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一个开放的经理人市场；

　　中国还没有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

　　中国还不可能有一个完善的年薪制度；

　　中国还没有可行的真正意义上的期权；

　　中国还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激励中国的经理人为社会创造财富，

　　同时兼顾整个社会的公正与法律的合法性？

　　1 激励困境

　　2 企业家价值几何？

　　3 激励工具革命

　　4 期权纠葛

　　5 产权革命

　　激励困境

　　文/本刊记者罗荣

　　2002年9月11日，杭州正大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办公室。

　　一块金字牌匾放在冯根生办公室进门的电视机旁边——“冯根生，中国正大青春宝集团1972年～1999年，企业家利税贡献价值2.8亿元。”这是冯根生个人从1972年到1999年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这个量化是想把我作为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模范，开始我不肯，但是为了给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一个心理安慰也就做了，至少说明了我自身的价值。”

　　“这个‘量’是量出来了，‘化’是一分钱也没有‘化’过来，这叫量化。量化是既要量也要化的。”冯根生指着“量化”自己的价值大笑。

　　1972年，37岁的冯根生出任刚刚成立的杭州市第二中药厂厂长，此前这里是杭州胡庆余堂的一个作坊式的车间。到今天，由杭州第二中药厂演变出来的青春宝集团资产已经达到10多亿元，2001年企业上缴利税超过2亿元人民币。

　　两个月前，杭州市政府奖励冯根生300万元，以表彰他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业绩。

　　与冯根生同时受到奖励的还有杭州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浙江万向集团的董事长鲁冠球，前者把一家校办小冰棍厂建设成总资产44亿元人民币的饮料集团，后者则领导一间只有7个人、4000元资金、84平方米的一个小铁匠铺，使之成为今天拥有总资产50亿的大型企业集团。

　　冯根生说：“这一次杭州市对我们三个人的奖励，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以前很多厂长都劝我，老冯，你干了几十年把30万元发展到十几个亿，每年上缴杭州市2个多亿，现在也就这个样子，我搞3年五年还会有什么意思，我赶紧走吧。所以他们就要走人，自己干。”

　　“我缴税以后拿了240万，但是青春宝今年比去年至少多交4000万的税，你说谁赚？”冯根生笑着说。

　　冯根生认为，这样的奖励对于稳定国有企业家队伍很有效果，对于企业家也是很大的激励。同时，杭州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企业家奖励措施，提出每年评选十大有突出贡献的工业企业和奖励主要经营者的措施。

　　对于这样的激励措施，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并不十分看好：“它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对于企业家的激励，根本上要靠市场来完成，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的奖励只能评劳模，对有企业家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惟一的区别是以前的劳模是精神奖励，现在这个奖励的数额有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如此，相对于另外两位同时代的企业家来说，无论冯根生、宗庆后还是鲁冠球，都是幸运的。

　　2002年7月底，位于安徽合肥的两大家电巨头“美菱”和“荣事达”都遭遇了一场地震，两家公司的创业者张巨声和陈荣珍都被当地政府宣布退休。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荣事达的几个中层干部曾经想到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意思是说合肥市委没有权利罢免荣事达的董事长，但是后来被压下去了。此前合肥市委提名接替陈荣珍董事长职位的合肥市经委某官员，也在荣事达集团董事会上遭到否决，甚至未能进入荣事达集团董事会。

　　有消息人士说，在与政府“对峙”的20多天里，陈荣珍曾秘密上京，为此事求教过有关部门高层，受挫回来之后，陈变得“寡言寡语”。随后，曾经担任荣事达党委副书记、《合肥晚报》总编辑的仇旭东出任荣事达董事长，并获得了董事会的全票通过。

　　在荣事达的网站上，仇旭东的照片已经放在了陈荣珍的上方。

　　记者通过多种途径试图与张巨声和陈荣珍联系，均未成功，消息人士说，张、陈两位现在非常低调。

　　“从局外人的角度，我完全可以看到他们的失落，这样的失落对生产力来说是一种破坏。”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郑培敏说。

　　华民教授也指出，这是创业型企业家面临的归宿问题，最根本的是产权问题，政府的评价系统和市场未必一致，它不是一个市场评价系统。

　　“如果他们几位持有公司的股份，能够有比较好的晚年，事情就不会这样。”郑培敏说。郑正在从事一项中国创业型企业家归宿的研究，最近几年，中国大量的创业型企业家都将面临着退休。

　　“如何保证他们有一个较好的晚年，保证企业生产稳定持续增长？如何不发生‘褚时健现象’？”

　　云南红塔集团的首任老总褚时健，在任18年时间，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集团，累计上缴利税800多亿元，而他所获得的工资待遇只有60万元。因此当他年事渐高即将退休、面临失去职位的时候，他开始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但当褚时健锒铛入狱之后，红塔却出现了连年的效益下滑，利税减少了几十个亿。

　　“我们公司的目标就是希望社会减少‘褚时健现象’，当时创业的时候，我们就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郑的公司专门为企业家设置股权激励机制和MBO计划。

　　即便有政府的激励，拥有正大青春宝2%的股份、年收入超过百万的冯根生也有他的困惑。

　　在300万奖金的颁奖仪式后，冯根生、宗庆后和鲁冠球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有记者问到了他们3个人的梦想。

　　“宗庆后说希望自己成为杭州的李嘉诚，我希望他的梦能圆了；

　　“鲁冠球说他想建设一个汽车制造厂，我也希望他的梦能圆了；

　　“他们问我的梦，我说我的梦是做终身的国有企业保姆。”冯根生说这话的时候有点自豪，也有点惆怅。在记者接触的青春宝员工心目中，68岁的冯根生就是这家企业的“老保姆”。

　　“假如我说我想搞个汽车厂，马上会有问题，国有企业谁让你做汽车厂？”冯根生说。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宿命，他只能像一个保姆一样让孩子(青春宝)长大，却不能选择哪个孩子。

　　从解放前的童工到30年的国有企业老总，冯根生几乎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对于他来说，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把企业做大，钱对他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