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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林池／文
中国的3号富豪仰融，如今居留美国，在大洋彼岸对媒体披露“华晨系”200多亿元资产今年发生“国进民退”的一些内幕，基本上印证了此前内地媒体对于辽宁省接管华晨、华晨团队内部分裂、仰融彻底出局的猜测。虽然华晨系共有6家上市公司，海内外媒体以极大热情予以关注，但由于关键知情人(包括仰融自身)始终未能按期公布公司股东变动情况，因此
，对国有华晨这一牵扯面甚广的事件，媒介传递的不实消息甚多。独家采访仰融的《亚洲周刊》认为，发生在华晨身上的信息披露不及时、信息失真现象，违反了香港上市公司管理的有关法规，对投资人利益造成伤害。
但“华晨事件”已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上市公司股权变动事宜。随着更多真相的揭开，随着仰融通过法律渠道向中央政府陈情，华晨事件变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独特的案例。这个案例涉及民企“第一桶金”的来源是否合法，混合产权模式如何进一步清晰，以及政府如何透明处置公众公司的内部事务。
由于在香港、上海上市的华晨系上市公司直到10月份仍未能明确告诉公众其大股东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因此事态可谓尚在途中。但仰融出局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其在华晨汽车还是申华控股的股票，都已被相继抛售或冻结。
然而，纵观仰融去年以来的命运，值得玩味的是这个资本运作高手面临的“原罪”审问。正是这些“原罪”式追问，使仰融失去了舆论的道义支持——不管他曾被称为“资本运作高手”还是汽车新锐。
其一，谁给了仰融发财的机会？
1992年仰融将第一家中国概念股运作海外上市之时，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吹动第二次启动的号角。当年，华晨汽车在纽约上市的新闻排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成为海外媒体评选的中国第二大经济新闻。但是，时值1992年，国人有几个听说过仰融？有谁能看到仰融会因此契机而在未来成为“3号富豪”？仰融走出了海外融资的第一步，得益于其不俗的国内外运作能力——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内企业仍生活在指令经济中，没有超强的政策透视能力和资源，国内上市想都未想，更不用说海外上市。
虽然说开放市场能够带来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中国的多数市场是逐步开放的，市场进入的先后并不公平，总有一些企业家觅得先机抢先进入市场。仰融就是一个例子。
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主导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可以说，很多民营企业家都从中获益。据说仰融是依靠融资市场竞争和汽车市场竞争壮大起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辽宁省的国企改革，没有金杯汽车1991年的股份制改造，没有辽宁政府长期对于金杯客车的支持，仰融就不成其为仰融，华晨也势必去如朝露。
谁支持了仰融的发展，成了一个原罪式追问。仰融分享了特殊的政策利益，但正是与地方政府的反目，最终导致接管文件下发，从而根本改变了华晨的命运。
其二，仰融有没有违规？是否存在犯罪？
仰融一系列资本运作和收购行为，包括公司扩张和内部不断分立，造成了“迷宫”一样的“华晨系”。有没有违规和犯罪，是仰融遭遇的第二大难题。
虽然目前尚无任何一个政府监管部门出面宣布仰融有罪，但接管行动和针对仰融的一系列调查则明显指向了仰融的“犯罪事实”。仰融有罪无罪，一时难以辨析。
同某些企业进行“非法集资”、“偷逃税务”、“财务欺诈”等明显的罪状不同，仰融遭遇诟病的罪责似乎也带有“原罪”成分。仰融在运作华晨的过程中，有无转移国有资产？是否玩“空手道”？是否存在化公为私？
仰融运作金杯客车资产海外上市，当初设计复杂的股权框架就是为了规避美国和中国的政策限制。如果说违规，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本来为仰融主要出资，但偏偏要打着中国人民银行的国有大旗；华晨本为仰融原来的华博财务公司等出资，却偏偏要贴上基金会持有的标签。而仰融取得金杯客车51%股权的手法，也违反了中国政府关于外资公司不能持有国内汽车合资公司50%以上股权的限制。
华晨汽车以国有公司背景在纽约上市，隐瞒了其民营的真实面孔；在香港的二次上市，也并不是以“H股”发售。仰融在纽约、香港两地监管部门之间均存在“违规”嫌疑。
反过头来看，没有上述“违规”，华晨汽车当初就不可能在海外实现上市。仰融突破政策限制实现海外上市，的确埋下了“违规操作”的隐患。
第三，个人财产的合法性？
仰融被称为中国大陆3号富豪，理由是其个人持有华晨系公开发售的大量股票。当然，在运作华晨的过程中，仰融还成立了一系列非上市的公司，很多掌控在自己手中。
如果把仰融当成一个国企的经理人来看待，则其存在家庭和个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仰融后期进行资本运作成立的宁波公司，出资数额巨大但出资人背景模糊；包括在香港成立的大威德基金，个人掌控80%股权，财产数额巨大。如果认定华晨以及仰融个人所得都为国有财产，则其“犯罪事实”非常明显。
然而，即使存在“基金会”这个国有大股东，华晨10年来也一直被当作一个民营公司在香港和内地运作。而根据谁出资、谁拥有的早期产权界定模式，华晨此前从没有被当作一个国企来看待。
没有任何行业主管部门过去10年将华晨当作一个国有公司来进行人事任免和行政指导，不能说仰融是一个国企负责人，因此对仰融个人财产的公开接管或处置均存在道德风险。当然，目前尚无政府部门公开处置仰融名义下的资产，但仰融退居美国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国内财产的主导权。
第四，关于贡献大小的道德评价。
国内一些媒体曾将仰融评价为中国汽车业的新锐、第三种力量，仰融不依靠国家投资独立发展汽车产业的模式被认为是中国产业界的希望——金杯客车、中华轿车和宝马合资项目均代表了这种成就。但在另一些人眼中，仰融的实际贡献却远没有“吹嘘”的那么大，“比起那些实实在在经营国企的人来，仰融又算什么呢？”甚至有人认为，“宝马看重的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市场”，仰融能起什么作用？
任何个人都是一粒尘埃，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相比，华晨的成就或归属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中国经济当前的主流话题是什么？转轨和全球化、改革与开放，在对经济转型的启示性而言，仰融这个“出头椽子”的意义则难以简单评价。
以“原罪”式问题拷问仰融，究竟在追问谁的罪过？事情愈发展愈让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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