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韩晓静 吴晓燕

　　“我们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周其仁

　　数日之前，63岁的李经纬在病房中接获通知，因涉嫌贪污犯罪，被罢免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随后媒体报道，深能源(000027)董事长劳德容也翻鞍落马，被免去董 事长和董事职务，原因不明。由此，企业家命运的话题再次被人们所关注。对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创业者来说，上山不易下山更难。新老交替本是自然规律，但由于中国的企业家们大多出身不够自然，又无规律可循，因此第一代老板的退路更是危机四伏。企业家的命运牵动着企业的命运，他们的结局不应该只是一个故事的结局，而应该是一种成功的延续，一种错误的终止。

　　第一部分 倒翁：名利难两全

　　晚节不保———代表人物：褚时健、李经纬

　　即使是平常人也都有善始善终的愿望，何况是那些曾经被光环笼罩，活在世人眼皮底下的企业家呢？但是当对权利的欲望和对金钱的欲望已经很自然地膨胀到极限，要放弃似乎比断臂更痛。于是，铤而走险者有之。

　　作为创业者，李经纬的能力是被公认的，在过去的18年里，健力宝为三水市政府贡献利税高达28亿元，在鼎盛时期，占当地财政收入的45%。市场成功的同时，李经纬相应地获得了政治荣誉，成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劳动模范、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而此时，李经纬虽然获得了高度的控制权，但也开始琢磨“为谁干”这个最原始又最迫切的问题，因为他的年龄已经让他有紧迫感了。

　　一旦为“目标”伤脑筋，又遭遇了激烈的竞争，企业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从1997年开始，健力宝集团核心产品——健力宝系列饮料的销售量就一直在下滑，市场份额更是急剧缩小。多年以来，健力宝的发展战略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李经纬个人的兴趣爱好，缺乏战略规划和理性思考。同时在企业的几个关键转折点上，尤其是当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时期，出现战略选择失误，过早进行国际化和过度的多元化使企业没有将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既阻碍了企业的健康运营，也导致了管理的混乱和低效。

　　改制迫在眉睫，但是，李经纬要的是通过改制维护自己及圈内人的利益，而三水市政府急的是要让健力宝再现生机。方案几易，最后选定了股权出售方案。2002年1月15日，成立18年的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被浙江国际信托投资集团收购。

　　虽然，李涉嫌贪污的具体经过还没有浮出水面，但从他在改制过程中与三水市政府的明争暗斗中也不难看出，个人的控制和贪财欲望把他推向了极端。

　　有媒体评论，说李经纬是褚时健第二并不确切，“因为褚时健问题仅仅牵涉到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而李经纬不单想确保企业的控制权，他还想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剩余价值索取权，也就是股权安排，结果在产权的水域里触礁沉没。”

　　至少褚时健和李经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身心疲惫地躺在医院里。而这种疲惫中，都有不光彩的成份。

　　功成身退———代表人物：潘宁

　　虽然潘宁已经从科龙退出来了，但到现在，你基本上听不到有人说潘宁的坏话。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

　　1999年4月9日，“老帅”潘宁正式从科龙告退并宣布，退休之后，“不在公司保留办公室，不拿科龙一分钱工资，更不持科龙的股份”，潘宁只接受了科龙集团战略发展委员会的顾问之聘。

　　潘宁退出时曾说过两段话，“现在退下来，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国内好多知名的企业家，有的升了官，有的没有后继力，还有的犯了错误，极个别的上了刑场。像我一样干到65岁的企业家，屈指可数。”

　　从言语中分析，潘宁的心态中搀杂着消极与积极，积极的是，他走了一条正确的路，能够用平和的心态对待退休。

　　无奈出局———代表人物：何伯权

　　2001年11月30日，乐百氏集团总裁何伯权代表5位创业者宣布：“由于我们对乐百氏今后发展战略的认识与控股方达能发生严重分歧，为尊重大股东的决定，包括我本人在内的5位管理者作出集体辞职的决定……”

　　当1989年何伯权等5人拿着中山市小榄镇政府给的95万元资金，创立乐百氏公司的时候，绝对不会从自己口中说出“辞职”二字。

　　许多媒体之所以将何伯权他们的辞职看作“黯然出局”，是因为觉得强大的跨国资本“夺走”了他们“一手奶大的孩子”。

　　都是资本惹的祸？何伯权并不这么认为。但他们的事业轨迹，确实是因外部资本的介入而发生改变的。在这一点上，何伯权的命运与李经纬有相似之处，只是二人的选择不同：何伯权表现出了理性，而李经纬则走向了反面。

　　实际上，从2000年3月开始，何伯权就已经意识到自己角色的已经开始转变———从单纯的创业型老板，过渡到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在乐百氏与达能合资后，达能控股92%，中山市小榄镇政府占5%，而何伯权等5名创业元老仅占3%。

　　尊重资本意志，遵守职业经理人的本分。这就是新的游戏规则。从这一点来说，何伯

　　权他们的确是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作出了表率。

　　被迫让位———代表人物：张巨声、陈荣珍

　　今年最蹊跷的一次有关创业元老退位的新闻是发生7月7日，在这一天，荣事达集团接到合肥市政府下达的通知：董事长兼总裁陈荣珍退休，合肥市经委派一名官员接替总裁一职。同样的退休单在同一天也发到了美菱集团创始人张巨声董事长手上，其董事长一职，合肥市政府提名由美菱现股份公司董事长王家章接替。

　　陈荣珍和张巨声，多年来分别在荣事达和美菱两家企业中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被通知“退休”，引起业界一片哗然。

　　对张巨声来说，接受政府的退休“安排”，即使有怨言也只能服从。因为美菱电器原先就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上市后，国有资产也一直是占绝对控股地位。而荣事达则有所不同，陈荣珍率荣事达起家时是一家集体企业，后来又合资，且合资企业资产占到整个荣事达总资产90%以上。根据严格的公司法规定，陈荣珍的董事长兼总裁职务应该由董事会决定去留。

　　正是由于荣事达的集体企业性质及其多头合资背景，合肥市政府对陈荣珍的免职决定在荣事达引起了争议。与陈荣珍相比，张巨声退的算是干净。既然是全资国有，合肥市委、市政府的意志实施得就能更顺畅一些。他“认可”了市委的决定。事实上，早在退休两三个月以前，张巨声已经退居幕后，扮演着“决策顾问”的角色。

　　第二部分 不倒翁：命运千差万别

　　名存实“亡”———代表人物：姜伟、吴炳新

　　许多人还能清晰地记起保健品行业的“三驾马车”——沈阳飞龙、三株集团和巨人集团当年大把搂钱的情形，但随着沈阳飞龙、三株的雄风不再，姜伟、吴炳新正慢慢被人们所淡忘。只有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凭借“脑白金”得以东山再起，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私营企业家的命运与企业的发展状况连接得最紧密，企业兴旺才能让自己“人才”、“财气”两旺。

　　沈阳飞龙集团是以生产飞燕减肥茶起家的，后来因开发延生护宝液而走红全国。1990年10月份，飞龙还是一个注册资金75万元的小企业，到了1991年就实现利润400万元，1992年实现利润高达6000万元，1993年和1994年利润都已超过2亿元，公司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龙头老大，其创始人姜伟荣登中国十大富豪榜，很是风光了一阵。

　　但好景不长，仅仅在五六年后，飞龙集团就在全国保健品市场的混乱中陷入困境。1999年，飞龙公司抢注伟哥，推出被称为药效胜于“洋伟哥”的“伟哥开泰胶囊”，想借此再度起飞，据称，“伟哥开泰胶囊”的搂钱速度毫不逊色于当年的“延生护宝液”，但不幸的是，“伟哥开泰”被国家药品管理局认定为劣药，停止在全国范围内销售，虽然事隔一年七个月后，“劣药”帽子被北京市高院摘掉，但“飞龙”已经变成“飞虫”，重飞梦破灭。

　　吴炳新是随着三株的扩张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的。三株崛起于1989年，之后以超常速度快速扩张，被人们称之为“恐龙症企业病”，企业管理处于混乱状态，之后一起官司更是使三株处于危机之中，从此三株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年过六旬的吴炳新曾语重心长地对血气方刚的巨人史玉柱说：“不该挣的钱别去挣，天底下黄金铺地，不可能通吃。这个世界诱惑太多了，但能克制欲望的人却不多。”吴炳新的话自有一番道理，但可惜的是，吴炳新自己却没有遵从，仅1997年一年，三株就投资5亿元兼并了20多个制药厂，并在创立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在全国各地注册了600个子公司，成立了2000个办事处，促销人员超过15万。飞速的扩张超越了三株的能力边界，使三株成为脱缰的野马，跃出吴炳新的管理范围。

　　延续辉煌———代表人物：鲁冠球、刘永好

　　不久前，杭州市委和市政府对包括鲁冠球在内的三名企业家重奖300万，再次验证了其企业界常青树的地位。在万向集团的企业网站上，辟有“企业创始人”专栏，记载了鲁冠球的创业历史和他所获得的荣誉。这个专栏在其他企业的网站上十分罕见。

　　30年前，鲁冠球联合其他6名创业者自筹资金创办了一家小型农机厂，如今，这家当年名不见经传的乡镇小厂已经变成拥有万余名员工和50多亿元资产的万向集团。早在1984年，万向集团就开始了股份化，内部个人持股方案也早已做好，但鲁冠球认为现在还不是实施的时候。

　　据2001年年报显示，鲁冠球执有68万股万向钱潮股票，不过，他并未在上市公司里领取薪金。当鲁冠球被认定为“万向神话”的演绎者的时候，其作为企业创始人，控制权与剩余权不对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根据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观点，创始人在完全获得了控制权后，把自己的儿子“选”为企业接班人的方式能解决这个问题。

　　鲁冠球正是这样做的。现在，伟鼎(鲁冠球之子)成为了万向集团的总裁，而在此之前，伟鼎曾在万向做过市场，去过海外，1995年当选为集团党委副书记。有了这样的经历，伟鼎说出了这样一席话：“父辈们创造了过去，经历着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是踩着他们打下的基础沿着他们开辟的大道前进，理应走得更好、更远。”

　　奠定下子承父业基础的还有希望集团。刘永行、刘永好的子女都在美国读书，刘永行的儿子17岁便独自赴美求学，学成归来后，在京郊密云，东方希望有了投资2个亿建立南山滑雪度假村的动作，媒体曾经热炒此为刘永行选定的第二主业。其实那不过是刘永行给儿子的一次练兵机会。因为他的儿子在美国时迷上了滑雪，回国后极力说服父亲创办了这个项目。刘永行很少过问南山滑雪场的事情，一应事项都甩给了儿子，刘永行给他的任务是：学习、实习、锻炼、提高。

　　将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女，是鲁冠球、刘永行此类企业家的换帅方式，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子辈早已是有计划地精心栽培、反复考察，以保证企业权力交接的成功。

　　扑朔迷离———代表人物：张瑞敏、倪润峰

　　这两位堪称企业界的泰斗，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接管了企业，经过多年的奋斗，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同时，他们的名声也是如雷贯耳。当他们在精神激励方面获得大丰收的时候，物质方面的激励还是一个谜。

　　2000年的5月令倪润峰难以忘怀。因长虹利润下滑，四川省、绵阳市两级政府出面，安排倪润峰从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由赵勇接任股份公司总经理。2001年2月，又是在政府的操持下，倪润峰以CEO的名义重返一线。

　　复出后的倪润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关注他以前漠视的制度问题。两年前，政府主持操刀的长虹高层变更，对倪润峰的教训是深刻的：自己掌控企业的权力并不完全。另外，已到退休年龄的倪润峰，面临着退休后是靠千元退休金维生，还是作为企业股东，主要靠在长虹的权益过优裕生活的问题。

　　于是，“长虹民营化”、社会化、MBO(管理层收购)开始搬上桌面，不过，让倪润峰施展的空间并不大，长虹的兴衰起落，事关当地省、市政府的经济大局，因此，在产权改革中，倪润峰的自由裁量权将被严格控制。另外，长虹的盘子很大、经理层收入水平也并不高，通过MBO解决的股份也将是有限的，而且，长虹MBO计划最大的掣肘在于，倪润峰的股权该如何划定？

　　与倪润峰比，张瑞敏比较年轻，但迟早会遇到如何安排退休后生活的问题。当海尔发展成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的时候，张瑞敏的年薪至今不过8万元，有人问张瑞敏：“您就一点都不考虑个人得失吗？”张瑞敏坦言：不考虑是不可能的，不管我把企业做多大，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公司，就没有一点属于我了。

　　张瑞敏的尴尬源自产权的不清晰。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不过在经过10多年的调整扩张之后，海尔集团的内部产权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连张瑞敏也很难界定，哪些是原来市属集体资产？哪些是企业资产？哪些是职工资产？

　　但循着海尔的发展轨迹，还是能感到海尔在向产权明晰方面努力。海尔旗下的“青岛海尔电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电器国际)产权关系就非常清晰。电器国际的控股股东为海尔集团，法定代表人是张瑞敏。在经过一番操作后，电器国际取代海尔集团成为青岛海尔(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电器国际中有内部职工股147万股，占其总股本的0.23%，这样一来，将与员工自身的利益产生更紧密的关系。

　　名利双收———代表人物：柳传志

　　国企中的有些负责人，晚年退休后无所事事，比较之下，柳传志的淡出生活却过得十分精彩，大事做做决策，平时打打高尔夫。因此柳传志是许多企业家羡慕的对象：成功地让员工分红入股，通过上市机制创造出自己上亿元的身价，并且在鼎盛时期安排好接班人，自己功成身退。业内人士评价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里“退得”最完美的一位！

　　当然，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是因为柳传志部分解决了联想的产权问题而使以他为代表的联想创业者退有所托的结果。现在他个人持联想股票900多万股。

　　柳传志也并没有因为选择淡出而被人们所忘记。即使杨元庆走上前台一年多了，柳传志仍被投资者视为联想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而在柳传志眼里，联想机制的改革才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柳传志表示，今天联想做得好，和年轻人在第一线很有关系：“从1996、1997年开始，年轻人就陆续到了第一线，有了这个分红权，当年和我一起创业的老人们才肯逐年退去，如今分红权成了股权，老的确保安享晚年，年轻的也有自己的阵地，大家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这就是联想的核心竞争力！”

　　熟悉柳传志的人都知道，老柳是善于拐大弯的。早在1993年，柳传志就和完成投资联想控股的中科院达成协议，给员工35%的分红权。“它没有把国家的股权给我们，而是奖励分红，就不会被人批评是国有资产流失，我们拿了分红之后没有分，把这个钱放到了2001年，这时国家批准我们可以买股权了，我们就买下了35%的股权，正式成为股东！”提起当年的这段创举，柳传志颇有成就感，自认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令柳传志满足的不仅于此。如果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智慧，他能够为社会做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