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几乎不打腹稿、善于做比喻的郑永健把威盛的品牌演绎得生动而传神。伴随他而来的，还有台湾IT业厂家在祖国大陆创业所经历的林林总总的故事。

　　投身威盛已7年有余的郑永健，就像是威盛在业界的一块最好的声卡，用简单的语言拉近了这家从事芯片设计的公司与普通百姓的距离，在台湾如是，在内地亦如是。他可以说是台湾“五年级生”的代表人物(“五年级生”是指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已成长为台 湾各个产业的中坚)。

　　带领“中国芯”登陆

　　2001年的某一天，中关村的主街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词：“威盛，中国芯”。这些不是做给路人看的，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威盛是谁，也不知道所谓的芯片到底是计算机的哪个部分，还不知道这家由华人开办的芯片设计公司已经坐到了世界前三强的位子，更不知道这些富于创造性的行销点子是出于威盛公司亚太地区的市场总监郑永健。广告是向驻扎在中关村的IT厂商们宣告威盛的到来。

　　2001年，威盛因为平均连续三年业绩保持126%的增长而名声大震，在打造威盛在台湾地区的名气和包装威盛形象的功劳簿上，郑永健有着重重的一笔，但就是这位品牌推广高手，在其最初受聘威盛的时候，还做过半年的板凳球员，因为郑所学的专业是企业管理，总经理陈文琪在决定聘用他的时候还没想好让他做什么工作，更没有想到，郑永健日后会在行销方面有着出众的表现。

　　进入威盛时的郑永健很年轻，但他从不做出盲目的选择。1995年的威盛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没有上市的小公司，郑永健选择这家小公司源于他对人生一套与众不同的设计。

　　1990年，郑永健进入择业大军，他当时的状况是：没有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对行业不了解。“做什么可以使自己迅速地了解社会和产业呢，我发现记者这个职业简直太好了，可以让你一边学知识，一边交朋友，一边还有薪水发！所以，在做记者的三四年时间里，我的心态不是做新闻，而是交朋友，学知识。”这使他没有像一些记者那样过高地膨胀自己，始终看到，自己背后的光环是媒体，人家肯臣服于你的笔下是因为媒体，媒体使郑永健结交了很多朋友。1995年，郑永健决定进入产业。

　　进入产业之前，曾创办过《元器件》杂志的郑永健认为自己对半导体有一些了解，而且，台湾地区是物质资源匮乏的地方，惟一不需要有太多物质支持的行业就是半导体设计行业。当今天的祖国大陆日益成为制造中心的情况下，世界的IT厂商纷纷到内地设厂，台湾地区的制造优势不再，惟有对技术能力要求高的一些行业可以略微保持既定的优势，芯片设计属其一。这一点，郑永健看对了。

　　郑永健曾迟疑：自己凭什么到这家公司工作？因为所学不是半导体，硕士念的也是经济管理。但他觉得自己至少对营销有了解，于是斗胆敲开了陈文琪的门。经过两次苛刻的面试之后，陈文琪告诉他：“其实，你的专业知识不够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但我觉得你对人很有办法。你能够影响我，我相信你也能够影响别人。”

　　陈文琪把郑永健招到公司之后便去了美国，一去就是半年，郑永健则在这家技术主导型公司里寻找自己的定位，一找也是半年。“后来我观察到，这个做技术研发的公司缺一个面向市场的窗口。做研发技术再好，如果没有市场的铺陈，就无法把产品推销出去，没有成绩。”随后，郑永健担任威盛的市场经理，直至威盛亚太地区市场行销总监。

　　五六年的时间，郑永健就升迁到一个市值以亿美元为单位计数的公司的地区行销总监，这是一个奇迹。其中有机缘巧合，更有郑永健的努力。1997年，郑永健穿梭于中国内地、韩国和日本，开始了威盛的泛亚太地区考察，为威盛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之所以可以被派来承担这个工作，是因为当时的威盛“蜀中无大将”，而1995年、1996年时的中国内地在大多数的人眼里还是一个二手市场，IT业上看不出有什么增长点。跑这块市场成了一件苦差事。近两年的中国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各地的厂商们更是开始了在中国设厂建立办事机构的加速跑。为威盛也创造了不少机会。

　　2000年10月，在郑永健的主持下，威盛在北京、杭州和深圳分别成立处理器研发中心、软件开发中心和技术支持中心。而后，又在上海、香港设分支机构。威盛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也由原来的十几平米的面积和三个员工座位发展到三四千平米的办公面积和四五百人的队伍。内地的大量基础人才也是威盛到北京设立分公司的考虑因素之一。根据信息产业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内地被认定的专业IC设计人才其实只有3500人，但威盛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以自己的经验，已培养了近500人的芯片设计人才。

　　内地缴学费

　　“刚进入内地市场的时候，如何与客户接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困惑。有的人告诉我：‘问题不大，交给我就行，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帮你搞定。’后来我才知道，问题不大就是问题很大的意思。”历数进入内地创建分公司时所吃的亏，郑永健的娃娃脸上依然带着笑。而让他花过冤枉钱的则是最开始办研讨会的时候。

　　“在这里办活动怎样才能吸引客户来参加，是我需要的经验。有人告诉我，办客户市场活动的时候，一定有好多好的奖品，会议结束的时候再摸奖，客户才愿意来。为了效益，我当然可以搞这样的活动。那时候VCD还比较受欢迎，于是VCD等家电摆了满满的一屋子。开会的时候，我心里怪怪的：原本是一个很专业的研讨会，为什么要搞得像一个家电大展。果然，会议进行了一半，大家都还在，不过眼睛里看着的不是研讨内容。抽奖开始了，与我合办的人念到：‘彩电得主是某某，’我作为主持人站在讲台上发现：怎么拿起来的名片和念出来的名字不一样？原来真正得奖人的名字写在他的手上，名片仅供参考。得奖的统统是他自己的经销商和他自己的亲信好友。像这样的事我当时还是缴了一些学费的。后来我才发现，不见得这样的活动你要这样做才能达到你预期的效果。慢慢地，我摸索出了在这个市场上成本控制的方法。当然一事两面，我还是感谢那些曾经牵着我的手走的人，如果不是他们，我也走不进这个市场。”

　　在郑永健的账本里，这些学费统统被归到“适应当地文化”的项目之下，这是一种“宽容”。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台巴子”，当别人问起他是从哪里来的，郑永健只说是南方的。他还努力学习北京人的卷舌，结果是“怪声怪调”。

　　经典案例和经典笑话

　　郑永健对于行销有自己的理解：“做研发总是要做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才面世，但做市场不能这样，因为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市场的反映是什么，等你花费了很多心血把技术做出来，却不是市场需要的，那就浪费了。所以，市场应该是产品的眼睛。观察市场的氛围，以及市场上相同产品的认同度，意见反馈后，才能让理想和实际结合。”

　　应该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行销经验。不过，这条原则指导下的郑永健也曾经为此闹出了非常经典的笑话。

　　“1994年、1995年的时候，威盛的业绩并不理想。当时我们的产品出了点问题，公司差点倒掉，我一直埋头做事，所以不知道。两年之后有人对我说：当时我们的公司是那样那样的，你知道么？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当时全公司就你一个人最乐观’。而所有人都在旁边拍拍手说：‘小伙子干得好！’我每天都跟媒体说公司多么有前景，因为我跟媒体的关系比较熟，所有媒体传达的信息都是威盛如何如何好，还有很大篇幅的报道，其实当时公司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一点都不害怕。有人说无知是最大的恐惧，但我却是因为无知而勇敢地往前冲。事后，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那时我有一个经典笑话。当时正是从586升级到P6，我从内部知道消息说我们已经取得进展了，就同媒体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媒体也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说，威盛已经领先全球开发出了P6部分的芯片组。做的是头版，很大的一块，让我很是沾沾自喜。

　　一天我正好从公司的公布板前走过，见到一个人在那里看，还小声嘀咕：‘哇！我们公司连P6的晶片组都做出来了！’我当时在旁边大声说：‘是呀，是呀！你不知道吗？’然后还跟人家解释半天P6是什么。他说：‘我就是P6专案的负责人！’我立刻就不敢啰嗦了。其实当时产品还没有做好，但我已经把它推出去了。当然，后来产品做得很好。市场也得到很大的反馈。”

　　“在公司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再好、再专业的东西也需要包装。公关和市场就像一个精美产品外面的包装纸。所有拿到礼物的人，第一个感动并不是里面的东西，而是来自于外面的包装。就算是钻石，你用黑胶带随便滚一滚，也不会让人感到它的昂贵；哪怕是一片树叶，你用锦缎来衬托它也会显得与众不同。所以，我认为公关和市场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在产品出来之前，透过文字的包装和思维的包装，呈现给媒体，在让他们帮你做另外一个包装。”

　　2001年9月7日，威盛遭到了英特尔的起诉，而9月10日和9月20日，威盛也对英特尔进行了其他产品的起诉。消息一出，威盛股票大跌。不断有人打电话询问，甚至有的股民哭哭啼啼：“你们要我们这些百姓怎么办？你们为什么要同英特尔打仗，我的股价从多少跌到多少，我们一家老小要跳楼了，你知道么？”这是一起严肃的危机公关事件。郑永健只好耐心地给所有人做解释，叫人们不要担心。而此事的对外宣传则在郑永健的演绎下变成了“蚂蚁斗大象”的故事。随着英特尔官司的败诉，威盛的故事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中国芯”之后，郑永健正在推广威盛的“应用”概念，努力让内地市场的家电以及IT厂商们看到，芯片速度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以更低的成本开发芯片的其他应用即将成为主流。威盛正在努力开拓具有80亿美元之多的中低端市场，要抢在英特尔这位巨人肯弯腰捡市场的这些“芝麻”之前。商报记者温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