找到释放的方式，让其潜能发生聚变，是张亚勤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公式中参悟的管理之道。

　　正是这种良好的人文环境，使研究院的每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很好的激发，整个研究院的发展势头大大超过美国总部和欧洲的研究院。

　　雇佣最有才华的人

　　“如果5年后我还是这里资历最深的人，那就证明研究院是失败的。”张亚勤曾多次向媒体宣称，因而要“雇佣最有才华的人”、“雇佣比自己优秀的人”一直是张亚勤和张宏江、沈向洋的重要工作之一。

　　自称很感性的张亚勤说自己看人很看重前5分钟的感觉，后面的观察、了解都是为了证明这种感觉。与李开复面试逻辑缜密，问题环环相扣不同，张亚勤说跟自己面谈的应聘人都很轻松，随机性很强，但却暗藏玄机。

　　武汉大学博士张黔面试时，张亚勤问她做什么研究，博士论文是什么时，张黔用一种被张亚勤称为像玻璃一样透明、清晰的语言做了回答，随后再考几道类似IQ的题目之后，张亚勤的判断是：这个女孩反应特别敏锐，表达能力很强，也很有创意。尽管张黔原来做的项目与研究院关系并不大，博士论文水准也称不上出色，张亚勤还是欣然接收了她。现在张黔已在国际一流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近30篇论文，在研究院主管一个项目，在国际无线多媒体通讯领域已颇有名气。

　　诚信是张亚勤极其看重的品质，招聘面试也为此设计了许多问题。比如有人带着论文来面试，会被问到有多少是自己创新的，有多少老师给予指导。有些人会说，这个项目老师根本没起什么作用，而且我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一个“破”老师，要是换个老师，我的论文会做得更好。“这种人不尊重老师，即使他的老师真的没起作用，也不能用这种不尊敬的方式对待。所以这种人再聪明我们也不要。”还有的人会说，这个项目是我在那个公司工作时业余做的，但并不属那个公司，我可以贡献给微软，“这种人我们确实碰到过，但根本不予以考虑，因为把他招来之后，他以后也会把你的东西贡献给别人。”

　　“在公司内部对发表论文，引用参考文献、引进国际惯例方面，任何抄袭行为或使用盗版软件，都绝对要开除。”

　　除了聪明、有创新能力，是否有团队精神也是张亚勤十分看重的品质。虽然少年得志、事业一帆风顺，张亚勤仍认为，“一个人一辈子有很多角色，但大部分是在做配角。做人难的是甘做配角，做好配角。”与人合作论文，张亚勤一般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后面，“因为按姓氏拼音排序‘张’就应该排在后面。但张亚勤承认，一个人的团队精神仅通过面试是最容易走眼的地方。如果有5个应聘人来自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而且只招一个，也许会让他们分别评价其他人的优缺点。纵然如此刁钻的问题设计，依然也会让一些缺乏团队精神的人进入企业，等到一定时间后才发现他和谁都搞不好。所谓不适应企业文化，往往以这类人居多。

　　世界的财富在中国

　　从12岁进入中科大至今，张亚勤实际上从未远离过学校，一直陶醉在校园式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里。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拿博士文凭之后，不管是在公司上班还是在研究机构工作，他都喜欢到当地学校去讲课。他在美国就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主讲计算机网络，在波士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兼职教授，到了新泽西也是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老师。回国后就开始在北大和清华上课，同时，他还兼任多所大学的软件学院名誉院长和客座教授。

　　“国内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相当活跃，每次面对着那些兴奋的眼睛、那些高高举起的手，感受着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我就好像见到了当初的自己。”

　　张亚勤把每次和同学们的交流都当作是刺激自己学习的一种动力。

　　“再看到他们听懂后的满足感，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巨大的欣慰。我在做学生时感受很深。自己尊敬的人来讲座，每一句话都听得很认真，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学业和未来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年在美国参与影像数码技术研究，并目睹日本因采用模拟技术而遭受惨痛教训，使张亚勤对研究方向及未来技术走向十分关注。认为国内同行对技术方向有不对的地方，他都会通过写文章、论文，通过给政府当顾问，通过软件产业圈子里的朋友，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作为中关村管委会的顾问，每年张亚勤至少要参加三次会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张的导师曾夸他是“世界的财富”，如今这笔财富更多地使中国人受益。

　　所以，尽管国内的一些业界人士和媒体喜欢从微软竞争对手的立场去评价微软，但鲜有人对张亚勤有微词。

　　张亚勤在办公室里的时间是按小时预定的，也是向研究院透明公开的，除了管理、研究，还有大量的讲座、社会活动，但只要在北京，张亚勤都力争在每天7点钟回到家里，陪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一起吃饭，周末也尽可能和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说，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

　　“成功是一种感觉，是自己的感觉和别人对你的评价的一种平衡。”

　　独立成篇

　　张亚勤小档案

　　1966年1月出生于山西太原

　　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89年，23岁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曾就读哈佛大学高级主管商业(Executive Business Program)

　　1989年，以高水平的论文，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高级研究员

　　1993年，被聘请到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工作

　　1997年，31岁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Fellow of IEEE)，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

　　1998年，获得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授予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

　　1999年，回到中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该院首席科学家兼副院长

　　2000年8月开始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

　　张亚勤 品味与态度

　　喜欢阿曼尼西服，Brook Brother衣服，穿Bally的鞋，戴劳力士手表

　　喜欢星巴克咖啡，不吃肉，自称与佛有缘；喜欢开车兜风，但讨厌手机，没事爱写E-mail

　　喜欢网球、游泳、围棋，与中国棋院国手下，让四五子棋胜多负少，有一把众围棋国手签名的扇子，甚满足

　　最满意的是拥有一支豪华的团队，以及一套既能吸引一流科学家也能培养一流科学家的机制

　　最崇敬的人是像比尔.盖茨这样既有智慧又有爱心，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张宏江：顺利超出想像

　　采访/本刊记者 王悦承 庄飞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

　　“宏江，你现在既当了美国人的老板，又当了美国人的爹，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张宏江还在美国的时候，当地的华人朋友给他幽了一默。

　　别以为这是开玩笑。当时张宏江的二儿子刚在美国出生，自然就有了美国国籍，张宏江也就成了这位美国人的父亲。而身为现代视频检索领域的开山鼻祖，他的学术造诣已经广为传播，时任位于硅谷中心的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

　　“当时的状态很容易让人满足，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发现自己许多事业上的愿望已经实现，我忍不住问自己：这又怎样？那下一步呢？”在来到惠普实验室之前，他先后去过丹麦科技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每次他离开这些单位时，都被看成是高水平人才的流失。“只有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中，你才会有功夫去考虑回国的事情。”

　　在欧洲、亚洲、美洲逛了一圈以后，张宏江又一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但距离上一次回国，已经整整8年了。国内的变化让他眼前一亮：“我惊喜地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回到美国后，有很多朋友问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我多了一个Option(选择)。除了美国、丹麦、新加坡，我还可以选择回国，并且我的研究水平不会因此而走下坡路。”

　　到了1998、1999年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似乎意识到，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此时，他已经知道了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他所崇拜的多媒体学术和工业界领军人物李开复当上了院长。

　　1998年底，张宏江应邀担任了1999年ACM多媒体世界大会的技术委员会主席，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李开复频频与他接触，而张亚勤则推心置腹地诚邀他加盟。张宏江衡量再三后，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他自信地认为，凭他在相关领域的经验、声望以及带领研究组的经历，回国以后能够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

　　作出决定的同时，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凭他的直觉，有四个方面可能会限制他在中国的发展：一是国内最好的人才都出国了(后来证明并非如此)，能否招到最好的人是个问题；二是微软公司能否给予足够的自由度；三是与李开复、张亚勤的磨合是否顺利；四是有过不少失败的先例，一些在学术界刚刚冒头的留学博士，回到中国便销声匿迹了。

　　然而，事情进展的顺利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两年以后，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亚洲研究院；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300多人的研究队伍，成为微软三个研究院中成长最快的一个；学术上，更是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

　　在他来到中国研究院的第二年，他就在多媒体研究领域发表了文章，保持着这一领域的领先位置。“谦虚地讲，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之一；不谦虚地讲，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院。”这句话若是出自他人之口，必定是张狂而不可一世；而出自张宏江之口，却是十分地自然，让你感觉不到丝毫的夸张。显然，他已经在中国找到了良好的感觉：“在外国，我感受到的是个人的成功；而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中国人的成功。因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刻上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章：Made in China”。

　　与张亚勤、沈向洋一样，张宏江把成功归结于运气，而他们共同营造出来的文化，则使得工作进行有条不紊。在研究院里，所有人都相互直呼其名，完全没有等级化的概念，他们把这种文化称为“Zero Politics”。

　　当然，微软所提供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微软的文化中，没有人会过问我们在做什么东西，也没有人决定我们多媒体的研究方向。只是因为有了这些成功的人，才决定了我们能够在这些领域里取得成功。”

　　每月与国内外朋友交流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张宏江回答他们，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三个层次的工作中，达到一种稳态的平衡，其中包括担任博士生导师、研究组组长以及副院长的工作。“我和亚勤、Harry(沈向洋)的配合非常好。”张宏江说，“我现在的感觉有点儿像宗教里提到的感激，即我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应当利用我所能够利用的资源，去培养一批人，做出一批成果，从而影响微软的产品，影响人们的生活。等到这批人在将来三到五年内在各自的领域中站起来时，我也就‘桃李满天下’了。”

　　独立成篇

　　张宏江小档案

　　1960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77年考入郑州大学，成为年级最年轻的学生

　　1981年毕业，在石家庄电子工业部研究所工作

　　1985年前往丹麦科技大学进修，直攻博士

　　199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科学研究院

　　1995年担任惠普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1998年应邀担任1999年ACM多媒体会议技术委员会主席

　　1999年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

　　2001年担任第二届IEEE亚太区多媒体国际会议主席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主任研究员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IEEE)资深会员

　　沈向洋：管理不辛苦

　　采访/本刊记者 王悦承 庄飞 文/本刊记者 王悦承

　　无巧不成书。1999年1月15日，东京机场，两个行色匆匆的中国人不期而遇，经过半秒钟的诧异以后，两人忽而欣喜若狂。这其中一个是张亚勤，一个是沈向洋，他们的方向只有一个——微软中国研究院。这算是一种默契。

　　与张亚勤、张宏江相比，沈向洋是呆在微软时间最长的人，此前他在美国微软总部工作了差不多3年。问到加入微软的原因时，他说：“当时，我的不少朋友、老师都到了微软，他们叫我过去看看。看完以后，我知道那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所敬仰的计算机专家都在那里。一个人要进步，就必须跟比你水平高的人在一起。于是我很容易地就作出了这个决定。”

　　沈向洋很喜欢接受挑战。曾经有一个在苹果公司的朋友请他出来一起创业，刚刚博士毕业的他二话不说就去了。而当李开复请他来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他觉得这个新的工作环境很有挑战性，并且蕴藏了不少机会，尽管把握不大，他还是回到了中国。

　　当时他是这么估算的：按照中国的环境，要干出点成绩，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以上。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仅在第二年的国际图形学年会上，他所在的研究组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要知道，这可是计算机图形领域水平最高的论坛。而在随后的2001年，又发表了2篇；2002年，发表了4篇，整个亚洲才5篇。

　　“我常说我们很幸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刚刚起步时，我们也有不利的因素，没有像美国总部的同事那样有趣。”沈向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但是有一点，我感受至深，那就是我们都积聚着一股热情，都想做一种了不起的事情，都有一种输不起的感觉。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欧美学术界知道，在中国有个微软亚洲研究院，学问做得很好，跟他们一样好。”

　　面对当前的成绩，沈向洋没有沾沾自喜，相反，更加谨慎。他脑子里非常清楚，当今美国的研究能力最强，欧洲次之，日本也要比中国超出很多。“我们要走向国际化，要超越别人，首先得向别人学习，包括在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中国的落后而压抑。”他忽而话锋一转，“我觉得走进麻省理工时一点儿都不害怕，相反，我还很自豪。这没有什么的，大不了让他们的教授把研究成果拿出来，比一比。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做出长期艰辛的努力。”

　　让沈向洋感到欣慰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每出一项成果，都意味着背后培养了一些很有潜力的学术新秀，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中国人。亚洲研究院的事实证明，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做得差。

　　在研究院里，组长、院长只是帮研究员认准方向，研究员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沈向洋非常明白，创新只能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是行不通的。

　　“Zero Politics”、“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对事不对人”、“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这些都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倡导的一种氛围。谈到文化，沈向洋的理解是这样的：“文化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最重要的还是人。当然，文化的延续会有一个时间性问题。我们成立才4年，谈不上悠久的文化，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文化都打上了开复和亚勤的烙印。”

　　作为计算机视觉和计算机图形方面的世界级专家，沈向洋追求尽善尽美。他说：“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能做出点东西而且做得比别人好，就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看看别人的文章，再看看自己的文章，如果自我感觉良好，那么这是一种境界。”他很享受这种感觉，甚至于在研究中枯燥乏味时，他都能找出让自己兴奋的东西。以至于有人说，做研究的是神不是人。

　　从13岁考入南京工学院开始，这位酷爱数学的沈向洋便与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潜心研究，他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做研究跟练武功很像。一方面必须要有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会把握方向，并要沉得住气。一个研究人员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项目，研究了多少问题，行家一看便知。

　　沈向洋自我形容为“表面开朗实际严肃”的人，他很推崇这样一种管理理念，那就是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大家会自觉得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这样的话，管理就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他说。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蛮好的老师，一个蛮好的教授。”沈向洋似乎有感而发，他的语气让人肃然起敬，“看到学生的成长，我会非常地高兴，由衷地高兴，尤其是当他们在某些方面达到甚或超过我的时候，我会感到特别自豪。说句心里话，看着他们会有看孩子的感觉。我带了很多学生，我敢保证他们会成为各自领域著名的科学家。”

　　独立成篇

　　沈向洋小档案

　　1967年出生于上海市

　　1980年考进南京工学院

　　1984年起进入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研究所

　　卡内基美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视觉方面课题

　　DEC公司剑桥研究实验室

　　苹果公司的交互媒体实验室

　　1996年取得博士学位，和朋友创办公司

　　1996年11月，加入美国微软研究院，成为成像技术组研究员

　　1999年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

　　2001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