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翁益云 本报记者王绍雄

　　江西省富家坞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富铜公司)坐落在江西省德兴市境内，与亚洲第一大矿山——德兴铜矿仅一山之隔，是由富家坞铜矿、大茅山铜矿、富家坞铜钼矿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于1997年2月组建而成。组建前，三家企业效益均较好。

　　可是，新公司组建后不到10个月便停产了，次年已全面陷入困境。几年间，各级党委、政府设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终未使其逃脱“死亡”命运。1999年该公司作为江西省第一大企业被列入全国首批特困户名单，成为国务院重点监控企业。200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破产，5月16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裁定，进入破产还债阶段，2001年12月28日破产终结，2002年5月28日企业破产工作彻底结束。

　　经审查，富铜公司破产时资产总额4.48亿元，负债总额已达8.38亿元，其中流动资产负债已达6.55亿元，欠银行本息高达6.84亿元，不能偿还到期债务。为什么在短短的5年时间，富铜公司由一个利税大户一跌成为一个破产大户？

　　体制转型时期的“拉郎配”

　　富家坞矿区资源由这三家企业共同开采，三家企业为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把企业做大做强，实行强强联手。组建伊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家企业人事、财务仍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进行管理，实行“人进、债进、资产不进”，由于三家企业成立时间不同，主管单位各异，产生了不同的企业文化背景，导致三家企业组成公司后貌合神离。组建公司后，公司内部机构设置为“一总部两矿一公司”，下设19个报账单位，三家企业人事管理权都掌握在各自主管的上级部门，公司为了有个相应的行政级别，总经理挂了个上饶地区经贸委副主任头衔，公司没有人事任免权，在经营管理上便出现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见有利的事就抢，无益的事就推，三方责、权、利不明确。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三家企业组建公司，便被人戏称为“拉郎配”，为日后的破产埋下了祸根。

　　只顾低头“挖井”，忘了抬头“看天”

　　计划经济时代，铜金属是资源型战备物资，市场紧俏，九十年代初中期，铜价连年上扬，丰厚的利润使企业不断扩大采选规模。富铜公司成立后，企业新上一条已被国际淘汰了的、科技含量极低的冶炼成品铜生产线，这样，公司形成了集采、选、冶为一体的生产线，在富家坞，从山上的矿石到金灿灿的成品铜不出10公里便能生产出。但由于国际、国内铜金属市场价格暴跌，铜价由每吨3.25万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一下子狂跌到1.3万元，原来生产出的一吨铜相当于现在的两吨铜，企业生产成本已远远大于销售成本。由于企业红火时，基建工程摊子铺得过大，当铜价下跌时，摊子一下难以收拢，企业生产要亏，不生产也要亏，使企业举步维艰。

　　违反客观规律，高额投入付诸东流

　　1997年11月，富铜公司三期投入扩建，公司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系统规划，便匆匆上马“坑改露”工程，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设计人员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急于求成，冒险将100多米高陡边坡设计比常规提高了几度，致使边坡大范围地垮塌，几年心血，高额投入，付诸东流。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富铜公司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坑改露工程实施后，大量的植被被破坏，矿区先后8次遭泥石流侵害，泥石流把整个采矿场、选矿场都淹埋了。

　　机构臃肿，加速“巨舰”沉海

　　公司成立后，基层机构不仅一个未精简，反而还不断增加，人员也随之而增。特别是管理人员剧增，所谓的“行政级别”也要随之升格，因人设事，一事多人，加重了企业负担，生产成本严重失控。同时企业还办了四所学校、两所医院，其他诸如托儿所、招待所、通讯、水电、广播电视等社会职能部门一应俱全。又因为原企业成立时间较长，离退休人员不断增加，企业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统筹，企业负担沉重。

　　如今富铜公司不存在了，但那茫茫的大山仍然铭刻着它的兴衰与荣辱，在那蕴藏着近300万吨铜金属矿藏的大山深处，将永远警示后人，开采这里的矿藏，必须以富铜公司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