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11日上午，北京大学朗润园又迎来一位贵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阿马蒂亚·森教授应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前来参加“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严复年度经济学纪念讲座”。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也在邀请之列，但很遗憾，吴老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出席，人们期盼已久的中外两颗“经济学良心”的对话并未如期上演，此为最大憾事。

　　阿马蒂亚·森教授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担负者”，在北大期间他做了题为《不平等和贫困研究所面临的挑战》的专题演讲，呼吁众人齐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共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很多国家的穷人都把阿马蒂亚·森当成“救世主”，因为他是一位勇敢而又有良知的大师。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是：经济学必须关注贫穷。

　　穷人的经济学家

　　7月11日那天，北京的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可北大朗润园里的温度似乎更高，当阿马蒂亚·森教授系一条中国红的领带，精神矍铄地出现在报告现场时，人群中一阵噪动，有人轻声呼喊着教授的名字，紧接着会场上响起如旋风般热烈的掌声。

　　阿马蒂亚·森缘何让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如此激动？因为他不仅仅是位诺奖得主，更与众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对社会底层人民的道德关怀，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担负者”。很多国家的穷人都把他当成“救世主”，因为作为一位勇敢而又有良知的大师，他一生都在为那些被剥夺权利和尊严的穷苦百姓辛苦地做着学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是：经济学必须关注贫穷，关注被蹂躏和处在经济劣势一方的穷人。他将严密苛刻的经济学理论和道德哲学精神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旨在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学研究。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阿马蒂亚·森颇具平民科学家风范，不似某些经济学家那般器宇轩昂，他只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头，朝大家谦逊和蔼地微笑着。

　　“中国人对传统贫困足够重视”

　　简短热情的宾主寒暄之后，众人期待已久的演讲终于开始。阿马蒂亚·森说：“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数目的庞大以及中国自然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加大、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世界上仍属于比较低的，但中国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人口识字率已远远超过了同等GNP水平的国家，这表明了中国人对传统贫困的重视，对能力贫困的重视，对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重视，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厅里的人越拥越多，空气越来越燥热，年届69岁的阿马蒂亚·森教授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笑了笑，继续往下讲。

　　随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卢迈等人对阿马蒂亚·森的演讲发表了评论。他们向森教授提出了“光有经济增长是不是足够改变社会贫困状况？”“市场经济整合的裨益性能否扶贫？”等问题，森教授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贫困和劳动力的价值分布有关，首先，收入的不平等反映了地区的不同。对于那些有技能的人我们应该刺激他们，推动他们以更高的效率去工作。在解决劳动力价值问题上，很大程度取决于市场在提供教育、健康方面有多少缺陷。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在教育、健康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要吸取很多教训，亚洲经济危机后，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保障体系等不能保证人们不摔倒。”

　　“我是印度人”

　　阿马蒂亚·森生于印度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为印度文学教授和畅销书作家。森的一家人包括母亲、祖母都在大学教书，所以他称自己为“出生在校园里，成长在校园里，一天到晚都待在校园里”。他自述在其很小的时候便与祖父严肃地讨论“价值”和“信仰”。由于他何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多年来一直是森氏大家庭的一项玩笑性的话题，当森终于获悉自己真的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纽约打电话告知他的母亲时，他的母亲将信将疑，以为她的儿子又在同她开玩笑，她回答道：“让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再说。”

　　阿马蒂亚·森虽然长期居住在英美，但从未放弃他的印度国籍，因此，他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同时也是第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一生得过7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别人问他“您还记得自己得过什么学位吗？”，他笑答：“我记忆力奇佳，什么都记得”。

　　和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样，阿马蒂亚的学术视野十分宽泛，真正奠定他在经济学和哲学界的地位的，是研究灾荒成因、贫富悬殊原因、如何衡量贫困以及福利经济学等内容。当年，外电引述了阿马蒂亚获悉自己得奖后说的一句话：“你不能凭富裕和繁华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这句看似简单的肺腑之言，深刻昭示了他1993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被称为“沉闷科学(经济学)的良知”，确非溢美之词。

　　阿马蒂亚·森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涉及公共选择、福利、饥荒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具体表现在：一、他提出了全新的福利和贫困指数。他认为，国民收入并不是衡量一国福利的终极指标，只有创造这些收入的能力的集合才是这样的指标。他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编制，使其成为多个国际组织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指导性文件。二、他在饥荒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饥荒可能不是因为食物的总体短缺造成的，而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给了研究贫穷、饥荒、财富分配与福利经济的阿马蒂亚·森，瑞典皇家科学院审核委员会在颂词中这样解释：“他在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再度注入了伦理层面的思考”。这一赞誉是在向经济学术界宣布：经济科学不应当只看成一个纯粹的思想构架、数学模型或中性的分析工具。它也应当用来讨论政策的选择，并解决人类遭遇的实际问题。“伦理层面”即是以人道精神为核心，包括了对人性的关注、社会公平的普及、人民福祉的提升以及免于饥饿病痛等等的价值判断。

　　“经济学者应有人文关怀”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与森教授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情形：“1987年，我从美国回到国内来，当时国内做经济学研究的人还不是很多。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想翻译一些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书介绍给国人。我就给森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非常荣幸，森教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给了我很多指点。”

　　“1988年，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年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森教授。那是一个早晨，森教授一个人坐在餐厅里吃早餐。他吃得很多，面前的盘子装得满满的，我心想，森研究的是饥饿问题，所以首先自己要吃饱哟”，林毅夫的这般风趣幽默惹得台下众人大笑，“我走过去和他攀谈起来，‘我过去给您写过信，现在我在国内工作。’森教授很是高兴地表示记得我。他非常和蔼可亲，给我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到现在我还很受用。”

　　林毅夫认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对我，对我们国内的人都有非常多的启发。我想，我们当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我们不仅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发展进步，而且希望社会上那些最贫穷、最底层的人能够有人关心。阿马蒂亚·森教授充分体现了像菩萨一样的普遍关怀。他说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如果一定要他选择宗教信仰的话，他会选择佛教，因为他想普度众生。这充分说明，森教授为什么会研究福利问题，为什么会研究社会底层问题。他的研究对国内的经济学家也会有许多启发，因为他研究的看起来并不是社会上大家最关心的如何赚钱的问题，他研究的是发展的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本报记者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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