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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文
美国连续的“公司丑闻”再一次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司治理模式和经济模式的大讨论，舆论界甚至发出了“股票资本主义失灵了吗”的惊呼，人们开始重新看待以股票和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美国经济模式，重新肯定重视就业等企业社会责任的欧洲经济模式。
美国经济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英国记者威尔·哈顿在刚刚出版的《我们居住的世界》一书中强调，重视股价的美国经济模式事实上剥夺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伦敦大学经济系教授弗雷德·盖伊指出，“人们开始重新看待英美式市场原理。重视与股东、员工、相关企业和社区等各方面关系的欧洲大陆型经营和企业管理模式，今后将进一步受到关注。”
那么，何谓“股票资本主义”？美国经济模式和欧洲经济模式有何异同？导致美国公司丑闻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美国式股票文化
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分为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后者包括德国、荷兰、日本等等。美国模式与日德模式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对股票价值和作用的理解上及其观念的差异上。换言之，美国模式中股票在经济系统中和公司治理模式中具有较大的作用，甚至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和经济制度模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有人将美国说成是“金融化”或“股票化”的模式，或称之为股票资本主义。
过去的20年里，美国模式无可匹敌的榜样力量使它扩散到整个世界：工会的力量被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是一切；供给商激烈的竞争取代了传统的“消费者的市场”期权(而不是工资)成为公司管理层获取丰厚报酬的方式；证券分析师成为受尊敬的公司是否良好运作的仲裁人等。也正关于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将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将经济制度分为上述两种模式。
在美国模式中，公司的股东利益至高无上，股东利益无疑优越于雇员利益。对股东来说，公司被认为主要是甚至专门是通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殖的工具；对雇员来说，公司不是为其谋取利益的福利机构；对整个国家来说，股票市场是最终衡量公司业绩与成败的核心指标，股票指数是衡量国民福利的主要标准，股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就意味着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其它更好的多元化的公益标准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指标。在美国模式中，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是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权优先于任何其它权利，财产的地位优先于任何其它利益的地位。
而日本模式的特征正好与美国模式相反，即它是非“金融化”、非“股票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远远不像美国和英国经济那样以证券市场即以股票价值为中心。例如，绝大多数德国和日本的大众报纸只有很小的版面留做“家庭金融服务”栏目，债券在日本和德国的家庭投资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1996年大约是6%，而美国则高达20%；经济景气时美国家庭将其145%的收入投入股票市场，而德国不足20%，日本仅略高一点。美日企业管理比较
美国模式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有两个标准：一是企业效率以它对投资者的回报为衡量依据；一是经理听命于资本所有者。
与美国模式相比较，日本的企业结构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日本人更喜欢放弃选择而做出长期的承诺，这可以被看作是雇员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日本企业的效率标准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重要的还须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甚至还要看他对雇员给予的回报。
第二，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是所谓的垂直领导形式，即“毛细血管”式的内部控制体制。终身雇佣体制使年轻的初级管理人员必须听命于他的上级的指示。
第三，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在企业工会作用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日本企业中传统理念统治着雇佣劳动，这个理念认为整个工人队伍就是一个社团，具有强烈的“团队精神”，而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就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公司更像一个团体而不是契约组成的网络或契约的结果，董事会更像是企业团体的长者而不是股东的代理。
不过，在过去几年，美国模式正在日本悄悄地普及。日本经济近10年的衰退使人们几乎对其丧失了信心：昔日的优点顷刻之间变成了今天的缺点；“老一代”的遗产变成了新一代的包袱；MBA和真正相信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博士的归国加强了美国模式的影响力；《华尔街日报》、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已成为今天公司熟通英语的高层主管人手一份的必读物；高学历的年轻人在金融业中产生了强烈的扩散效应。日本市场营销的国际化使公司高管人员普遍意识到，要享有美英同行享有的更广范围的公司自由控制权，并领悟到使金融资本在国外市场流动的好处，标准普尔的估价和对纽约证券交易市场行情的期望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美国在日本公司股票投资的不断增加使他们在董事会赢得一席之地，并逐渐赢得了对日本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的机会。
虽然美国“公司丑闻”使美国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但美国模式作为“典范”，经过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传播而在全世界进一步得到加强。尤其是苏东解体以后，大学经济系使用的教科书几乎都是清一色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或者模仿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这些教科书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也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种近乎世界性的思潮。美国模式失灵还是“公共失灵”﹖
在微观层面上，人们可以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及市场制度和企业运作上找出许许多多的弊病，认为它们是导致美国公司“丑闻”事件不断发生的元凶：公司管理层过高的回报、腐败的市场分析员、经理阶层强大的权力、过分扭曲的市场、会计审计系统的弊病、不透明的信息披露、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的不正当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今天人们分析导致美国丑闻事件的重要原因，从而吸引了众多分析家的讨论，成为反面教材，令人深思。
我们知道，“道德风险”这类激励的问题在所有等级制度组织——私人或是公共组织——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在前者中它导致了“市场失灵”，在后者中表现为“非市场失灵”即“公共失灵”。通常认为，监管私人管理者比公共部门更为容易，因为他们的目标安排比给公共决策者的目标安排更容易测量，但这不完全正确，尤其对股票市场来说。另一方面，私人行为发生的激励问题与政府行为发生的激励问题相比，前者更容易解决和更为直观，因为它除了要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以外，还要受到市场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被替换。
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股票市场中可以实施的监管和控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所谓“公共失灵”。经济学家辛格(Singh)早就指出，接管可能使企业盈利，但也可能使之经营不善或亏损。斯蒂格利茨则认为，20世纪80年代接管浪潮的受益者不是股东，而是公司管理层，他们攫取了大量的信息，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对此，多尔教授也指出，对私人经理的有效控制取决于政府制定的法规。
总之，在私人部门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上，对公司管理层的激励尤为重要，因为其道德风险反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是非常独特的(难以察觉)和严重的(数额巨大)。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其信息的藏匿和隐藏的行动将会成为影响他人收益的重要变量，甚至千百倍于其它市场。股票市场监管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儿小问题都有“放大”作用，其后果都将会远远大于任何其它市场。
这样，来自道德风险的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就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失灵”的倾向。在股票化的经济体系中，一旦问题爆发，与那些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例如莱茵模式)或其它市场相比较(他们同样也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定会“一鸣惊人”，成为举世皆知的丑闻。中国的模式选择
经济制度比较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多尔教授认为，某些方面，今天中国加入WTO像60年代日本进入“关贸总协定”。但在另一些方面，现在的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是不同的，“由于日本在冷战中处于美国阵营中，它很好地理解了美国模式……日本作为特定的美国客户的状况使美国模式具有头号的影响并不奇怪，而且在那时，集体协议、收入再分配的尺度、旨在促进增长、充分就业等凯恩斯措施对美国经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多尔看来，“中国对股票主义充满热情，但是它团体经营的传统更强”，因此“让中国人民了解经济组织的不同方式，特别是德日与英美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是十分重要的”。多尔也批评中国的某些人，认为他们对美国模式所知甚多、很具体，甚至比知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具体得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教授，《中国“入世”研究报告——进入WTO的中国产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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