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懿／文

　　几个月前，柳传志去参加美国管理学会的年会，反响与预期相差极大。10月号的《中国企业家》刊发其总编牛文文的文章《柳传志应该在美国讲什么》，对此进行反思。媒体人的关注视角，其实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近年来的忧虑殊途同归。

　　有朋自欧洲INSEAD商学院来，每年他都以学者身份参加美国管理学会的年会，他说这些年最可喜的是终于听到了些许中国企业家的声音，而最可惜的就是这发声既没有让美国企业家听明白，反而让中国管理学家听得索然无味。他归结为：美国企业家大多是正牌管理学院出身，成功的核心万变不离其宗；而中国企业家往往是个人头上一片天，离开美国人对成功宗义的理解差得很远。语气近乎绝望。

　　人人都说这是文化差异的问题，进一步如牛文文强调的，是语言与范式的差异。这里似乎隐含着一个悖论，为了要让老美想听、听得懂，中国企业家就得放弃那些自己的特色，成功的真谛，屈尊做一些“表面功夫”文章；而为了要弘扬中国人的个性，我们得各色地用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不用再顾忌老美爱不爱听，听懂与否”。

　　果真如此？我看未必。

　　我认为柳传志的失意，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该选择讲什么才能取悦于美国人，而是在于他究竟应该怎么讲才能让美国人心悦诚服。怎么讲，说到底是一个传递的问题，是一个传递技巧与传递理念的问题。正因为有文化的差异，有语言范式的沟堑，传递才成为沟通的根本。相反，柳传志应该讲什么，已是一个先验的假设，甚至是不争的事实——PC市场联想战胜跨国对手的秘诀，说到底就是三句话：一建，二带，三定。这是柳传志时代企业家成功的精华。只要是柳传志在讲联想的成功，就是这么三句话，否则就是失策。问题是这么三句话在西方人的企业理念与管理思想中，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与定位，这一点上中国人近乎盲点，不失分才怪。

　　的确，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没有正牌管理学做理论导向。柳传志时代的中国企业家，成功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种自在的行为，而不是自为的，更不是自觉的。这样的成功经验，要推荐到西方，让西方人接受，不加工不包装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是因为文化问题、观念问题，何以见得张艺谋能够让美国人看懂“大红灯笼”、“秋菊打官司”，经济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反而说不清楚了？我们有时很容易夸大东西方的差异，似乎一言以蔽之。但其实，东西方商场经验的差异远不比东西方两对成功婚姻的差异大多少，成功的逻辑是互通的，关键是谁能将它传递过去？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缺失的已经不是演讲的平台。但是，把这样的舞台机会仅仅看成是个人企业家或个别企业的成功与荣耀，不仅是偏颇的，更是误导的。美国人对中国企业家的关注，首先是对中国经济整体的信心与乐观。只要中国经济一天天增长与强大，中国企业家的地位将更加举世瞩目。但如果我们能将这些企业家的故事——哪怕只是一个故事讲清楚，写明白，这个企业与企业家就能走进美国人的世界，美国人的思维。这里需要的是既了解中国人，又了解美国人的双面人，但正如牛主编感叹的“会写管理书的中国人太少了”，深知两者间异同的人太少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赌气说，我不管你美国人听懂听不懂，美国企业不照样有安然与世通？中国企业就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很好，只要你不在乎全球市场，不在乎美国企业家，你大可不必取悦美国听众。但是，更为明智的理解是，当中国经济进一步地繁荣与增长，当美国人终于警觉中国不是东亚的某条小龙，而视中国为一条充满威胁的经济恐龙，美国人迟早会像80年代研究“日本奇迹”那样，将“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变成美国制造( Made in US)。MIT曾经为了研究索尼与松下，专门成立了日本制造业研究所。中国的明天恐怕也不远了。

　　那么，是让美国人来讲中国企业的故事，还是中国人自己来讲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