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司治理首先还是要解决产权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都是空的，办法是国有股退出。在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企业生产力持续稳定的发展，保证企业资产的良性增值是最关键的问题。能否在国家退出的同时，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激励体系，是激励研究的重点产权革命“所有问题的根本是产权问题，”华民说，“产权问题不解决，谈什么都是空的。”

　　这个问题在冯根生身上得到印证，到目前为止，青春宝集团还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68岁的冯根生担心：“人家问我你的接班人是谁，这个问题我说了不算，由国资局说了算。”

　　“也许他比我强，也许他们会把整个企业挥霍掉，我退休了就管不了了。国有企业总是起起伏伏，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国家都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冯说。

　　经济学家华民的办法是：国有股减持和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

　　但具体操作还是有困难：“国家不能在市盈率15到25倍的情况下按照流通股价格拿走，如果按照原始价加上净资产溢价，这样完全可以退出，肯定有国内外的机构和投资者来买。对于非上市公司，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开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华民说。

　　张晖明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所有者缺位”，而是大家都没有到位，实际上是用一种小农心理来考察现代所有制问题。

　　张认为，现代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与一般资本的充分发育和人力资本的充分发育相匹配。我们现在的矛盾不仅仅是所有者缺位，而是一般资本发育不充分，人力资本发育不充分，大家都是一种温饱型向小康进入的心态，还没有走向一种现代经济的状态。

　　张晖明曾经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到欧洲考察过那里的公营事业，欧洲同样有不少的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同样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

　　当地的一位教授说：“这些东西你们是学不到的，你们不要学了，因为你们没有这几个条件。第一，我们有严格的法制精神，你们没有；第二，我们有从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进步和演进的过程，你们没有；第三，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和你们是不一样的。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在经理人市场没有建立、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的公司治理怎么办？”

　　王方华的观点则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总要先做起来再说。”

　　也许，这就是中国今天的改革所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