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胡润和他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引起了许多中国富人的“愤怒”。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人们对《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又传来了胡润“我与福布斯没有任何关系”的消息。据报道，“把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搅得‘ 天翻地覆’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竟只是一位32岁英国青年和两三名上海大学生的‘业余之作’”。据胡润说，排行榜是他们生产的一个产品，只不过福布斯花钱购买了它，“福布斯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而已”，是这位英国青年的一时兴起的“业余研究”，“那只是一个人的兴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消息还报道，据胡润透露，他在调研时，“有人请他吃饭特别提到‘给我的数字写得翻一番’；有人给调研的小团队送红包……”

　　接下来，该媒体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些，都成了“中国内地富豪榜”升温的帮凶。这样炮制出来的“排行榜”，又有多少价值值得热炒？说白了，胡润所做的，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商业调查公司的行为。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个“公司”竟然还没在上海本地进行工商登记。胡润称，“正在办理中”。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炒做”的热门新闻。因为一直以来，人们就对胡润的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存在无数质疑。而最主要的，是对排行的可信度的质疑。如果真如这篇报道所说的，胡润的《福布斯》排行有“红包”嫌疑，那么，这无疑就是对这个排行的最有力的、完全的颠覆。可是，胡润不止一次说过，“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出上榜或下榜的交换条件，有人会在我们调查结束时赠送一些小礼物，都被我们谢绝了。这些富豪的排名，无一例外都是根据我们的标准。”看来，关于“红包”问题，还得调查下去。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第一篇对排行有“红包”嫌疑的质疑，也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质疑。

　　可是，如果我们抛开“红包”，会发觉，质疑的焦点仍是围绕着“可信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该报道所关心的，或者说它“客观”上所要达到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推翻排行。

　　这不仅让我们本能地问一个“为什么”。

　　我们知道，胡润一直在强调他的排行有局限。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认定他的排行是绝对准确、绝对权威的。我们还知道，人们对排行可信度的质疑，也一直就有这样一个“不言而喻”：还有很多绝对富豪的人没在榜上。

　　其实，这样的判断并不只是那些感到“恼火”的人才有。中国的富人是一个很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群体，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个阶层的状况。这也使得胡润那一伙人很有点“无知者无畏”的色彩。说实在的，从“看客”的角度讲，没人把这个排行当真。就算是最后证明了这个排行榜严重失实，又能怎么样？值得这样“恼火”吗？

　　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忍不住问另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恼火？

　　最早的恼火可能是因为有人说《福布斯》排行毁了许多中国的富人。也许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只要被排上，就会被“重点监控”；而一旦被“重点监控”，就完了。但这种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已经有人在反问，身正不怕影子斜，既然没有事，那么为何怕被“重点监控”？还不是因为屁股不干净？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对排行质疑的最义正词严的反驳。也是那些富人们最不容易说清的地方。

　　问题是，最不容易说清楚的却往往又是最不容易绕过去的。

　　要求富人们说清其财富的来源的呼声，在前阶段的逃税争论和目前的对排行的争议中，已经越来越带有所谓的“民意”色彩。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仇富”心态，可为什么，那些感觉自己被“重点监控”的人，会有一种莫大的“委屈”，甚至，由“委屈”而至愤怒？

　　在近一个时期的争论中，有一个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社会资本”。什么是“社会资本”？直白地说，就是社会关系。用一直在做私营企业研究的社科院研究员张厚义的话说就是：“中国公认的富人阶层——私营企业主，最看重的是关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员，其次是银行职员，这些关系甚至比商业机密还重要。”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老板拥有了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随后又购置了一辆豪华凯迪拉克。他解释说:我自己坐这两辆车的时间不到20%，多数时间这两辆车是借给省市官员朋友。

　　类似的故事在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流传过。这也就不难理解，在一般人头脑中，社会资本所对应的，基本上都是道德判断，“严格地说，都是腐败”。而张厚义观察到的现实却是，“(私营企业)社会资本的投资额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这说明社会资本的效益越来越低”。另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屁股干净的富人似乎没有几个。但认真一想，一个社会的富人如果都是这种德行，那肯定要从富人之外找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