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杨大明)：随着多种财经类报纸的蜂拥而入，你们是否感到了压力？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计划，或者说如何应对竞争？
　　张忠：我们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冲着这个目标往前走，我们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一方面要瞄准身边的竞争对手，一方面不要忘却自己的目标，如果忘却自己的目标，很有可能瞄准自己竞争对手的时候，采用各式各样的应对措施，很可能被一个根本没有想到的对手打败了。所以，我们设立一个目标，经过论证这个目标是合理的，而且有可能实现，就大踏步往前走，不要顾及很多，被很多市场的反映 所左右。

　　主持人(杨大明)：史颖波，关于媒体投资的回报率问题有什么见解？
　　史颖波：媒体也是一个产业，是最后一个暴利的行业，也正因为这一句话，使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座金矿，往里投资。我一个朋友说，让一个人累一天的话，你就让他做一顿饭，如果让这个人累一辈子的话，就让他做一份报纸。做报纸和传媒是很辛苦的事情，每天不断被新闻追着，必须往前跑。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媒体的回报曲线，开始亏损赔钱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间跟各个国家情况不同，跟媒体的情况不同长短也不同。另外，媒体能否存在和生存下去，跟所处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99年，2000年.COM泡沫一旦破碎以后，在美国很多报道网络英雄的报纸就关掉了。媒体是一个行业里衍生出来的一个产物，他的兴旺必然伴随着行业的兴起而繁荣，伴随着行业的衰败而关门。我们今天坐在这儿是两报两刊媒体的负责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样比较新锐的报纸出来，也是因为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不断繁荣，出来了这么多的媒体。

　　说到改革开放，经济类的报道，80年代《经济日报》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报道。90年代以后，《中华工商时报》开了一代先河，89年10月6日创刊的。当时大家感觉风格是很特殊，很不同的，版式、字体，头条竖排，感觉是港味的。回顾经济类报纸、杂志的发展，可以看到，90年代可以说是报纸崛起的一个时代，今天杂志更多的呈现出来了，一大批的财经类的杂志呈现出来了。

　　主持人(杨大明)：这里是2002年CEO网上峰会的媒体专场。辛保平在经营方面提一些建议，好吗？

　　辛保平：我们杂志的经营是由郑总编辑来负责，我不是很熟。我们作为杂志，完全是市场化运作的媒体，我接触过很多投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做投资，感觉对媒体还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光是看见他暴利，没有看见暴利前提是做好了，而且你能扛得住足够长的时间才有暴利可言。很多投资人投了一年两年，就接不上去了，今年关门的财经媒体也不是一家两家，而且城头变换大王旗是经常的事情。杨总，你们原来和胡总做财经做得那么好的时候，我估计到目前为止，成本要完全收回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财经时报》已经做了中国财经类报纸的第一了，也还是这种情况，其他的要想进来就能赚大钱，肯定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主持人(杨大明)：从国外的媒体成本来讲也是这样，有一本书《纽约时报一百年》，我看过以后有一点感受，我看第一篇，1900年的报道到最后一篇，2000年的报道，我发现风格、写作、规范(当然版式有变化)几乎是一样的，有这么一份报纸在延续一百年的时间里，以这种非常稳定、严谨的，而且和社会经济发展脉搏扣得非常紧，这样一份报纸没有不成功的理由。现在我认为时间还是太短，这两年大家开始有这种感觉。99年2000年的时候说最后一个暴利，当时是基于中国入世的背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第一是不是暴利，第二是不是迅速能够赚钱，大家都开始冷静地意识到这一点了。

　　辛保平：媒体要做，作为投资人有两个准备，一个是有巨量的资金投入，第二个是大量的耐心，没有这两个前提，媒体投资要谨慎。

　　张忠：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一定不是仅仅赚钱，要赚钱有很多的产业回收比投资媒体快得多，风险要小得多。如果纯粹从赚钱的角度来说，从商业的角度不一定简单地选择媒体，但是媒体一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行业，不仅能带来回报，而且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很多人看重这方面。很多人说媒体也有泡沫，身边有不少的媒体人士，或者投资媒体没有成功，也是正常的。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投资有30%的投资失误率是正常的，按照这样的比例来看，身边失败的媒体并没有这么高。

　　主持人(杨大明)：都说竞争，这是肯定的，说竞争多激烈，还远远没有到。做媒体的，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东西还是太少，读者的选择还是很少的。也有网友问，是不是中国入世以后，看我们怎么应对国外的资本，包括国外的办报的报人的竞争，中国的媒体应该怎么看待新形势下的中国经济，怎么在办刊的时候体现这样的现实？这个话题，在中国刚刚入世的时候大家的感觉和现在的感觉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时候大家说狼来了，说中国要在一个多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一个什么变化，现在看起来还是我们国内媒体的定位，自己竞争的心态还是第一位的。

　　张忠：媒体最终还是本地化、本土化的东西，不用特别怕。拿台湾举例，台湾就很说明问题。

　　辛保平：以中国的现实环境，开放媒体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像商品贸易，说开放就开放了，媒体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主持人(杨大明)：这一点大家看法比较接近。

　　辛保平：不是你想开放就可以开放得了的。

　　辛保平：张忠讲得很多，无论是投资方办媒体，还是我们这些人投身于媒体，不只是说想赚钱，而是说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支撑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主持人(杨大明)：有网友问，史颖波，《经济观察报》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说你更喜欢哪一种？
　　史颖波：风格来讲，他们是一南一北鼎立的格局，这可能是他们的优势之一，占据了不同的领域。

　　主持人(杨大明)：这两份报纸平常都看吗？
　　史颖波：都看。我从外表来看，我觉得他们的长处有一点不太一样，一个是玉女派掌门人，一个是武当派掌门人。二十一世纪的记者挖猛料的能力更强一些，南方报业的风格，很典型。《经济观察报》人文的，编辑体现的人文的，稳重的感觉更强一些。

　　主持人(杨大明)：有很多人关心IT时代的平面媒体的发展，可能是指互联网和平面媒体竞争的关系。大家对网络媒体怎么看？
　　辛保平：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无法形成竞争，一个是大家的阅读习惯，我自己就更喜欢看纸媒体，不喜欢看网络媒体，第二个，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处处能上网，也是不太现实的问题。

　　史颖波：做媒体的人应该承认确实有一部分读者流失掉了，只看了网上的新闻，就知道这一天有什么事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爱看足球，球市比较激烈的时候，每天买好几份足球报纸，现在只要上网一看就可以了，基本不买报纸了。这种主要看消息的报纸，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对一些深度报道，杂志来讲，不可能在网上看上万字的东西，这是很难受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图片。我觉得冲击还是有的，是多少的问题。

　　主持人(杨大明)：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的合作方面呢？
　　史颖波：《华尔街日报》就是纸面的，后来有开通了网上的，是收费的，每年75美元，卖得也非常好，他们做调查发现很多读者是他们的老用户，也上网定他们的信息，服务的方式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都会接受。中国的读者一方面还不是很成熟，阅读的习惯不像国外那样，周末会定期买一份报纸、杂志，商业类的，休闲类的报纸来看。每月的财政支出中能够占到一定的比例，在我们这里这个比例很少。

　　主持人(杨大明)：网络媒体对报纸的影响，比如很多报纸的标题的制作和网络的标题的制作是不一样的，包括在信息的阅读习惯上，对报纸来说，对于信息的整理，或者说梳理功能比过去要求更高一些。过去有一些栏目和报道，铺上去就可以了，由于网络媒体出来了，编辑会更细心进行选择，进行分类和改写，这也是报纸受到的网络媒体的影响。

　　辛保平：从新浪网的财经报道来看，网络对平面媒体，对财经媒体的冲击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大，如果真像想象中那么大，这些杂志都卖不出去了，因为所有的封面文章都登了，买杂志主要是买风险了。

　　张忠：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两年有所回归，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阅读信息。网络媒体对平面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是直接冲击了采访，要求采访能力要迅速提高，因为要拿到第一手的信息，不能再炒网络。

　　主持人(杨大明)：新闻资源的竞争！

　　张忠：对，新闻资源的竞争比过去更加激烈了，对新闻人员的要求更加高了。

　　主持人(杨大明)：网友问，媒体到底是严肃的，还是娱乐的？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张忠：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过考虑，我们为什么提出“四有”的口号，我们觉得人的精神需求和媒体的需求是分三个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娱乐性，刘晓庆的逃税案，也是经济行为，包括杨冰的事情，这样报带有一定的娱乐色彩。第一层次是满足人们的娱乐性，第二层次是满足人们曝黑幕的要求，第三个层次是扬善，做到这一个层次是比较高的，理性的人会尊重扬善的需求。

　　主持人(杨大明)：这跟媒体想自己承担的市场功能关系是很大的。有的就倾向于感官愉悦性的东西。

　　张忠：满足各个层次，把大家的需求看清楚，总是有市场的。

　　主持人(杨大明)：严肃的要更多的谈社会责任感。经济类的杂志有娱乐的成分吗？
　　辛保平：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有一本杂志《财神》，北京地铁里做了很多广告，提出的口号是一本好玩的财经杂志，但是结果不是很好玩的。从这方面看，经济媒体把娱乐放在第一位，媒体肯定是办不下去的。而且可以预见到，他很快会垮台的。

　　主持人(杨大明)：包括财经类的媒体现在也更多的强调和读者之间视觉的沟通，当然不能叫娱乐了，至少赏心悦目，有一种喜欢、爱看的感觉。去年这种变化比较明显。

　　张忠：我们最开始就比较注重于设计，我们觉得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最大的区别就是文章本身的设计方面，因为网络媒体容易把文章往上面一堆就可以了，谈不上任何的版式和美感，我们想要突出自己的东西肯定要设计美感，强调文章的设计和图片的冲击力。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谈到《东方企业家》与海派的区别，我曾经看过台湾的杂志，我发现台湾的杂志和国内的杂志在设计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国内财经类的杂志设计，受以前《工商时报》的影响，寸土寸金，比较密集地做编排。但是台湾的《天下》杂志，还有其他的杂志，大量的出新留白，他们感觉台湾已经很拥挤了，如果阅读的时候再没有喘息的空间，杂志肯定给人感觉很压抑。编排是为产品本身服务的，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设计者的一种思路。

　　主持人(杨大明)：过去在没有这么市场化媒体出现的时候，大家承担的功能比较单一，就是宣传的功能，提供给你就可以了，是单向的东西。

　　史颖波：而且选择也比较少。

　　主持人(杨大明)：史颖波谈谈上海风格的变化。我感觉，最近又有几个报纸准备在上海创刊，你见过他们的设计吗？
　　史颖波：没有。

　　主持人(杨大明)：我平常在北京呆的时间太长了，不知道上海的报亭或报摊是什么样子？你平常在上海时间多一些？
　　史颖波：今年不是很多。

　　主持人(杨大明)：比较一下在零售上的区别。
　　史颖波：版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画版的过程，而是充分体现了编辑的思想，从编排的顺序，从长短、大小篇幅来看都体现了编辑的思想。

　　主持人(杨大明)：我们从零售的环节来讲，上海和北京的零售业有没有一个比较？北京去零售摊上买报纸的人的身份会更复杂一些，有一些衣冠楚楚的人，也有一些普通的市民。
　　张忠：上海其实也是一样的，层次差别比较大，上海私车拥有量不如北京多，大量的人选择公共交通，地铁，地铁里很热闹，有很多报摊亭。还有一个北京没有的现象，它有个人售报，前面有一个袋子，像袋鼠一样，前面背一大堆报纸，在地铁里兜售。

　　主持人(杨大明)：北京等红灯的时候，车旁边有很多人来兜售报纸。

　　张忠：上海没有沿街销售的，是在地铁里，像袋鼠一样背一个大袋子，卖给你。也是穿着红色的马甲或什么样的。这是最前端的零售渠道，从报摊上拿报纸，而不是从报贩子那里拿报纸，赚的利润更低，比较有意思。

　　史颖波：上海的媒体市场发行渠道比北京要规范得多。

　　主持人(杨大明)：有网友问，《科学投资》每次都策划一个关于富人的专题，会不会走进一个思维定式的死胡同，是不是要有一种尝试改变的可能？
　　辛保平：虽然每期都比较重视策划，但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富人的专题，但不是每一集都是。我们原来是更注重于讲富人的传奇故事，现在更多的是讲富人的创富的手法，从技术上进行分析，富人有很多区别，有亿万富翁，有千万富翁、百万富翁，都不一样。我们作为一个投资杂志，富人永远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投资杂志不研究别人怎么致富的，怎么做投资杂志呢？我们提出四个字“好读实用”，在封面文章和特别说话中也非常注重这一点。

　　主持人(杨大明)：《科学投资》的定位和《东方企业家》还是不太一样的。
　　辛保平：《东方企业家》做得比我们洋气。就是海派风格。

　　史颖波：价格、开本，人物的设计都不一样。

　　辛保平：我们的杂志是有北派杂志的风格，行文，每一页要装两千字，非常密，一期杂志96页，得发十几万字的稿子出来。张总说的台湾的留白，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概念，在版式上造成一个困难，版式不能愉悦读者，这是一个矛盾。如果要是考虑到了资讯足够，版式上就没有足够的美化的空间来满足读者。要是更多的注重版式美化进行设计，内容上就要使资讯部分受到损害，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我们也在想办法解决。这跟风格也是有关系的。你花钱，首先考虑的是买这本杂志值不值，你要考虑给读者更多有用的资讯，如果买杂志是有钱人买来休闲，更多的就要考虑让他身心愉悦，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史颖波：我们选择那种很时尚的，选择留白的版式，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平常都很忙，很累，再看密密麻麻的东西会感觉不是很舒服，所以把自己定位成20块钱，很高档，很时尚的杂志，从版式上就体现了这种看着比较轻松，比较大气的形式。

　　辛保平：每一个杂志，每一个报纸的风格都是跟具体的杂志的具体读者定位和读者的需求有关的，读者群的水平决定了杂志的风格，不能孤芳自赏，你说好，别人不买你的帐没有用。我们做报纸、杂志都是一个产品。

　　CEO网上峰会媒体专场实录(一)

　　CEO网上峰会媒体专场实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