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晨／文

　　好的营销手段是需要大胆的创意的，而“汽车狂人”李书福在拉萨导演的一幕“吉利撞地球”的“飞越”，无疑成了吉利轿车最成功的一次营销案例。

　　吉利硬着陆

　　2002年10月1日中午11时，一道黄色的闪电从世界屋脊上的圣地布达拉宫前划过，然后以优美的弧线降落在30多米外，完成了一次令世人瞩目的大飞越。

　　这是等待已久的一刻，过程与人们的想象类似，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人们普遍为吉利汽车飞越布达拉宫广场作了非常相似的设想，设想中的“飞布”应该是一次特技表演，应该从起跳台跃起，在软性物体上降落，虽有刺激，但无惊险。谁也没有想到，成功飞越过长城、黄河的“亚洲第一飞人”柯受良，居然直接将车的落点指向了地面。而人们一致以为用来对飞车起保护作用的那堆纸箱，竟是用来保护现场观众的缓冲物。

　　飞越的彩虹刚刚划过，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徐刚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问询的问题只有一个：你们吉利是怎么了，让自己的汽车和地球对抗？人们普遍怀疑，要么是柯受良失手，要么是吉利人发疯。

　　而徐刚的回答和平时一样平和：这叫硬着陆！

　　看来，所谓的“飞布”并不是简单的一次汽车特技表演，而是经过特意安排的汽车质量检验。

　　此时，最得意的人正在前往加德满都的旅程中，这个在整个飞越活动中从未露面的人，就是吉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书福。此时的李书福，已经接到了来自拉萨的电话，硬碰硬的对抗后一切顺利。李书福之所以得意，是因为他一手导演了这场世人震惊的大戏。

　　人们叫李书福给弄糊涂了，也算是服了柯受良，一个不要命的“导演”，一个不怕死的“演员”，竟然选择了在世界屋脊上演惊心动魄的“生死之碰”！

　　有个年轻记者在采访吉利之后，得悉中国大地上已经有6万辆吉利轿车在奔跑，离开吉利时他丢下了一句话：李书福的游戏没有规则，但他有他的游戏目标，那就是“赢”；说李书福是“汽车狂人”没错，如果他不“狂”，世界汽车工业的历史就会少了最有意义的一页。

　　业界的人物基本没有谁愿意和李书福“玩游戏”，他的“游戏”太没规则了。没有规则的游戏者是可怕的，玄机就隐含在平淡之中，所以他的胜算在游戏开始的时候几乎没人能看得出。

　　李书福不按“牌理”出“牌”，是中国汽车业界的一“绝”，这一“绝”，使得吉利汽车刚一面市，李书福就成了中国汽车工业领域里中国老大、外国老大们不愿目睹，又不得不睹的“风向标”。

　　经营洋品牌的老大们实在不愿和李书福坐在同一桌“玩牌”，因为李书福打出的每一张几乎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在没有李书福和他的吉利车之前，汽车业的老板们大笔大笔的钱赚得挺舒心的，可就是这个李书福，硬是用他的吉利车，把整个市场的车价弄得集体“跳水”。“跳水”倒是小事，重要的是轿车工业原先的暴利、人为的神秘，等于在“跳水”过程中露出了老底。

　　你说这牌出得？如果真的让李书福和“深受其害”的老大们坐在同一张桌上，很难说桌底下没有几只脚会狠狠地踹他。

　　李书福也真是，有话不愿好好说。许多问题可以和前辈、大哥们商量，大家一起赚丰厚的利润多好呢？可李书福坚定地认为，车价降到实在了，消费者心里才会实在，也才会对汽车产生信任。

　　是的，所有的汽车厂家都在说自己的车是好车，但普通百姓就是买不起，连买都买不起，能算什么好车？现在轮到吉利车风光了，大家又不服气。服不服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汽车市场正在被李书福的优质低价政策所征服。

　　恐怕早就有人在骂了：李书福，你不讲游戏规则！

　　但骂是没用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自己定的，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赢在信念上

　　布达拉宫前的飞越，柯受良的反叛性格得到了凸显。

　　在与吉利碰出火花前，曾有一家国际知名大品牌汽车公司愿意出高价赞助柯受良在世界屋脊上的飞越活动。而在与吉利接触后，柯受良推辞了该大品牌的邀请，毅然选择了吉利，原因只有一个，吉利和他自己一样，是中国的。后来，当吉利人在飞越的前夜动员他硬碰硬着陆的时候，他同意了，同意的原因也极其简单，因为吉利是中国的吉利。

　　回顾这次世界屋脊上的飞越，柯受良感慨地说：“吉利车的性能我在第一次试驾时就非常佩服，我根本没想到，中国人能把车造得这么棒。最后的结果更让我吃惊，5米多高的地方硬摔下来，车居然还那么漂亮，世界顶级的名车也不过如此。”

　　有记者问柯受良，在决定按照李书福的设想硬着陆时，有没有想到过自己有可能被摔死？柯受良点点头，但他随即补充道，人类的每一次超越，代价总是难免的，生命，只不过是代价的一种。

　　柯受良用生命印证了中国吉利轿车的安全性能与质量水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这是我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汽车所能做的最大的贡献了。但在吉利汽车发展的短短三年历史里，许多人始终对吉利轿车，甚至对李书福本人持不信任的态度，他们更直接地说出了“有那么多国际名牌汽车，还要吉利干什么”这样让中国人丧气的话，他们和柯受良一样，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

　　李书福从来没有指责过这些否定吉利的人，就连迎面而来的“汽车疯子”之类的谩骂，李书福也都一笑置之。不过，李书福倒是很为他们叹息：我们中国人，就是信念不能输。

　　李书福在选择汽车作为吉利集团的主导产业时，可供选择的其它产业还很多，而且，其它所有的产业无论投资风险还是经营难度，都远远小于汽车，可李书福偏偏选择的是既冒险又艰难的汽车工业。选择“高难度动作”，是李书福一贯的爱好；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李书福希望有机会通过中华民族汽车工业漂亮的一赢，让中国人在一个新的、更厚重的领域里，彻底重塑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尊。

　　柯受良在青藏高原的生死线上走了一回“钢丝”后，很舒心地喘了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自己的幸运，而是为了中国汽车：伴随我过去飞越生涯的，一直是外国汽车，虽然每每成功，但有了精彩，却少了辉煌；布达拉宫前的一跃，总算在我的飞越里程中点上了辉煌的一笔，这辉煌的一笔，来自于中国人与中国车的结合。

　　可以说，柯受良过去的成功，充其量只能说赢在形式上，驾驶中国车获得的成功，却使他赢在了信念上，赢在了精神上。

　　和柯受良一样，李书福也是在希望通过产业上的努力，获得一种意义更远大的辉煌。他要让整个世界的中国人在谈到汽车时，能有一种轻松的心情，能够脱口就说出几个中国品牌的名字；让外国人谈到中国汽车时，能多几分羡慕，多几分崇敬，犹如现在人们谈起劳斯莱斯般肃然起敬。

　　当人们问及李书福，干嘛要在险象环生的汽车市场上，与盛气凌人的洋品牌硬碰硬地叫真，李书福的回答很值得回味：

　　“其实，坐中国车坐外国车都是坐车，从目前的现状看，坐外国车还感觉舒适些，但如果有一天，中国市场上只剩下外国车了，我们的汽车人才、我们的工人，统统就变成了打洋工者，我们就得看人家的眼色行事。虽说现在已经到了国际市场一体化的年代，但我们的民族会持续生存，一个生存着的民族总不能没有信念的支撑。”

　　“再说，我们的国民一直羡慕外国人有车的生活，而外国人卖给我们的汽车又贵得吓人，所以，我们只有自己造车，并在造车的同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概念，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感受到自己在进步，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是一个优势民族！

　　柯受良在布达拉宫前的飞越现场告诉为数不多的人一个信息，他的下一个梦想是飞越长江三峡，他希望飞三峡时用的仍然是国产汽车！

　　李书福则一再扩大吉利集团在汽车工业上的投资，在临海、宁波、上海三个生产基地已经拥有近20万轿车生产能力的基础上，他又在对宁波基地进行扩产改造，改造后的年产能力将从5万辆扩大到15万辆；同时，2002年8月28日，位于浙江台州的占地2726亩、总投资达49.1亿的吉利汽车工业城正式破土，并将于2003年春节前后下线中国第一辆跑车。李书福的搭档徐刚，很慎重地对社会放言，吉利集团正在着力实施“骏马”、“猎豹”、“雄狮”三大工程，并将于2015年实现产销汽车200万辆的宏伟目标。

　　看来，“飞人”与“狂人”都没有退缩的意思。

　　柯受良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中国的土地上，从高山，到河流，甚至到缺氧率高达32%的世界屋脊，中国人都可以留下凌空飞翔的身影，从而把中华民族不断挑战、不屈不挠的性格特征展示在世界眼里。

　　而和几乎所有轿车生产企业比照，吉利的起点是最低的，按照常理，吉利没有资格和强大的对手们拼资金、拼技术、拼人才，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对手面前，吉利的渺小是显而易见的。但小小的吉利在不守规则的李书福的带领下，硬是像一只勇猛的猎犬，舍生忘死地冲进了虎豹群里，用精神和信念，杀出了自己的市场和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塑造出了“中国汽车”这一明确概念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